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致逢

致逢幼年在家鄉上小學，1912年，他才14歲，含着淚珠，同父母告別，跟着叔父到了新加坡投入祖父的懷抱。不久，祖父去世，他跟叔父一起生活。

叔父送他上學讀了3年英文。然而，好景不長，後因貧困所迫，他只得輟學去打短工維持生活，利用夜晚工餘繼續讀英文，學文化，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

符致逢最初是在叔父開辦的德國神農藥房當夥計。1931年，叔父去世，臨終前將藥房和膠園託付給他。那時，他日夜操勞，勵精圖治，藥房生意興隆，橡膠園也辦得虎虎生氣，效益可觀。至六十年代，產業已擁有相當規模。六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發展很快，樓房短缺，價錢日起。於是，符致逢投入巨資創建“致逢房地產公司”，在新加坡市區中心建了大批寫字樓出售；後來，其產業向美洲、澳洲、香港拓展。六十年代末，他已成為新馬瓊人中實力雄厚的聲譽卓著的大實業家，被公認為新馬瓊僑的德高望重的領袖人物，被選為全馬瓊州會館聯合會主席，連任數屆；同時，他還被選為新加坡瓊州會館主席，連任30多年之久，成為眾望所歸的新馬華僑領袖。

符致逢作為一名海外華僑領袖人物之一，幾十年來眷念祖國，熱愛中華，抱着“我心我血獻軒轅”的堅強信念，為祖國的獨立繁榮昌盛而奮鬥。

1937年“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日開始，符致逢以奔放的救國熱情，做了大量的發動和組織工作，成為瓊僑參加抗日戰爭的中堅人物。1938年11月，在香港成立瓊崖華僑聯合總會，以統一領導南洋各埠瓊僑社團支援家鄉抗戰的各項活動，符致逢是總會的領導人之一，並擔任總會宣傳部長。他和總會的僑領一起，為支援家鄉抗戰救亡做子大量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符致逢在新馬社會中，公開表示支持新中國的成立。1951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議上，他極力反對馬華公會請求英政府撤銷承認北京政府的“決議案”，公開聲明該議案無效，受到廣大新馬愛國華僑的讚譽。1959年，符致逢被選為廣東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華僑代表，赴廣州參加盛會。

1959年，他用2萬元新加坡幣購買了良種油棕、腰果種子，秘密運回海南，支援海南熱帶經濟作物的開發。在這之前，符致逢早已購買了5000粒TZT優良橡膠種子，暗地運回海南，贈送給有關科研部門試種。

1939年2月，日軍侵佔海南，大批鄉親南逃，滯留於廣州灣(今湛江市)，符致逢和瓊僑聯合總會的同仁們發起在瑙州島興辦起“瓊崖難童學校”，讓難童就地讀書，接受教育。他對辦好文昌中學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並多次捐款贊助。為了振興海南教育，1946年符致逢和泰馬港越僑領黃堅、周文治、雲竹亭、黃有鸞、馮爾和、陶笏庭等發起創立“私立海南大學”。1954年，符致逢回到家鄉，得知村裏正籌資辦小學，他捐造一問教室，命名為“氣浩室”，以資紀念其叔父關心家鄉教育事業。

他樂為瓊僑謀利益，1939年，海南島淪陷，鄉親紛紛逃難南下，其時有300多名海南鄉親，乘帆船登上新加坡口岸，被新政府拘留，際遇悲慘。符致逢得知後，挺身而出向新加坡有關部門慷慨陳情，四處奔走營救，先後終使三批瓊州難民1000多人得到釋放，並獲准在新加坡合法居留。二戰期間，新馬瓊僑被日、德、意等法西斯軍隊擊沉船隻而犧牲者為數不少，遺下孤兒寡婦，其境遇十分悲慘。符致逢便親自上門向英政府行政官麥加倫及英國運輸部提出交涉，200多名瓊僑海員死難者的家屬全部得到撫卹金，總數達幾十萬元新幣。

新加坡光復後，為了恢復和發展瓊州會館，在符致逢主持下，經過長期努力，克服困難，終於完成了從籌款、設計到施工等各項任務，到1962年，巍峨堂皇的9層新瓊州會館終於建成，成為瓊僑聚會的場所，為提高瓊僑的社會影響力日益發揮着重要作用。

符致逢對瓊僑的教育事業也情有獨鍾，不辭艱辛。他出任育英學校及多屆育英小學董事長，華僑中學副董事長。南洋大學自從籌辦到開學，符致逢都四處奔波，捐錢出力。1946年大學改組時，他被推選為與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1954年，他擔任了全馬瓊州會館聯合會主席，設瓊聯會大學獎學金，獎勵學習成績優異的瓊籍華僑子弟。

符致逢服務瓊僑社團之卓越功績，不僅為星馬各界人士所公認，亦為政府當局所尊崇。1947年，他多次受到新加坡元首、總理等的親切接見，並獲得他們的崇高讚許。1962年，他榮膺新加坡元首封賜功績勳章。

1975年1月14日下午，在新加坡OVTRAM路第三總醫院，新馬瓊僑領袖符致逢仙逝長眠，享年7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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