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

禮的起源很早，孔子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孔子認為夏、殷、週三代之禮，因革相沿而有所損益，到周公時代的周禮，則日趨完善。所以他又説：“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對於夏、殷二代，由於年代久遠，如他所説：“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同上）由於文獻不足，只能一知半解而無法詳細論證。

從有關歷史材料考證，禮，卜辭寫作［$$w］0352001 ，又作［$$w］0352002 。王國維解釋説：“此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説文》曰：［$$w］0352003 ，行禮之器，其説古矣。”（《觀堂集林·釋禮》）禮，最初指祭神的器物和儀式，殷代已十分重視。周人稱“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尚書·周書·君奭》），認為由於殷族人對禮的講求，能和上天相配，因而國運長久。周代殷後，周公就提出要“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鹹秩無文”（《洛誥》）。開始在新都祭祀時，就要使用殷禮，安排等級秩序，禮由是成為維護社會政治等級制度的行為規範。周代把禮從儀式中區別出來，賦以治理國家和人民的政治功能。所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左傳·昭公五年》）“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記·曲禮》）上面這些界定，反映了周代對禮的作用的要求。 ^[1] 

孔子是崇奉周禮的，禮雖然表現為祭獻樂舞、進退揖讓的儀式，但使用器物的不同卻標誌着主人“名分”的高低。孔子是處在周室衰微、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諸侯、大夫多不遵守禮制，對此孔子非常反感。如魯季孫氏“八佾舞於庭”，魯三家“以《雍》徹”（《論語·八佾》），均屬破壞周禮的行為，故聲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對管仲“樹塞門”、“有反坫”，孔子認為他僭用諸侯的設備，違背周禮的規定，故指責説：“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同上）“塞門”與“反坫”雖屬器物，卻表現出主人名分，如有僭越，就是破壞禮治的等級秩序。故孔子強調指出：“唯器與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成公三年》）這反映出孔子的保守思想。

由於孔子認為禮不僅是一種儀式，而實質上包含有政治制度的內容，禮崩樂壞則是標誌王權的失墜與社會秩序的紊亂，所以對一些失去功效的禮儀，他也想加以維持。如諸侯每月初一行“告朔”禮，當時魯君已不參加，子貢認為流於形式，主張去掉祭祀用的活羊，孔子卻説：“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其實孔子並非愛“告朔”的儀式，他要維護的是諸侯名分的內容。孔子又説：“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他認為禮樂的意義不在於玉帛、鐘鼓等形式，而在於維護社會上的等級名分，這是孔子崇奉周禮的目的所在。

孔子發揮周人禮治的觀點，認為禮的意義十分重大。他説：“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禮記·哀公問》）既然禮有這樣大的作用，所以孔子要求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切舉止言行，都以守禮為依歸。孔子還反覆闡述禮的社會功能：“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憲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泰伯》）從禮的多種社會功能中，最終歸結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即是達到仁禮的一致。

孔子是個教育家，他以教育生徒禮學作為德育的重要內容。顏回曾談到孔子對他的教導，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使成為才德兼備的人。孔子對個人修養，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同上）。又説：“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他把學禮作為做人的根本準則，可見對禮學的重視。

孔子對禮的內涵，也曾補充做過一些界定。如説：“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並稱之為“禮之本”（《論語·八佾》），而對“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同上）的現象提出批評。他還主張“為國以禮”（《論語·先進》），並説：“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論語·里仁》）有若也認為：“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儒家講究禮治，孔子對禮學的提倡起到了很大作用。 ^[1] 

孟子提出“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認為禮是人人皆有、與生俱來的天賦道德，禮的內容，從屬仁義並對仁義加以修飾。

荀子對禮的起源、內容、功能做了系統闡述，認為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他提出“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賦予禮以法的含義。

漢儒於禮，注意其在社會與人際關係中的調節和和諧作用。如《禮記·禮器》説：“先王制禮以節事。”《仲尼燕居》更提出：“夫禮者，所以制中也。”節事、制中，利於社會的協調。

宋儒則將禮與理聯繫起來。周敦頤認為“禮，理也”。朱熹認為禮謂“天理之節交”，是天理的表現形式。李覯撰《禮論》，對禮之起源、內容、結構、功用做了詳細論述。他以為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八者都是禮。樂、刑、政是“禮之支”，仁、義、智、信是“禮之別名”，而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是“禮之本”。禮、樂、刑、政屬於“法制”，仁、義、智、信屬於道德；有道德然後有法制，有法制然後道德才得以顯現。

明清儒家於禮沒有提出突破性的新見解。 ^[1] 

由於儒家崇尚禮，提倡禮治，兩千多年來，知書達禮在封建社會中成為仁人君子的基本標誌。而和諧、節儉、禮讓、恭敬成為中國的傳統美德。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對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安定社會秩序，以及約束個人行為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它的後期，禮也有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一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