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翰才

秦翰才父錫芷，榮光第四子，患痼疾，亡故時翰才僅半歲，故為祖父母所鍾愛。聰穎好學，就讀三林學校、省立松江第三中學，學業名列前茅。畢業後，經黃炎培介紹任江蘇教育會文書，1917年（民國6年）後轉入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總務科任秘書、通訊主任。1927年後，受黃伯樵之聘為上海市公用局秘書科長，後隨黃轉為”兩路局”（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秘書，主辦文書檔案管理。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局內遷。

重慶任交通部專員。1939年夏，應原上海市工務局長沈怡邀，赴香港參加編纂《中國經濟建設資料》。1942年秋，赴蘭州甘肅水利林牧公司任主任秘書。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上海中國紡織機器製造公司秘書處長，1955年退休。1956年10月，被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自署千譜樓主。年譜收藏家。鄭逸梅著《藝林散葉》稱：“翰才早有左癖，後有譜癖。所謂左癖者，蒐集左宗棠史料；所謂譜癖者，蒐集古今中外年譜”。經他整理、彙集的年譜達2090種。

治學勤奮嚴謹，譯介西方學術以切於實用者為主，學術研究重資料依據。在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時，隨襟兄劉人法學英語，不數年，先後譯出《巴黎和會秘史》、《英國海軍秘史》，並協助黃炎培編譯《美利堅之中學》、《歐美職業教育》。又繼承秦氏家學，留意地方人物掌故，精研文史。一生注重蒐集、研究清代左宗棠資料，蒐集、整理、抄錄歷代名人年譜，故時人稱為”左癖”、”譜癖”。早年受二伯錫圭影響，對左宗棠的愛國思想和在西北的建樹尤感興趣。後在漢口、長沙、香港等地隨時蒐集有關資料，到蘭州後，更深入蒐集、踏勘，終於1944年寫成約20萬字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次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又撰成《左宗棠全傳》、《左宗棠外記》、《左宗棠逸事彙編》等稿，成為國內左宗棠研究的開拓者。搜求歷代人物年譜，不惜時間、財力，原以500種為目標，後改以1000種，實現後，自署”千譜樓主”.解放後更樂此不疲，經親手整理，匯目者達2090餘種，成為國內有數的年譜收藏家。有書商高價收購，堅不為動，逝世後，子女遵遺囑將所有書、稿、資料捐獻國家。翰才著作重調查，1945年赴大連，兩次客旅長春，五訪偽滿宮庭，查閲偽滿宮藏圖書字畫目錄，搜求溥儀書信和逸事，著《滿宮殘照記》，輯《滿洲偽國官印集》。又根據長期從事秘書檔案工作體驗，先後編寫《檔案科學管理法》等書，協助大伯父錫田校印秦氏族人著作及《胡雪巖資料集》等傳世。

經他整理、彙集的年譜達2 090種。1982年由其子女秦曾志、秦曾期、秦小猛遵照遺願，將家藏年譜和左宗棠資料悉數捐獻上海圖書館。著譯有《巴黎和會秘史》、《英國海軍秘史》、《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全傳》、《左宗棠外記》、《滿宮殘照記》、《左宗棠逸事彙編》等。 ^[1] 

1922年，秦翰才在二十七歲時讀了左宗棠的書信、札記和左氏年譜，觸發了他對左氏這個晚清歷史人物的興趣。1935年，他讀了《左宗棠文集》後，對左氏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寫下了心得體會。這些筆記收在他於1936年出版的論文集《開心集》等。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秦翰才開始了他長達八年半的“不當亡國奴”的抗戰征途。他的征途從上海開始，足跡遍及八個省市，包括杭州、南京、南昌、衡陽、長沙、武漢、桂林、重慶、香港，珍珠港事變後，又從香港徒步返回桂林，繼而又去重慶、蘭州，在抗戰勝利後去北京、長春、錦州。秦翰才在1937年10月間離開上海時，左右手各提一個手提箱，一個裝着生活用品，另一個則裝着他歷年積累的左宗棠資料，這些資料是他最珍貴的財物。在八年半的征途中，秦翰才經歷了千難萬險，諸如偷渡封鎖線、逃避敵機轟炸、爬山涉水、忍飢挨餓、與蟲害疾病抗爭等等。但他對這一切泰然處之，每到一處就利用一切機會收集左宗棠資料，作實地調查研究和採訪，奇蹟般地完成了兩部有關左氏的書稿。

