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昌民歌

繁昌民歌是中國漢族民間音樂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繁昌民歌起源時間無從考證，最早有記載的是14-20世紀的明清時期。明清時期，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社會生活相對穩定，人口繁衍不斷增多，為繁昌民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民歌創作進入了一個活躍時期，當時民歌非常盛行。明代繁昌知縣宋棠：“九月將臨衣未授，千家砧杵動吳歌”，清代繁昌知縣梁延年：“此處白雲岩岫好，採樵人唱夕陽歸”。繁昌地處“吳頭楚尾”，是吳楚文化交融之地，繁昌民歌當然稱之“吳歌”，從可見當時繁昌民歌的興盛。 ^[1] 

繁昌縣位於皖江南岸，山川秀美，氣候宜人，境內丘陵起伏，河網密佈。正是這方水土孕育了語言簡明洗練，音樂形象鮮明生動，表現手法豐富多彩的繁昌民歌。繁昌按地貌特徵來劃分，一部分是山區，如：孫村、峨山、赤沙等地；一部分為圩區，如：中溝、三山、峨橋、高安、新港等地；一部分為洲區，如：保定、小洲等地。

由於不同地區的方言不同，唱出的漢族民歌韻味也不一樣。在平鋪、新林一帶，有大量太平天國後從湖北隨州、應山、孝感等地遷徙來的移民，所以這一帶的民歌帶有明顯的湖北花鼓調的韻味。保定、小洲是清末民初長江變遷後形成的洲地，居民絕大多數是來自江北無為等地，所以這裏的民歌雄渾舒緩，江北特色濃厚。黃滸、赤沙、孫村等地靠近銅陵，反映在民歌上也有銅陵方言的腔調，中溝、峨橋、浮山、三山一帶保大圩地區，是正宗的繁昌方言區，這裏的民歌富有江南漢族水鄉文化風味。 ^[1] 

繁昌民歌種類繁多，主要有秧歌、山歌、號子、小調、門歌、兒歌和風俗禮儀類的民歌，經過整理的總數約200餘首，表現形式有獨唱、對唱、説唱、領唱等，其中對唱是兩人或更多的人一起演唱，有時是一人唱眾人和，氣氛熱烈，非常熱鬧。

秧歌，又稱耘田歌，是該縣分佈最廣、種類最多的一種民歌，主要是農民從事耘田之類的勞動時所唱，由於地域廣闊，繁昌各地的耘田歌曲調不下數十種。平鋪、新林一帶和南陵縣一河之隔，這裏的耘田歌，既有南陵圩區遼闊、高亢的特色，又有繁昌山區悠揚、婉轉的韻味。小洲、保定一帶大多是無為移民，這裏耘田歌揉合了無為、繁昌兩地的特色，腔調緩慢高昂，既有北方風味，又有南方特色。中溝、橫山、峨橋、浮山一帶圩區，耘田歌花音較少，格調統一，高亢、清越、悠長，水鄉韻味較濃。

號子，是人們勞動時協調動作、振奮精神所唱。繁昌流行的有“舂米號子”、“車水號子”、“打夯號子”、“打硪號子”等，這類民歌曲調簡潔，節奏感強。如“打夯號子”，又稱“打牛號子”，“夯”或“牛”是一種石制的壓實地基的工具，一般小夯四人一組，大夯八人一組，一邊打一邊唱。三山、荻港一帶沿江地區曲調簡單粗獷，節奏強，領唱一句和唱一句；以孫村為代表的山區一帶唱腔變化較多，平鋪、新林等沿漳河地區則曲調輕快委婉。

山歌，俗稱“對山歌”，最主要的是“牛歌”，即牧童在放牛時所唱。繁昌許多地方的牧童有成羣對歌比勝的習慣，大多是輪流對唱或逐句輪唱，也有一人領眾人和。繁昌民歌中的山歌一般是山區花腔較多，圩區次之，山區細膩婉轉，圩區粗獷開闊。

小調，在勞動休息、乘涼、串門、聚會等各種場合都可演唱，不僅形式多樣，曲調也豐富多彩，羣眾用以抒發情緒，表達意願，表現力和感染力都很強。門歌，又稱“春歌”，大多是在春節期間走門串户所唱，一般有固定曲調，唱詞大多憑演唱者的技巧，觸景生情，見物唱物。兒歌，一般是兒童遊戲時所唱，知識性和趣味性比較強。在風俗禮儀類民歌中，劃龍船歌影響比較大，繁昌過去劃龍船之風很盛，在舉行劃龍船比賽時，每條船上的鼓手領唱，橈手和唱，歌聲雄渾高昂，此起彼落，場面壯觀。 ^[1] 

繁昌民歌題材十分廣泛，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生產類民歌涉及一年四季的各種農活；生活類民歌包括對大自然的敬愛和膜拜，對先祖業績的謳歌和崇敬，對未來生活的嚮往，對人生問題的感嘆和禮讚；愛情類民歌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愛情生活和健康純樸的戀愛觀，有的表現對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禮教的蔑視和反抗，對美好愛情的追求。

