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井上靖先生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紀念的時候，拜讀了先生的來信，充滿友情的語言使我十分感動。雖然在病中寫字困難，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寫出我心裏的話來。

您談到我們幾次見面的情況。我得承認，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會見，我已沒有什麼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謁的情景，還如在眼前。在那個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積雪未化，我們在樓上您的書房裏，暢談中日兩國人民間的文化交流。我捧着幾冊您的大作告辭出門，友情使我忘記了春寒，我多麼高興結識了這樣一位朋友。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誼的開始。

那個時候中日兩國間沒有邦交，我們訪問貴國到處遇見阻力，彷彿在荊棘叢中行路，前進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難。但是在泥濘的道路上，處處有援助的手伸向我們。在日本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一連三年我懷着求友的心東渡訪問，我總是滿載而歸，我結交了許多真誠的朋友。我曾經和已故的中島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談，説中日友好事業的發展也是他用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我敬佩他挑選了這個值得獻身的工作，同時我也表示願意為它獻出自己的力量。我還記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訪問結束，離開東京的前夕，代表團同接待工作人員舉行聯歡，席上大家交談半個多月的活動和相處的情況，感情激動地談起中日人民友誼的美好前景，不僅幾位年輕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淚，連我、連比我年長的謝冰心女士，我們的眼睛也濕潤了。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遭到破壞，兩國人民就會遭受大的災難。

關於這個，我們兩國人民都有難忘的慘痛經驗。中日兩國有兩千多年的人民友誼，流傳着許多動人的故事。我讀過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過奈良唐招提寺鑑真大師的雕像，大師六次航海、十二年東渡成功的情景經常在眼前出現。我也曾在刻着詩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彷彿接觸到充滿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動。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訪問，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觸，朋友間的相互瞭解也不斷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還記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們在上海和平飯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您説：比起西方人來，日本人同中國人更容易親近。您説得好！我們兩國人民間的確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們謙虛，不輕易吐露自己真實的感情，但倘使什麼人或什麼事觸動了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交出個人的一切，為了正義的事業，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真摯的友情，我們甚至可以獻出生命。您我之間的友誼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面的。先生來信中提到“文革”期間十一年的消息隔絕，但我在前面説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誼裏仍然包含着這十一年，因為我在“牛棚”內受盡折磨、暗暗背誦但丁的《地獄》的時候，我經常回憶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歡聚、坦率交談的情景，在嚴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聽説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可以説，就是在我給剝奪了同你們會見的權利時，我同你們之間的友誼也不曾中斷。而且我們的友誼正是在重重的困難和阻力中發展起來的。

由於兩國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了。友誼發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樹木正在開花結果。但是破壞友誼的阻力始終存在，軍國主義的逆流一直在翻騰。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歡聚，常常感覺到：保衞子孫後代的幸福，我們責任重大。我至今心有餘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門拜望的時候，我還帶着熬心斷腸的痛苦回憶。我是“身經百炸”的一個倖存者，在東京豪華的旅館裏，我還做過血肉橫飛的噩夢。我聽石川達三先生談過他一邊流淚一邊寫《活着的兵》的情景；小説中日本兵殺害中國老百姓的殘酷場面，我今天還不能忘記。芹澤光治良先生在山東濟南目睹中國青年們被日軍綁赴刑場。中島健藏先生在新加坡看見日軍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我和日本的作家含着淚緊緊握着彼此的手，我們知道我們友好正是為了不讓過去的慘劇重演。

二十一年過去了。在兩國人民興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的時候，發生了修改教科書的事件。把“侵略”改為“進入”，可能還有人想再次“進入”中國。日本軍人“進入”中國不止一次，三十年代那一次的“進入”就造成了一千萬以上中國人的死亡，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一九八○年我訪問廣島和長崎，在慰靈碑前獻了花。石階上遺留的人影，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蘑菇雲，火海，黑雨……我腦子裏裝滿了這一類的資料。在廣島資料館的留言簿上我寫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決不容許再發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劇。”在廣島和長崎，我都看見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繁榮的城市和美麗的花園。鮮花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兒童送來種植的。它們是人民友誼的象徵。和平的力量戰勝了戰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無敵的，也是無窮的。問題在於讓他們看見真相。先生，作為文學家，我們有責任把真相告訴他們，免得他們再受騙上當。

在我國杭州西湖風景區，我看見日本岐阜縣立的紀念碑。岐阜縣人民説：“日中不再戰！”中國人民説：“中日友好！”日本人民説：“日中友好！”我們要用更加響亮的呼聲來迎接邦交正常化的節日，讓那些妄想“進入”別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那條路是走不通的。

先生，寫到這裏，意猶未盡，但是篇幅有限，我應該擱筆了。我相信以先生為會長的日本筆會籌備召開的一九八四年東京國際筆會，一定會取得圓滿的成功。關於國際筆會，我認為可做的事情很多。國際筆會應當成為世界作家的講壇，應當成為保衞世界和平，發展國際文化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我的意見不一定對，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