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元愷

羅元愷 ^[1]  （1914－1995），中醫婦科學家。生於1914年，廣東南海縣人。出身於書香世家，其父以儒通醫。幼承庭訓，於1930年考入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並與同學組成克明醫學研究會，出版《克明醫刊》。1935年畢業後留校任教。解放初期出任該校校長，兼任廣東中醫院院長及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副校長。1956年參與籌辦廣州中醫學院，先後任金匱教研組、婦兒科教研組及婦產科教研室主任，副院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學位評議委員會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醫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從醫執教50餘年，長於內、兒、婦科，尤精於婦科。創制的“促排卵湯”、“滋腎育胎丸”曾獲衞生部科技成果乙等獎。為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點注婦人規》、《羅元愷醫著選》等，主編全國高等醫藥院校統編教材《中醫兒科學》第一、二版和《中醫婦科學》第五版，《高等中醫院校教學參考叢書·中醫婦科學》等。參加編寫《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醫婦科分冊》。

羅元愷，字世弘，出身於書香之家。其父羅棣華以儒通醫。他幼承庭訓，童年曾就讀於私塾，誦四書五經及古文詩賦，並得其父之指導及薰陶，對中醫學亦有所接觸。當他在高小學習時，適逢廣州市發生“六·二三”沙基慘案，耳聞目睹青年學生傷亡於外強槍下，激發了他的愛國思想，對帝國主義的橫蠻深感憤慨。1930年考入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就讀，翌年發生了日本侵佔東三省之“九·一八事變”，他參加到廣大學生的行列中，到各地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在其後的八年抗戰中，他力主抗日，對漢奸賣國賊深表痛恨。抗戰期間，他離鄉背井，輾轉於湘、桂、粵北等地達7年之久，不願做敵偽的順民。

在中醫學校的5年裏，羅元愷勤奮學習，誦讀了內、難、傷寒、金匱、本草、温病等經典著作，對中醫學有了深入的理解。他與同班十位同學組成“克明醫學會”，共同研討學習中的疑難，撰寫醫學論文，以互相交流啓發。其後還出版了《克明醫刊》。經5年的研修與臨牀實習，1935年羅元愷以總成績第一畢業，並留任該校附屬的廣東中醫院任住院醫師。先後在門診及病房診治病人，以內科為主，兼顧婦、兒科。從1935年至1938年末，他在醫院遇到並處理了各種疑難重症，為其臨牀診療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1938年10月，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直逼廣州。廣東中醫院被迫停業疏散。羅元愷與家人離開廣州，返回故鄉南海縣。一個月後，日軍繼續進犯南海縣，他乃轉道香港，行醫謀生。1939年，其母校遷至香港授課，他受聘為金匱要略教師。

1941年底香港被日軍攻陷，學校再次停辦。羅元愷於1942年初舉家輾轉前往廣東北部之韶關市開業行醫，翌年又與母校之校董、校友等共同籌劃在韶關復辦中醫學校。但正當籌備就緒準備開課時，日軍又擬進犯韶關，覆校之事乃告吹，他又被迫轉往廣東西北部之山區連縣。除在縣城開業診病外，並與當地老中醫趙伯平創辦了連縣中醫講習所（當時政府只准中醫學校稱講習所），全部課程均由羅元愷編寫講義及講授。經兩年之努力，已有一個班結業並在當地行醫。在抗戰期間，雖然顛沛流離，生活艱難，他仍執着於中醫教育事業，為培養人才而貢獻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是年底羅元愷即返回廣州，並與校董、校友們取得聯繫，籌劃中醫院校的復辦。但學校和醫院已被當局佔作他用，設備也全部散失，故醫院延至1948年秋才得復業，而學校則於1947年逐步收回，同年秋招生復課，羅元愷回母校任兒科教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羅元愷積極從事中醫教學工作。1950年4月，36歲的羅元愷就任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校長。從1951年起，還兼任附屬廣東中醫院院長。為了學校和醫院的建設，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醫療質量、學生管理等各個方面，事必躬親，並廣納人才，使學校和醫院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軌，得到發展。

