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麥克勞林

麥克勞林天生過於虔誠，無法被當代蘇格蘭加爾文主義所滿足。根據加爾文主義，上帝的無限仁慈將通過對當選的少數人的救贖而顯現出來，而他的正義將出現在對絕大多數人的譴責中；經過一年的學習，他放棄了當牧師的想法。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他與叔叔在基爾費南安靜地生活在一起，全身心投入到數學研究中。 ^[10] 

1717年，年僅19歲的他被任命為阿伯丁大學馬裏沙爾學院的數學教授。麥克勞林在1718年和1719年發表了兩篇關於曲線的構造和測定的論文，引起了艾薩克·牛頓（1643-1727）和他在倫敦的圈子的注意。他與牛頓的友誼似乎是真實的，他“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榮譽和幸福” ^[8]  。他被任命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719年），經常拜訪牛頓。在牛頓的贊助下，他於1720年出版了一本關於曲線描述的完整著作，這本著作極具影響力。在序言中，他認為數學和數學關係是自然本身的基礎。同年，麥克勞林發表了《幾何固有線（De linearum geometricarum proprietatibus）》，研究了曲線的曲率和調和性質，以及它們的切線和割線的性質。1721年，他被波爾沃斯勳爵聘為兒子的家庭教師和旅伴。他在法國呆了三年，在國外繼續他的數學研究。他在巴黎皇家科學院組織的一次有獎競賽中獲得了關於撞擊的最佳論文獎，這是歐洲牛頓科學的一次重大勝利。1724年，伯爵兒子在蒙彼利埃去世後，麥克勞林短暫地恢復了在阿伯丁大學的工作。

麥克勞林的講義、著作(4張)

他顯然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講師，當時的報道都談到了他悦耳的嗓音和生動的想象力。“所有麥克勞林先生的講座的方法和語言如此清晰，他的論證幾乎不需要重複：然而，他對學生們的進步感到焦慮，如果他們在任何時候似乎都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或者在關注他們時，他發現他們不能很容易地證明他所證明的命題，他寧願懷疑自己的表達由於他們缺乏天賦或注意力，所以他們的推測是他感到晦澀難懂的；因此，他會用其他方法重新進行演示，或者試着用不同的視角來展示，讓他們更好地瞭解它。” ^[10] 

圖冊： ^{[2]  [9]  [13]  [15]} 

麥克勞林時代的愛丁堡仍然保留着中世紀城市的面貌，被弗洛登牆包圍。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停滯之後，知識分子的生活開始復甦，到18世紀中葉，這座城市出現了蓬勃的科學和文學活動，即蘇格蘭啓蒙運動，麥克勞林在這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他是當時幾個學會的傑出成員，愛丁堡皇家學會後來就是從這些學會發展起來的。麥克勞林深深意識到自己的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他對許多項目感興趣，這些項目肯定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其中包括組織對蘇格蘭海岸線危險地區的調查，為教士的寡婦和孤兒基金會編制養老金精算表，在愛丁堡大學建立了一個物理實驗室和一個觀測站。 ^[10] 

麥克勞林“一直單身到1733年：但他既是為社會而生，也是為沉思而生，他希望將更微妙、有趣的快樂與哲學的快樂融合在一起，於是他與已故蘇格蘭陛下的司法部長沃爾特·斯圖爾特先生的女兒安妮結婚；與安妮育有七個孩子。” ^[10] 

愛丁堡大學最權威的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格蘭特爵士（1826-1884）將麥克勞林描述為該大學的“生命和靈魂”，一個具有“非凡社會品質”的人，也是愛丁堡科學界的傑出人物。除了學術成就外，他還在説服議會為蘇格蘭設立部長和教授遺孀基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745年9月，當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軍隊向愛丁堡挺進時，麥克勞林自願擔任軍事工程師，加固城牆。當愛丁堡於9月16日投降時，麥克勞林拒絕服從叛軍政府，逃到英格蘭。11月叛軍離開後，他返回愛丁堡，但在穿越積雪覆蓋的鄉村時患上了重感冒。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因他在加固城市方面的努力而受損，但從未完全恢復。他的病被含糊地診斷為水腫，儘管經過治療，病情還是越來越嚴重。他仍然在繼續寫作，正是在撰寫他對牛頓哲學的最後幾章時，他的眼睛開始失明。 ^[10]  麥克勞林繼續在病牀上口述牛頓傳記的最後幾章。在他最後一次生病時，愛丁堡大學第一位解剖學教授（1720-64）、愛丁堡醫學院創始人亞歷山大·門羅·普里默斯（Alexander Monro ''primus''，1697-1767）照顧了他。

“博學多才與敏鋭治學僅僅是麥克勞林先生的次要品質；他的心靈品質、他對上帝和人類的真誠的愛、他普遍的仁慈和不做作的虔誠，以及他以一種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友誼中的温暖和堅貞，使他與大多數人相比更加高貴。” ^[2] 

麥克勞林葬於愛丁堡灰衣修士教堂。 ^[11] 

麥克勞林寫了《代數論（A Treatise of Algebra ）》供課堂使用，這本書在他死後出版，併成為本世紀剩餘時間的流行教科書。1727年牛頓去世後，喬恩·康迪特（1688-1737）請求麥克勞林合作撰寫他的傳記。康迪特於1727年去世，但麥克勞林獨自完成了這項工作。《艾薩克·牛頓爵士哲學發現記述》於1748年在他死後出版，長期以來一直被公認為主流牛頓主義最權威的陳述。與此同時，他正在創作他的代表作《流論（The Treatise of Fluxions ）》（1742），這本書建立在他對牛頓方法論的信念之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