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功能語言學

英文論點如下：

Systemic Grammar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linguistic theor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Secondly, it views language as a form of doing rather than a form of knowing. It distinguishes linguistic behaviour potential from 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ur.

Thirdly, it gives a relatively high priority to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ular languages and particular varieties of languages.

Fourthly, it explains a number of aspects of language in terms of clines (i.e. ungrammatical →more unusual →less unusual →less usual→ grammatical).

Fifthly, it seeks verification of its hypotheses by means of observation from texts and by means of statistical techniques.

Lastly, it has as its central category the category of the system.

中文翻譯：

系統語法在以下幾個方面與其他語言學理論不同。

首先，它非常重視語言的社會學方面。

其次，它把語言看作是一種行為而不是一種認知它區分了語言行為潛力和實際的語言行為。

第三，它把描述特定語言和特定語種的特點放在了相對較高的優先地位。

第四，它從語法角度解釋了語言的許多方面（即不合語法的→更不尋常的→不尋常的→不尋常的→不尋常的→語法的）

第五，它尋求通過文本觀察和統計技術來驗證其假設.

最後，它的中心範疇是系統範疇。

1、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 1884-1942年）+《社會學淵源》3點

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以研究土著文化著稱，是“人類學功能學派” 的創始人。他對語言理論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強調語言的功能，強調語境研究的重要性。他使用“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探討語義，認為話語應放在全部的生活方式情景中去理解，話語的意義實質上就是當時當地正在發生的人的活動。

馬林諾夫斯基的“情景語境”和“意義是語境中的功能”的思想為語言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為後來的弗斯“語境學説”（contexturalism）和韓禮德關於語言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歷史的鋪墊。（韓禮德語言學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純理功能的思想受馬林諾夫斯基影響，馬研究土著人的語言時報導過土著人使用語言是為了表達“寒暄”功能，“實用”功能和“巫術”功能。寒暄功能相當於韓氏的人際功能，通過一定的語言表達建立人際關係，但在深度上不足。後兩者相當於韓氏的概念功能，涉及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內容，但人們要表述的過程概念不止於此。）

2、弗斯（J.R.Firth, 1890-1960）

弗斯在語言學研究中所持觀點有四：⑴語言學的中心是研究意義和語境；⑵英國的語言學家應討論語言學史；⑶應當研究音系學，特別是他本人發展了“音韻分析”（prosodic analysis）的模式；⑷應當研究和描寫印度和南亞諸語言，特別是拼字法和音系學。他在⑴和⑶方面的成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羅賓斯：“語言學在兩個方面的發展是和弗斯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這就是他的語言環境理論，或更概括地説，是他在語義方面的語境理論，和音位學中的韻律分析。”）首先，就語言與社會的關係來説，第一項甚為重要。受馬利諾夫斯基影響，弗斯認識到語言研究應採用功能的方法和社會學的方法。弗斯認為語言學的主要目標是分析話語（utterance）的意義；鑑於話語是在真實語境下進行的，它們所衍生的意義應當與語境有聯繫。在這方面，他豐富了馬利諾夫斯基的語境理論，制訂了情景語境的具體框架：

（1）參與者的有關特徵：人物、人品

a. 參與者的言語活動

b.參與者的非言語活動

（2）有關事物

（3）言語活動的影響

其次，弗斯認為沒有必要區分語言系統（langue）和言語（parole）。相反，他堅持的一個分析原則是區別“結構”（structure）和“系統”（system）。結構包括內部句法結構的成分，這些成分在相互可以預期的順序的情況下各有位置。可通用的項目或單位的系統用來説明這些成分的聚合價值。由於弗斯把“系統”一詞重新定義為聚合關係，他的學生後來發展了系統語法（systemicgrammar）。