建國後，中醫工作開始受到重視，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也被省文教廳列入廣州11所大專院校之列（以前中醫學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統之外的），學校得到政府資助，學生有助學金，畢業後由國家分配工作，中醫工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這一切，使羅元愷工作更為振奮。然而，事物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1953年8月，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被改為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羅元愷被任命為副校長。原中醫學校仍辦至1955年學生全部畢業為止。按上級制定的課程，中醫進修學校主要講授西醫基本技能，欲使原有的中醫經進修成為西醫士。這是將中醫西醫化的一種手段。但羅元愷任職後，仍堅持安排一些中醫課加以講授，使進修生的中醫水平亦得到鞏固和提高。1956年，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籌辦4所中醫學院，廣州是其中之一。是年5月，羅元愷被任命為廣州中醫學院籌備委員，參與制訂規劃和選擇校址等工作。

1956年9月廣州中醫學院招生開學，羅元愷兼任學院的金匱要略教研組組長。1958年中醫進修學校併入中醫學院成為進修部，他任進修部主任兼婦兒科教研組主任、院務委員會委員。1971年婦兒科分為兩個教研室，他繼任婦科教研室主任，並作為學科帶頭人負責婦科的醫療、教學、科研工作。從1980年起任學院副院長、顧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羅元愷不僅在事業上有較大的建樹和發展，還積極參加了社會政治活動。1951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1963年當選為第四屆廣東省人大代表；1978年至1988年連續當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並曾擔任中華醫學會和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理事、廣東省中醫學會副主任委員。他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衞生部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首批中醫博士研究生導師。1984年他任團長率廣州中醫專家代表團訪問泰國，1986和1989年出席了第二、三屆亞洲中醫藥學術大會。1989年到香港講學。

羅元愷從醫幾十年，對中醫理論有較深入的研究，對歷代中醫各家各學派的醫著亦廣為涉獵，但他尊古而不泥古，善於變通和創新。他比較重視腎脾氣血，認為腎主先天，脾主後天，先後天協調，氣血旺盛，則人體健壯，精神充足，抵抗力強，自可無病，即或偶膺疾病，病亦輕淺而易愈，婦女尤其如此。婦女的生理特點主要是月經與妊娠，月經與腎氣的盛衰有直接的關係。臨牀驗證，閉經、不孕或屢孕屢墮的患者亦多有腎虛表現。羅元愷據此提出女性的生殖調節軸為：腎氣→天癸→衝任→胞宮。這與西醫的生殖內分泌軸，即下丘腦—垂體—卵巢—子宮，實有相似之意義。他曾撰《腎氣、天癸、衝任的探討和對婦科的關係》一文加以闡述，並先後著有《論腎與生殖》、《不孕不育症的臨牀體會》、《閉經的調治》、《更年期綜合徵的調治》等文，以及《脾胃學説與婦科的關係》，從各個側面詳盡論述腎脾與生殖功能及婦科疾病的關係。羅元愷重視腎脾的學術思想，與明代名醫張景嶽的觀點是一致的。張氏《婦人規》指出：“調經之要，貴在補脾胃以滋血之源，養腎氣以安血之室。”又説：“陽邪之至，害必歸陰，五臟之傷，窮必及腎。此源流之必然，即治療之要着”。羅元愷認為這種觀點頗為正確，切合臨牀實際，故特把《景嶽全書·婦人規》加以點注出版，除將原文標點斷句及逐條註釋外，並結合其臨牀經驗、彙集現代醫學知識適當給予補充。在卷首撰有《張景嶽學術思想及其對婦科的觀點簡介》一文，指出“景嶽對於各家的學術觀點既吸收其所長，又不完全苟同，而獨樹一幟”。“在婦科方面，立論比較允當，內容亦較切合實際，對於臨牀應用，足資參考，值得推崇”。在註釋中，對張氏學術上的某些偏見及迷信附會的説法，亦加以批判，更增加其實用價值。

