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希孟

程希孟，字次敏。幼年從父家讀，父母雙亡後由長兄希文撫養，先後就讀於臨川第八中學和南昌第一中學。1918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學習期間受到“五四”新文化的薰陶。1922年畢業，受聘於師大附中及女高師附中任教。 ^[2] 

1923年，程希孟考取公費留美，次年出國，先後就讀於美國威斯康星州立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1926年9月，轉入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是年底，經馮壽、莫耀2人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任國民黨倫敦通訊部宣傳委員。1927年，在巴黎出席國民黨駐歐各支部代表大會，認識了當時在巴黎勤工儉學的江西同鄉許德珩，並結為摯友。1928年7月，公費留學停辦，程希孟輟學返國。先後在上海大陸大學及復旦大學任教，併為北新書局譯書。 ^[2] 

1930年，江西省教育廳恢復了程希孟的留學公費，他再度赴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就讀。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共黨員何松亭等人的影響下，程希孟夫婦積極參加了中共留英學生的抗日救國活動，聲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0月，應《申報》記者戈公振之邀，赴日內瓦參加了國際聯盟就日本侵華問題舉行的辯論會。年底，結識了“一·二八”事變後赴歐洲考察的19路軍將領陳銘樞，商定歸國後協同開展抗日反蔣鬥爭。 ^[2] 

1933年春，他的畢業論文《巴貝夫的平等主義》經答辯通過，被倫敦大學授於博士學位。不久，赴香港與李濟深、陳銘樞等聚首，然後同往福州與蔣光鼐、蔡廷鍇等會合，醖釀發動福建事變。1933年11月，“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程希孟在新政府中任文化委員。 ^[2] 

1934年1月，福建事變因蔣介石的武裝進攻和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而招致失敗，程希孟悲憤離閩，退隱香港。8月應愛國將領方振武之邀同赴歐洲，先後至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參觀訪問。程希孟還隻身赴蘇聯進行考察，重新尋求救國之道。 ^[2] 

1935年6月，程希孟離歐回國，經許德珩推薦，至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任教，積極支持和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 ^[2] 

1936年，程希孟、彭道真夫婦作為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的成員，與徐冰、馬敍倫、涂長望、許德珩、許壽裳、黃松齡、張曉梅、曾昭倫、劉尊棋、齊燕銘等聯名發表宣言，堅決反對賣國投降，呼籲“全國文化界火速起來，促進全國民眾的抗敵救亡運動”。七七事變後，程希孟進一步投身於抗日救亡工作，先後陪同許德珩奔走於晉、冀、魯、贛等地，代表北平進步文化界或以愛國學者身份，動員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熊式輝等參加抗日，並協助熊式輝創辦戰時政治講習所，宣傳抗日，培養幹部。 ^[2] 

1938年7月，國共合作的國民參政會在武漢成立。程希孟經陳銘樞等推薦，被遴選為參政員。此後歷任該會第二、三、四屆參政員。在此期間，程希孟還參加了一些外交學術團體的活動，發表過數篇論述中國抗戰之國際意義的論文，翻譯出版了《歐洲外交透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濟後果》等書。1942年春，出任中國文化服務杜出版部總編輯，負責主編《青年文庫》等。 ^[2] 

抗戰勝利前後，程希孟除參加國民參政會活動外，還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外交部兼職。 1947年，他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攜眷赴美，參加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工作。1949年4月國共和平談判破裂，周恩來向國民黨政府駐外人員發出了投身人民解放事業的號召。程希孟得知這一消息，積極響應，先後委託回國友人舒舍予（老舍）、王作民，並致函國內朋友許德珩等，請他們向黨和政府轉達自己歸國的意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程希孟不顧自己的身份，攜眷參加了紐約中國進步學生舉行的慶祝晚會。國民黨外交部隨即解除了他的顧問職務，並電令回部。程希孟拒絕去台灣，毅然與蔣介石集團決裂。 ^[2] 

不久，程希孟接到許德珩的回函，得悉周恩來總理對自己的回國要求表示歡迎，即着手安排回國事宜。他衝破美國當局的重重阻撓，終於在1950年5月中旬，以去加拿大旅遊為掩護，轉道回國。 ^[2] 

回國後，程希孟目睹祖國發生的巨大變化，由衷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於1951年12月11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我如何回到了祖國》一文，決心為新中國的建設而努力工作。1952年6月，他被安排到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研究室工作。後任該室主任。負責研究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活動和西方國家的經濟情報等，數次出國參加經濟貿易會議。他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臨終前，是中國國際委員會顧問。 ^[2] 

程希孟逝世後，有關方面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姚依林、許德珩、嚴濟慈、周培源等參加了葬禮，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紀念堂。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