再次，弗斯認為語言是説話人所談事件的集合，是活動的方式，是做“事情”的方法，因此語言學家應當研究事件本身。弗斯的這些觀點使得英國的主流語言學家基本上走的是功能主義的、社會學的道路。所謂系統就是“聚合”，就是“選擇”，而且是第一性的觀點，決定了語言的使用和發展離不開社會，這相當於中國“約定俗成”的傳統。《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社會語言學淵源》胡壯麟

對弗斯的評價：

關於弗斯的語言理論，英國學家剛特·克利斯（GuntherKress）曾提出兩條中肯的批評意見。

第一，弗斯從來沒有全面的、系統的闡述過自己的理論，他的論文之間缺少一種有機的聯繫，所以人們很難找出其理論模式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二，弗斯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術語或範疇來使各個層次上的描寫聯繫起來。（例如，在論述語境功能時，他沒有規定各種語言單位的語境都是什麼，他們之間又是如何聯繫起來等。他的音位理論也缺少一套系統的術語。）最後應該加上一條：弗斯的文章意思模糊，文字晦澀，很難讀懂。英國語言學家帕爾默説，雖然弗斯受到了很多批評，可是批評者“一般都不懂得弗斯説的究竟是些什麼。”！！！（《西方語言學流派》劉潤清外語教研社1999年298頁）

繼承和發展了弗斯的基本理論並把它系統化地表述清楚了的是當代著名語言學家韓禮德。

韓禮德從弗斯那繼承了兩條基本原則。第一是“語言環境”（context of situation），認為語言與典型的社會情境有密切聯繫，並受其影響。韓禮德進一步發展了“語言環境”學説，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語言，提出語言學中的社會符號學。第二是“系統”（system）概念。但他重新規定了“系統”意義，創造了一套完整的範疇。

（韓禮德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系統理論的背景》中寫到：當然，“系統”這個概念是源於弗斯的，系統理論也由此得名。與其他大多數基本的概念不同的是，這裏所講的系統只是存在於弗斯的理論框架中，而大多數基本概念（後面！）在索緒爾之後的語言學家中頗為常見，尤其是歐洲的流派。——《韓禮德語言學文集》）

語言系統這個概念是由索緒爾最早提出來的，即索緒爾把語言稱作一個包括能指和所指兩個方面的符號系統。這以後，大多數語言學家把語言看作是“系統的系統”，是“語言單位按一定次序，並且在層次與層次之間有關聯的排列”。系統的概念在倫敦學派和哥本哈根學派中有了新的定義。

弗斯把語言的聚合關係叫做“系統”，把組合關係叫做“結構”。葉姆斯列夫區分了語言的抽象的“系統”和“過程”，系統的底層是聚合關係，過程的底層是鏈接關係，即組合關係。<；概論>14頁韓禮德的系統思想把語言系統解釋成一種可進行語義選擇的網絡，當有關係統的每個步驟一一實現後，便可產生結構。

也就是説韓禮德避免了弗斯的缺點，把自己的理論闡述的清楚明瞭，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模式，準確定義了術語的含義及各種關係，正因為這樣，他的系統語言學影響較大。

（系統語言學VS轉換生成語法/韓禮德VS喬姆斯基）

（當代語言學界，主要有兩大對立派別，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是針鋒相對的，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上一講我們瞭解了形式主義學派的主要語言理論，即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轉換功能語言學派。韓禮德建立和發展的當代系統—功能語法常被稱為系統語法或系統語言學<；也有人稱之為“功能語言學”或“功能語法”，但我認為，嚴格地説，韓禮德的語言理論模式應稱為“系統語法（語言學）”或 “系統功能語法（語言學）”，這樣就可明確地把它與其他相關學派（如布拉格學派、狄克（S.Dik,1940-95）的“功能語法”等）區分開來。>；（而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韓禮德探索並發展了系統語法理論，六十年代中期，韓禮德集中精力探討了語言的功能問題，到七十年代初，基本上形成了他的系統——功能語法理論，（七十年代後，韓禮德把重點轉向語言與社會學和符號學的關係上），顯而易見，系統功能語言分系統語法和功能語法兩部分，而功能語法是以系統理論為基礎演變而成的。）系統語言學主張描寫主義，反對規定主義。與層次語言學與層次語法和法位學語法最為接近，與轉換生成語法區別最大。另《系統功能語言學與轉換生成語言學的主要差別》2002年第4期外語研究朱永生及《系統功能語言語法概論》胡壯麟等那麼，我們所説的韓禮德的系統語言學與之前的倫敦學派，或者乾脆説與所存在的其他若干語言學派相比，有那些不同，即它的特點有哪些呢？！）