羅元愷除了對腎脾的深入探討之外，晚年對血瘀亦頗有研究。認為婦科雖虛證較多，但氣滯血瘀也不少見，不僅可見之於痛經、子宮肌瘤等患者，有些不孕症也屬此列。他從理論和臨牀上研究婦科血瘀證的治法，撰有《活血化瘀法對婦產科疾病的療效》、《痛經的證治》、《盆腔炎的中醫治療》及《子宮肌瘤的中藥治療》等文加以論述。

對整個中醫理論體系來説，羅元愷比較重視陰陽學説，認為陰陽學説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他撰有《祖國醫學的陰陽五行學説》、《陰陽學説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等文，認為從現存最早的中醫典籍《內經》開始，對人體及其疾病的認識都貫穿着對立統一的哲學觀點，陰陽學説不僅作為中醫理論的指導思想，而且在理、法、方、藥各個環節都有具體的運用，這是中醫理論具有辯證法思想的體現。

羅元愷治學嚴謹，主張由博返約。他認為一個醫學家除研讀醫著之外，也應涉獵文、史、哲、數、理、化、天文、地理及其他有關的邊緣科學，俾能獲得廣博的知識。因為任何一門學問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滲透、互相啓發，甚或互相移植的。基礎寬廣而紮實，學問的造詣才能更高深。認為學醫之道，除具備必要的基礎知識外，在醫學領域，也同樣需要由博返約，由通而專。醫者在掌握了中醫基礎理論之後，就要從理論到實踐，從內科到各科，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深入鑽研，才會有更大的成就。他曾寫《博學篤行，業精於專》一文以述其治學精神。他還認為，一個學者不能只是重複古人的理論或治法方藥，應作分析和驗證，明辨是非，不宜盲從，而應有所創新。如對古人所謂“女子以肝為先天”、“黃芩白朮乃安胎聖藥”等觀點，他都持不同意見。曾撰《對“女子以肝為先天”一説的商榷》、《漫談“黃芩白朮乃安胎聖藥”之説》、《對“柴胡劫肝陰、葛根竭胃汁”的評議》等文，對古人的觀點加以評析，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羅元愷22歲開始行醫，50多年來一直沒有脱離臨牀。早年主治內科雜病和温病，稍後兼治兒科，中醫學院開辦後，專於婦兒科，近20多年來更專於婦科。在擔任院校教學行政職務期間，雖然行政工作繁忙，社會活動頻繁，仍堅持每週安排一定的時間應診和查房。他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臨牀經驗，為無數的病人治癒了頑疾，解除了痛苦。

他對先兆流產和習慣性流產（中醫稱為胎漏、胎動不安和滑胎）有深入的研究和良好的療效。認為腎主先天，流產的主要原因在於腎氣虛衰，衝任不固，防治之法應以補腎健脾、益氣養血而固衝任為原則。他採用自創的“補腎固衝丸”為許多流產多次的婦女保住了胎兒，產下健康的孩子。有些病情複雜的病例，經他精心診治也獲痊癒。如1976年一位36歲的患者，曾連續流產4次，經中西藥安胎均未效，其後4年不孕，且月經過多，但各項檢查未見異常，多方診治未愈。羅元愷接診後，認為是腎氣虧損為主，兼有脾虛、衝任不固，遂以補腎健脾調經為先，使經量恢復正常後，繼續調補腎脾，半年後便妊娠，經安胎治療後，順利分娩，現在孩子已上中學了。1983年，他將原“補腎固衝丸”的處方作進一步調整，與藥廠合作研製成“滋腎育胎丸”，經動物實驗證實有促進卵巢和子宮血液循環，促使卵巢黃體生成及增加子宮內膜腺體分泌等作用，經200多例臨牀驗證，安胎有效率達94.35%，通過專家鑑定正式投產，收到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並獲1984年衞生部科技成果乙等獎。

