耶穌的童年

《耶穌的童年》講述的是一個奇特而神秘的故事。一名寂寞男子，一個天才兒童，遠渡重洋來到陌生國度。他們被抹除記憶，篡改身份，同另一位不相干的女子組成“偶合家庭”，開始全新生活。 ^[1] 

在庫切的作品列裏，《耶穌的童年》顯得十分正單純。這種單純源於捨去了許多眼花繚亂的敍事技巧，同樣更深層的緣由在於庫切對乾淨洗練的語言不動聲色地把握。回想一下移民澳洲後庫切完成的作品，《凶年紀事》中那種議論與虛構文體的雜糅，自傳性作品《夏日》中以旁觀者的身份書寫自己虛構的傳記，似乎都有很深的意味。借用他在《凶年紀事》中夫子自道的話説，許多作家邁入老年之後文筆會日趨鬆散，人物和情節都會呈現程式化的一面，這種症狀通常會被認為是創作力衰退，創作慾望不復當年，“然而，就內心情感而言，同樣的變化也許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讀：譬如一種解放，一副堪當大任的清澈頭腦”，也許這種變化只是證明“自己遠非衰退，而是擺脱了從前像是禁錮他的諸般鐐銬，使他真正能夠直面自己的靈魂問題：該怎麼活”。

《耶穌的童年》與耶穌無關，與宗教無關，如果非要牽扯出一絲的關聯，大概與個體的信仰有關。這個故事有着某種程度的荒誕性，缺乏合理的鋪墊，而且這種缺失明顯是作者故意為之。從庫切急切地進入故事的方式來看，他似乎並不擔心故事本身是否有着現實的基礎。故事開始時，一個很突兀的畫面，西蒙帶着五歲的大衞在一個陌生國度的安置中心。他想找到一個落腳點，而且急於找到一份工作，只是為了幫助大衞尋找他的母親。他不斷地向人解釋，他不是大衞的父親，他們只是在船上相遇，大衞與他的母親走失了，身上唯一能證明他身份的信件也丟了。他們都從過去來到這個叫做諾維拉安置中心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這個國家與任何國家都不同，它自成一個國度，獨立的烏托邦，生活在這裏的人沒有慾望，沒有娛樂，依靠基本的條件生活（只有麪包），他們辛勤的工作，從不奢望改變什麼，生活就是生活，波瀾不驚，按部就班是生活的常態。西蒙在碼頭找到了一份搬運工的工作，暫時安頓了下來。這裏有一個頗為怪異的地方，西蒙為了幫助大衞尋找他的媽媽來到這個地方，但是他沒有任何跡象能證明孩子的媽媽來過這裏。總之，他開始幫助大衞物色一個媽媽，在一次散步的路途中，看到了一位打網球的女士伊妮絲，他請求她做大衞的母親：“不是收養。是做他的母親，他的真正母親。”這個片段荒誕的地方在於，伊妮絲不但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建議，而且認為理所當然，她就是他血緣上的母親。這是本書最為荒誕的部分，荒誕的原因似乎我們能感覺到是作者庫切強迫我們認同這樣的觀點。就如同西蒙向大衞解釋的那樣：“我們在她的心裏播下種子，現在我們必須耐心地等它生長。只要你和她能夠喜歡對方，種子肯定會生長開花”。

這是一個新移民的寓言。當庫切成為澳洲作家開始，他就開始了這種新生活的嘗試。《耶穌的童年》無關於宗教，只是關於人類伊始時，人類如何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建構自己的生活。小説中寫到了很多場類似古希臘廣場哲學的辯論，西蒙與他的碼頭工作的同伴，西蒙與安置中心的工作人員安娜，西蒙與他的鄰居埃琳娜，甚至西蒙與大衞。這種辯論源於一種懷疑精神，源於一個帶着原有記憶的外來者與這裏平靜單調生活的衝突，源於西蒙對這種缺乏激情與慾望，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的反抗。小説中提到他在教授大衞閲讀《堂吉訶德》時，説這本書代表了我們兩種看世界的眼睛，一種是堂吉訶德的眼睛，一種是桑丘的眼睛：“對堂吉訶德來説，這是他要戰勝的巨人。對桑丘來説，這只是一座磨坊。”而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贊同桑丘的看法，認為這只是一座磨坊。

對庫切而言，這個寓言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作為一個異鄉人來到陌生的環境中，他同時帶來的還有一種過去的記憶，這種記憶與現有的環境是相沖突的。這就是為何西蒙來到這個國度後發生的一系列的辯論。但是我們也會注意到，這種辯論是一種溝通的基礎。想要在新世界中生存下來，要適應他們的生活節奏，遵循他們共同的規則，使用他們的語言，融入他們的社會。但是作為一個異鄉人，如果只是單純的適應，沒有內心的衝突是不可能的。他在適應的同時，也在反抗着一些陳規陋習。他過去的記憶，對慾望的合理利用，對改變生活決心，對歷史的正確態度，都決定着他的未來。

我們同樣會注意到，同樣是來自外地的異鄉人，大衞的內心並不存在這種衝突。因為他還是個孩子，一切都要從零開始接受習俗與文化學習。這就是兩種融入新世界的方式，一種從零開始的記憶，一種是把自己原有的記憶打碎，在衝突與質疑中融合。換句話説，庫切寫到的這種異鄉人的經驗是經過內心的掙扎，激烈的抉擇後才能接受他的新身份。但是這種身份的心理認同可能需要一個更久的時間，甚至需要到下一代才能完全融入新生活。

小説中，西蒙向大衞解釋在陌生國度中使用語言的重要性：“每個人來到這個國家都是異鄉人。我來到時候是異鄉人，你來的時候是異鄉人。伊妮絲和她的兄弟都是異鄉人。我們從不同的國度來到這個尋找新的生活。但現在，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所以我們必須彼此合作，我們協作的一個方式就是説同樣的語言。這是規則……如果你拒絕這樣做，如果你不好好對待西班牙語，堅持説自己的語言，那就會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孤獨的世界裏。你會沒有朋友。你會被人遺棄。”也正是對語言的這種重要性的認識，當西蒙與伊妮絲髮現大衞無法從這個國度中接受到他應得的教育，他們離開了這個國家，開始了新的旅途，重新尋找新的生活。

這是身為作家的庫切的真實隱喻。他似乎在暗示着，無論他成為哪一國的居民，也無法阻擋他的筆觸與思想孜孜不倦地尋找新的精神家園。

小説帶有喜劇性的驚奇和震動，敍事織體仍是庫切式的稠密，包含“新生活”所指涉的形而上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多個母題。 ^[1-2]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3張)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1940年生於南非開普敦，荷蘭裔移民後代。成長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形並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離開南非赴倫敦，從事電腦軟件設計。1965年到美國攻讀文學博士，畢業後在紐約州立大學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開普敦大學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庫切曾經獲得了一系列國際知名大獎。小説《等待野蠻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費柏紀念獎、布萊克紀念獎，為庫切贏得了國際聲譽。《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1983）出版當年就贏得英語文學界最高榮譽——英國布克獎。《恥》1999年再度獲布克獎，使庫切成為唯一的一位兩次獲該獎項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師》獲得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説獎。《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傳體小説，披露他生活中不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還有《幽暗之地》（1974）、《內陸深處》（1997）、《福》（1986）、《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慢人》（2005）等。庫切的每一部作品風格完全不同，意義多元。他是英語文學中獲獎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獎項，還獲得過法國費米那獎、美國普利策獎、2000年英聯邦作家獎等。 ^[3]  2003年庫切榮膺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