在長沙（左宗棠的出生地），秦翰才造訪了左氏在司馬橋荒蕪多年的家園，感嘆左氏興衰交替、譭譽參半的一生。有感於極少有人為此晚清名將評述，秦翰才立志為他立傳，初步擬題為《左宗棠評傳》。在戰時首都重慶任交通部專員時，秦翰才無視敵機的狂轟濫炸及盛夏的炎熱，利用公餘時間寫作，完成了“評傳”初稿。

在香港任中國經濟建設協會秘書的兩年內，秦翰才又利用一切時間蒐集左氏資料，修改並補充“評傳”初稿。香港中華書局已接受出版，豈料太平洋戰爭爆發，打亂了全盤計劃。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發動突然襲擊。次日，香港即被日軍佔領。秦翰才不願留在香港受敵人奴役，也不願回到已被日軍佔領的上海故鄉。1942年2月的一個深夜，他與幾個友人—起，偷渡日軍封鎖線，來到廣東佛山。然後，他們攀山越嶺，涉水淌河，克服艱險，忍受飢寒，一路徒步走到桂林，歷時整整兩個月。秦翰才在信中寫道，與同胞同生死、共存亡的強烈的慾望給了他戰勝一切險阻的力量。秦翰才又寫道，在逃離香港時，深恐他在重返內地的途中將左氏書稿丟失，因此把它交給一個

友人帶回上海。他十分憂慮書稿的安全，他在信中寫道，如果左氏書稿丟失或遭到破壞，他將從頭做起，重寫左氏稿。直到1946年3月22日，父新在北京等待新任命時，才得知他的左氏書稿已由友人帶回上海，安全地存放在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裏，那已是五年後了。

秦翰才經由桂林到達重慶後，在幾個職務中（大多都在重慶），他卻挑選了去甘肅蘭州。甘肅地處偏僻，經濟落後，卻對秦翰才具有一種特殊的誘惑力，因為左宗棠曾在那裏當多年總督。在任時，左宗棠曾建立了一系列的行政、軍事制度和機構，建立西北地區的第一個紡織廠，引進西方技術，為開發西北地區作出了巨大貢獻。秦翰才參觀了當年左氏設立的機構、軍營，查閲了左氏當政時的歷史記載，研讀刻有左氏政績的碑文，並造訪居民。雖然生活艱苦，但能獲得有關左氏資料則為秦翰才的最大樂事。在抗戰年代，出於戰事的需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急需發展西南地區經濟。根據當時交通部副部長沈君，哈先生和負責文化事務的谷正綱先生的建議，秦翰才把他在西北收集到的有關左氏資料，整理成為《左文襄公在西北》（左氏逝世後被清廷封為文襄公）。該書於1945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對開發西南地區有了仿效的模式起了促進作用。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秦翰才接到新的任命，去東北大連協助新任命的市長建立大連市政府。在從重慶經北京到大連的旅程中，因國共兩黨在東北開始交戰，秦翰才兩次受阻於長春。但秦翰才是個天生的學者，他把在長春的受阻，變為一次實地考察研究末代皇帝溥儀的機會。長春一度曾是傀儡政府“滿洲國”的京都，那裏曾有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皇宮。在長春受阻的兩個月內（1946年1月24日至1946年3月21日），秦翰才五次去溥儀的皇宮，把散落在地上的紙片、照片、信件、書籍、賬冊一一收集起來，為計劃書寫有關溥儀文稿蒐集資料。