對於臨牀常見的痛經、他也有豐富的治療經驗，認為主要是氣滯血瘀所致，治宜活血化瘀行氣止痛。因痛症須以止痛為急務，煎服湯藥難以應急，故創制了“田七痛經膠囊”，經藥理實驗，證實有明顯的解痙和鎮痛作用。臨牀驗證250多例，有效率89.2%，已通過鑑定並由藥廠生產，1985年獲廣州市科委科技成果三等獎。他還研製了消症散結的“橘荔散結丸”，主要用於治療子宮肌瘤，對乳腺增生也有一定效果。近年來，他治療先兆流產和痛經的經驗，已先後被編製成專家系統程序，輸入電腦，通過軟件的推廣，使羅元愷的醫療經驗為更多病人帶來福音。

他對於患者總是一視同仁。應診時雖有限額，但對遠道而來的病人，他都儘量滿足其要求，寧願自己辛苦一點，也給病人加號診治。來信問病者，亦多給予答覆或寄去藥方，因而受到患者的尊崇。他出國訪問時，除參加學術活動外，也為當地的人民和華僑診病，被報刊譽為“女同胞的救星”，甚至稱為“送子觀音”，可見其醫術及聲譽之高。

羅元愷是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1935年第七期畢業生。在30年代，雖然已有一些中醫學校開辦，但中醫的傳授方式，仍以父子相傳、師徒授受為主。這種傳統的師承方式，由於接觸面較狹窄，難免有偏頗之處，因而容易形成門户之見。有感於此，羅元愷雖有家學淵源，自幼對中醫有所認識，仍投考中醫藥專科學校，以求深造。學成之後，目睹當時中醫事業發展緩慢、備受壓制與摧殘，更痛感發展中醫教育之迫切。他從醫數年之後，便投身於中醫教育事業。幾十年來，兢兢業業，樂此不疲，他培育出來的學生遍佈國內外，大多數已成為中醫工作的骨幹。

羅元愷對於中醫教學工作，強調因材施教和理論聯繫實際。在他的教學對象裏，既有未出茅廬的青年，也有臨牀多年的中醫或經驗豐富的西醫，或中醫院校的青年教師。由於基礎不同，教學要求亦各異，所以，他經常為不同的班種編寫教材講稿，結合教學對象的實際需要，或偏重於理論，或詳盡於臨牀，並儘可能增補最新的研究資料。上課前他總是認真備課，就算是同一班種，在每次上課前也要重新準備，不斷更新內容。羅元愷一向以臨牀課教學為主，故特別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上課善於結合臨牀實例，條理清楚，講解透徹，因而深受學生歡迎。

在指導研究生的工作中，他着重於培養他們的治學能力，要求他們在學術上有獨立見解，敢於創新。作為一名老中醫，羅元愷並不排斥現代醫學乃至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手段，他與其他學科的專家真誠合作開展中醫的科學研究，也鼓勵他的研究生採用新的實驗手段進行研究，因而取得較好的成績。他指導的一篇碩士論文曾在國外刊物上發表並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成果獎。

羅元愷不僅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而且具有較強的教學行政管理能力。出任中醫學校校長期間，為復興該校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後擔任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亦為治理教學秩序、培養研究生等做了大量工作。晚年兼任廣州興華中醫藥業餘學校校長，組織該校的教學工作，由於嚴格挑選師資，教學質量保證，因而吸引了大批業餘學習中醫的人士，使該校成為廣州市社會辦學的先進單位。

羅元愷在工作之餘，喜歡詩詞及書法。他有一本診餘詩抄，其中一首述懷曰：“年過古稀志未殘，中醫事業尚艱難。老驥豈能甘伏櫪，鼓其餘勇續登攀。”他為中醫事業奮鬥了幾十年，晚年仍壯心未已。惜於1995年2月病逝。

1 羅元愷主編.中醫兒科學講義.第1版.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62.

2 羅元愷主編.中醫兒科學講義.第2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

3 羅元愷.羅元愷醫著選.廣州：廣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

4 羅元愷點注.婦人規.廣州：廣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5 羅元愷主編.中醫婦科學（第5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6 羅元愷主編.高等中醫院校教學參考叢書.中醫婦科學.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88.

7 羅元愷.羅元愷論醫集.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