從具體內容來看，有對祖國、對領袖的熱愛，對新社會幸福生活的歌頌，這類民歌都是解放後創作流傳的。如：《中國有了毛澤東》、《我老奶活了七十五》、《耘田新歌》等，其中《耘田新歌》被收入《戰地新歌》第五集，並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週一歌”欄目中教唱，影響遍及全國。有揭露封建剝削罪惡，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充滿苦難的《長工短工打不得》、《不做人家看牛郎》、《鐮刀磨得像鏡子》等。有的反映舊社會婦女受壓迫的《養媳婦》、《瞌睡歌》等。有帶知識性、趣味性及生活技術內容，表現勞動人民智慧和才能的《十月花名》、《二十四節》、《十二月繡荷包》等。有反映勞動人民辛勤勞動、企求美好生活的《打夯號子》、《車水號子》、《舂米號子》等。

愛情類的情歌在繁昌民歌中佔有重要地位，數量上約佔三分之一左右，這些民歌曲調優美、節奏輕快、韻味悠長，深受勞動人民的喜愛。情歌類民歌有的比較短小，如《小星出山一盞燈》、《送晚茶》、《姐在房中長相望》、《望郎》等，有的則具有敍事性質，唱詞長，有故事情節，如《梁山伯與祝英台》、《風箏誤》等，這類民歌一般在夏夜乘涼或冬晚串門時唱，不少還帶有表演色彩，是繁昌民歌中的“大戲”。當然，這類民歌也夾雜少量格調不高的唱詞，解放後曾得到修改和完善。 ^[1] 

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繁昌老民歌手年事已高，不少已經離世，新歌手後繼無人。45歲以下沒有人會唱繁昌民歌，有人甚至不知道還有繁昌民歌，會唱繁昌民歌的都在60歲以上，許多年輕人對原生態的民歌沒有興趣，繁昌民歌正瀕臨失傳的危險。

造成繁昌民歌尷尬局面的原因：一是隨着社會發展，時代變遷，人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改變，繁昌民歌賴依生存的土壤產生了變化。過去常見的車水、打夯、耘田等農活和夏夜乘涼的習俗基本上消失了，在農村務農的大多是一些老弱，青壯年要麼在企業上班，要麼去外地打工。據多年從事繁昌民歌收集和研究的楊有貢老人介紹，在民歌發展的鼎盛時期，許多小孩很小就開始接觸一些兒歌，稍大後放牛又學對山歌，幹農活以後又學唱秧歌，學民歌、唱民歌蔚然成風。可惜現今繁昌民歌這樣堅實的羣眾基礎早已不復存在。

二是現代傳媒手段讓人們娛樂方式和審美情趣呈多元化。由於廣播、電視、網絡的日益普及，當代流行音樂已深入社會的角角落落，流行音樂中張揚個性、任意渲泄自我情感的表現方式，讓快節奏的現代人不再滿足於唱民歌、鬧花燈之類的文藝形式，有人甚至認為，繁昌民歌受青睞是當時文化生活極其貧乏造成的，用今天的眼光看，這些原生態的民歌土氣、粗劣，已經落後於時代，淘汰當屬必然。 ^[1]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勞動人民終於當家做主，繁昌民歌也迎來了大發展的新時代。走集體化道路，讓一家一户耕作的農民，轉變為互助組、農業社、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這種勞動形式為繁昌民歌的創作、演唱提供了更廣闊的平台，繁昌民歌步入歷史上最鼎盛的輝煌時期，一首首民歌應運而生。在黨的“雙百”文藝方針指導下，從1952年起，楊有貢、郭珍仁、黃定民、劉西霖等一批文化工作者深入農村田間地頭，訪老問少，收集、整理、挖掘出了一大批優秀民歌，1955年至1956年油印彙編成《繁昌民歌集》，1959年又編輯出版《繁昌民歌選》。這時，由於有專業文化工作者的介入，使得民間口頭創作的民歌在唱詞、曲調上都有了較為詳細的記載，演唱方面在保留原始、淳樸風格的同時，技巧上有了更大的提高，藝術品位的提升，讓繁昌民歌由鄉村田野登上了城市演出舞台。

1953年到1956年，繁昌每年春節都要舉辦一次以民歌為主要內容的文藝匯演。1960年原蕪湖地區文藝匯演，繁昌民歌曾與當塗、徽州民歌各得一面紅旗。當時新文藝出版社的《民間文藝選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安徽歌謠選》、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安徽民歌》、《安徽民歌輯》都收錄了許多繁昌民歌，使繁昌有了“民歌之鄉”的美譽。 ^[1]  2006年，繁昌縣成立了“繁昌縣文化研究會”，繁昌民歌是其研究的一個主項目。繁昌民歌《小星出山一盞燈》經改編後，成為安徽省廣播、電視台的開播曲。“舂米號子”入選全國師範院校音樂教課書，“耘田新歌”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週一歌欄目進行教唱，併入選《戰地新歌》第五集。

儘管由於時代發展，人們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這些對繁昌民歌的傳承有較大的影響，但繁昌縣在繁昌民歌的搶救和保護方面，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繁昌縣還制定長期的保護計劃，包括系統全面地蒐集、整理繁昌民歌，建立繁昌民歌聲、像、文字資料庫，建立民歌示範基地，舉辦民歌匯演，培養民歌新人。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