1946年4月26日，秦翰才回到上海，結束了他長達八年半的征途，並接任中國紡織機械公司職務。在與家人歡度團聚短短的一週後，他又立即投入寫作。他利用公餘的分秒時間，在兩個月內完成了有關溥儀的著作。秦翰才在前言中寫道：“我五遊滿宮，都在下午三時左右。其地在市塵之外，積雪籠罩了一切，車馬之聲幾絕，雞犬之聲無聞，固已寂寥如墟墓。其時又值冬天晷短，西邊黯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淒涼景色。這些都正是象徵了滿洲國的末日，所以這書也就叫做《滿宮殘照記》了。”該書於1947年出版，在時隔四十年後由長沙嶽麓書社重印。《滿宮殘照記》寫成後，他又全心全意地投入整理左宗棠資料的工作。他發現他積累的龐大資料無法納入一本書稿之內。最後，他決定把這些資料分別納入四部書稿：《左宗棠全傳》（77條目，80萬字）、《左宗棠割記》（42條目，4萬字）、《左宗棠逸事彙編》（171篇，2.8萬字）、《左宗棠外記》。

這四部書稿於1948年10月以前全部完成，花了秦翰才整整十年的時間。上海商務印書館正準備將《左宗棠全傳》付印時，中國的政治氣候發生了劇烈變化，打亂了出版計劃。新政權成立後，左宗棠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被視為反動分子和鎮壓少數民族起義的劊子手。終於，秦翰才不得不把他珍貴的四部左氏文稿鎖進箱子，放在他的牀底下。

秦翰才是個有遠見的人。他感到像他這樣曾長期在國民黨政府部門任職的知識分子，在新政權領導下的各項政治運動中將免不了麻煩。加上，他發現自己的右耳失聰影響工作，因此決定在1955年提前退休。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熱衷於對年譜的研究。在左宗棠成為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後，他不能再作左氏研究，他的興趣轉向年譜的收集和研究。他希望退休後可將全部精力從事此項研究。

1、《左宗棠逸事彙編》長沙：嶽麓書社 1986年

2、《滿宮殘照記》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8年

3、《文書寫作譚》上海：耕耘出版社 1947年

4、《檔案科學管理法》桂林：科學書店 1942年

5、《左文襄公在西北》長沙：嶽麓書社 1984年

6、《清宮殘照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8年

7、《開心集》上海：普通書店 1935年

8、《文書寫作談[普通古籍]》甘肅水利林牧公司同人通訊民國30年（1941年）

兒子眼中的秦翰才

父親秦翰才（1895—1968）是位歷史學家、研究左宗棠的專家，是中國收集年譜數量最多的年譜收藏家。父親於1968年9月28日謝世三十五年後，我已步入八旬老婦的行列，但我仍經常思念我的父親，緬懷與父親共度的歲月。回顧我的一生，學術上的成長得益於父親的言傳身教和他嚴謹的治學精神的影響。值我父親逝世三十五週年之際，我將自己用英語書寫的家庭回憶錄《HeartbeatsandHeartachesMemoriesofanIntellectualFamilyinChina》中的有關章節濃縮成文，追憶我敬愛的父親秦翰才先生。

中國近代文學藝術評論家鄭逸梅先生在《藝林散葉》中寫道:“……秦翰才早有左癖，後有譜癖。所謂左癖者是，蒐集左宗棠史料。所謂譜癖者，蒐集古今名家年譜……。”這個評語概括了父親的學術生涯。

父親在生活上十分節儉，但購買年譜卻不惜重金。他與各古籍書店保持聯繫，專事收集著名歷史人物和家族的年譜。他並自己出資建立了一百五十個接觸點。凡是書市上買不到的年譜，他通過接觸點，向有關人士或有關家族借閲，然後一絲不苟地逐字逐句抄錄下來。父親最早的指標是購獲1000種，後來提高到2000種。到1966年，父親蒐集的年譜已達2090種，使他成為中國最大的年譜收藏家，並獲得“千譜樓主”的稱號。

父親退休後，並未清閒度日，而是整天抄寫整理年譜。盛夏酷暑，他伏案埋頭閲讀或書寫，額頭上冒着汗珠，書寫時墊在胳膊下的毛巾浸透了汗水。寒冬臘月，他細心修補年譜脆薄的紙頁，或用蠟線訂書。他的手指凍得僵硬麻木，仍不肯停下取暖。他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卻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