第一、系統語學家十分重視語言的社會功能及如何實現這些社會功能，所以系統語言學家集中力量去發現和描寫由於社會情境和説話人的情況不同而產生的各種語言變體，以及這些變體與社會功能之間的關係。

因此，系統語言學最容易應用於社會語言學和語言教學，它與文體學也有密切關係。這一特點正是系統語言學和轉換生成語法的根本區別：系統語言學從社會角度研究語言，不重視語言的心理基礎；轉換生成語法從心理學角度研究語言，不過問語言與社會的緊密關係。

第二、系統語言學認為語言是“做事”的一種方式（a form of ‘doing’），而不是“知識”方式（a form ‘knowing’）。在索緒爾區分“語言”和“言語”之後，類似於這樣劃分喬姆斯基區分的是“語言能力”和“語言運用”，韓禮德的區分是“語言行為潛勢”（linguistic behavior potential）和“實際語言行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r）。這二者的區別不在於“言語”上，他們都認為言語是講話人實際説出的話。他們的區別在於如何認識“語言”。韓禮德認為，語言不是人的一種知識能力，而是“文化和社會所允許的選擇範圍”，也就是“在語言行為上所能夠做的事情的範圍”。所以，所謂“語言”就是講話人“能做”什麼，所謂“言語”就是講話人“實際做了”什麼。喬姆斯基所説的“知識”是語言的心理學範疇，“語言能力”是個人的特性；韓禮德的“做事”的方式屬於語言的社會範疇，即語言與環境的關係，“語言行為潛勢”屬於一個語言社團的特性。這一點是系統功能語言學區別於轉換生成語言學乃至其他眾多語言學派別的重要標誌。

第三、系統語言學比較重視對個別語言以及個別變體的描寫，並且認為這種描寫本身就是語言學的目的之一，而不是為了發現語言的普遍現象。轉換生成語法更重視發現語言的普遍現象，調查個別語言只是一種手段而已。用韓禮德的話説，語言間的普遍現象不僅瑣碎，而且本身沒有多少研究價值。人類語言共同遵守的規則是最容易為人們所掌握或學習的，因此研究這些規則對於促進人類交際沒有多大幫助。相反，只有語言間的差異尤其是這些差異所體現的文化差異才是真正重要的，認識和掌握這些差異會有助於克服其造成的交際障礙。在這一點上，系統功能語言學與轉換生成語言學派無疑是針鋒相對的。

第四、系統語言學用“連續體”（continuum）的概念來解釋複雜的語言事實，引進了“階”（scale）和“精密階”（scale of delicacy）兩個概念。這樣一來，在實際的語言描寫中，系統語法既能從最簡單、最明顯的切分入手，逐步進行越來越細緻的區分，又不忘記包含細小概念的更大範疇。

第五、系統語言學以“系統”作為基本範疇。韓禮德繼承了Firth的“系統”概念，把語言看作是一套系統。每一個系統就是語言行為中的一套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即在特定環境中可以選用的一組語言形式。“系統”這個概念是系統語言學的出發點，是它區別於其他語言理論的根本範疇。

——胡壯麟《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社會語言學淵源》

（通過上述介紹，我們知道，韓禮德的語言理論是從社會學角度闡述的，韓禮德把語言看作社會符號，是人們有目的地用來在語境中表達意義的資源（關於從古代以來的兩種語言觀點：語言規則説VS語言資源説——韓禮德1977《關於語言的一些觀點》）。“一個理論的價值在於人們可資以利用”，因而他總是認為語言理論本質上是面向消費者的。“把語言看作社會符號學”，意味着“在社會文化語境內解釋語言，而文化本身是以符號學的詞語作解釋。語言既強調社會結構和系統，也使其符號化”。語言的這種“雙重功能”使意義的表達方式多樣化，“從後院的閒言碎語到敍述體小説和史詩”。那麼在系統功能語言學中體現韓禮德的語言與社會文化關係的理論和方法無疑就是他的理論的重點和精髓，我們就來了解一下這些理論。）

在弗斯語言學中，系統（System）是與結構相對立的聚合關係，但弗斯沒有進一步明確兩者的關係。韓禮德的貢獻是把語言看作符號資源，語言描寫的應當是系統資源，而不是結構，也就是説，系統是第一性的。語言既然被看作符號資源，對語言的描寫實際上是對選擇的描寫。這樣，他又明確了在索緒爾的聚合關係和組合關係中，聚合關係是第一性的，組合是選擇的結果，是第二性的。

語境（Context）的重要性早已為倫敦學派的馬利諾夫斯基和弗斯所確認。韓禮德進一步明確了語言存在於語境（如會場、教室、語篇）之中，人們是在語言使用過程中交換意義的，因此應當從外部來研究語言，而不是內部。因為語言不是“所有合乎語法的句子的集合”，不是“完美的自足系統”。其次，韓禮德對“情景語境”從理論上闡明“一方面它是社會環境之間的有規律的關係，另一方面它對語言從功能上加以組織”。再一方面，韓禮德把語境分解為語場（Field）、語旨（Tenor）和語式（Mode）。語場指語言使用時所要表達的話題內容和活動，具體説，即話語參與者正在從事的活動。語旨是語言使用者的社會角色和相互關係，以及交際意圖。語式指進行交際所採用的信道，語篇的符號構成和修辭方式。

馬利諾夫斯基雖然是功能主義者，但他主要在人類學研究中探索功能主義的方法。在語言學研究中這個任務由韓禮德完成。他在六、七十年代潛心研究語言的功能主義解釋，最後總結了3個元功能（meta-function）和它們在語言中的體現，具體為：

———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metafunction）：語言是對存在於主客觀世界的事物和過程的反映,是所説的內容在語言範疇中表現為及物性（transitivity）、歸一性（polarity）和語態（voice）。

———人際元功能（interpersonalmetafunction）：語言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有意義的活動和做事的手段，必然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在語言中由語氣（mood）、情態（modality）、語調（key）等範疇體現。

———語篇元功能（textualmetafunction）：上述兩種功能最後要由語言使用者把它們組織成語篇才能實現。語篇功能使語言與語境發生聯繫，從而使語言使用者只能生成與語境相匹配的語篇。

不僅如此，各範疇的具體成分無不為了實現一定的功能，如一個小句的及物性是由參與者（participant）、過程

（process）和環境（circumstance）等功能成分構成的，語氣是由語氣成分（Mood）和剩餘成分（Residue）組成的，主位

結構由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組成，信息結構由新信息（New）和已知信息（Given）組成等。

早在1978年，韓禮德就指出組成語言的不是句子，而是語篇（Text）或話語。後來又説，“對一個語言學家來説，描寫語言而不説明語篇是徒勞無功的，描寫語篇而不結合語言是空洞的”。

語域（Register）理論在系統功能語言學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方言VS語域）與方言變異（dialect variation，表示社會結構的差異，即各種各樣的社會層級）不同，語域説明語言使用時的各種變異現象，即社會活動過程中的種種差異。它是語言使用者與語境的各個方面互動的結果。這些都是語境的變量，語言使用者可以在有關變量下預見所要交換的信息和所要使用的語言。由此可見，語場、語旨和語式的語境理論奠定了語域的理論基礎。

這裏，韓禮德對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概念做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解釋。語言習得應當是人類通過“習得”如何用語言來完成各種功能的方法來“學得”運用語言來表示意義。韓早期的工作便是研究兒童如何習得第一語言的各種功能。根據韓禮德的研究，嬰兒在開始爬行後，有了時空的概念，由此創造了意義。照顧嬰兒的母親與她的嬰兒共享構建意義的過程，深信嬰兒正在咿呀學語。韓禮德舉了這樣一個實例，媽媽把嬰兒抱在膝上，拿起一個玩具兔子，嬰兒則盯住這個玩具：（轉化成俄語！增加新鮮感）

Mother: There he goes！（它跑了！）

Child: [uuu]

Mother: Oh, you want me to throw him up again,do you? All right. There he goes！（喔，你要我再拋一下，是嗎？好，它跑了！）

Child: [loudly][mng]

Mother: No. That’s enough. Let’s find something else to do. （不玩了，玩夠了。讓我們玩點別的。）

雖然一直都是媽媽在説話，但她接受孩子的反應，猶如在進行話輪的轉換。孩子出聲的變化，使對話得以進行，也使孩子逐步學得媽媽提供的語言模式和表示的意義。

韓禮德早在1967年便談到及物性和認知的關係。及物性是有關認知內容的選擇的集合，是對語言外經驗的語言表達。他又認為，在語義系統更高的層次上，意義的表達有認知的、社會的、美學的等等。這就是説，意義的識解是社會的主體間相互作用的過程。語言識解人的經驗和語言實施社會過程、社會交往，兩者是互補的。

近年來，韓禮德提出建立一個“適用語言學”（appliable linguistics），而適用語言學的工作機制便是以“社會理據”（social accountability）來解釋和描寫語義發生的可參考2007年11月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23卷第6期解讀韓禮德的Appliable Linguistics，胡壯麟。由此可見，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語義系統可以定義為一種功能的或功能導向的意義潛勢，是為編碼某些語言外符號系統的可供選擇的網絡，或者是包括概念意義和人際意義成分的系統網絡。

韓禮德與漢語的淵源，韓禮德的語言之旅始於漢語，一本《“元朝秘史”漢譯本的語言》使歐洲語言學開始關注韓禮德，也關注漢語研究。

韓禮德本人在《韓禮德語言學文集》的前言中就説到，“我最初所受的語言學訓練是漢語研究，而且我一直期望把漢語和漢語方言研究作為我研究普通語言學的主要領域，然而。”（一有然而、但是之類的轉折詞我們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了，呵呵，不過，我們也不做追究了，他沒如願的做成漢語研究也是有政治原因的！）

而且，我們也都知道，他在中國時師從羅常培和王力，在<；文集>；中（1985年《系統理論的背景》），他寫道：下面我要提到的五位學者，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豐富、嶄新而又令人興奮的對語言的見解。在中國，羅常培先生告訴我歷時語言觀，並且幫助我認識印歐語系之外的一種語言體系。王力先生教會了我很多東西，包括方言的研究方法，語法的語義基礎，中國的語言學歷史等等。——《韓禮德文集8-漢語語言研究》（漢譯本）

韓禮德的漢語研究涉及中世紀漢語語法、現代漢語語法、漢語音韻學、語法和話語四部分。

比如在漢語語法的研究方面，韓禮德在《“元朝秘史”漢譯本的語言》和論文“現代漢語的語法範疇”中，運用結構主義的描寫方法，結合他的導師弗斯的關於系統和搭配的觀點，分別對中國的14世紀北方官話和現代漢語進行了語言學分析，其理論和方法有很多新穎之處。1.語境分析…；2.“共時”與“歷時”的關係…；3.語法範疇…；4.全面度和效度…；5.歐洲結構主義的描寫…——《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