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時差

改革開放以來，有機會乘飛機出境旅遊，當跨越幾個時區到達目的地後會感到“時差”不適，往往要好幾天才能恢復正常。例如現在是白天，而美國東部卻是夜晚，飛到那裏如是白天，則我們體內的生物鐘卻是晚上，要遊覽活動就會感到頭痛、疲乏、失眠、煩躁、輕度抑鬱及消化不良、便秘或腹瀉等，這就是時差。時差只有在乘高速的飛機跨越幾個時區後才會發生，坐火車或輪船速度較慢，或南北方向的旅行就不會發生。

隨着社會的逐漸工業化，醫學上出現了一個新名詞——社會時差（簡稱SJ）。不少人天剛亮就要外出上班，回家時路燈已亮了，造成慢性睡眠缺乏。這是體內固有的生物鐘和社會上的作息時間的不同。因為前者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現代工業往往在室內，白天見不到太陽，下班時卻燈火通明，有些人要交際娛樂。這改變了睡眠，一是睡得晚了，二是睡得少了。到休息日則睡得久希望補回來。好像是星期五晚上飛到另一個地方，到星期一早晨再飛回來。

醫學上的社會時差是指休息日的睡眠中點時間和工作日的睡眠中點時間之差。因為前者實際上是體內生物鐘在起作用，而後者可以説是老闆的鐘在起作用。這兩個時間之差越大即社會時差越嚴重，可產生時差症狀。

在美國《當代生物學》發表德國和荷蘭科學家的一篇對SJ的研究。他們從2002年起用網上問卷調查的方法，研究了歐洲中部65000多人的情況，引起了大家注意。

在一般情況下，從青春期及少年時開始，睡眠時間從8小時左右逐漸縮短，至五六十歲為7個多小時，以後老年人又增到8小時多。實際上青少年的生物鐘睡眠時間可達9小時左右，以後逐漸減少。而因為上課或上班才只有上述時間。重要的是他們統計了近8年的睡眠時間，發現工作日從7.4小時漸減為6.8小時，休息日為8小時餘不變，但休息日的睡眠中點時間從早晨四點一刻延後至四點三刻。工作日的起牀有80%是用鬧鐘的。而且近8年來不論是夏天還是冬天，户外活動的時間都減少了約半小時。他們發現1/3歐洲人的SJ在2小時以上，69%的SJ＞1小時。

該文重點研究了社會時差與肥胖的關係，發現體質指數（BMI）隨年齡而增加直至52歲，相當於婦女絕經期，睡眠越少者BMI越高。他們根據BMI把研究對象分為兩組，BMI<25者43308人，≥25者20731人，後者為超重或肥胖。發現此組中SJ越大則BMI越高，SJ>3小時者BMI多在30以上，因此認為SJ為肥胖的原因之一。但BMI＜ 25組中SJ與BMI卻無關，原因不明。

現代生活增加SJ是對健康不利的。確定夏令時間、上班時間及上課時間應考慮減少SJ。要提倡多見太陽多參加户外活動，要減少晚間的夜生活。如果很難做到，也可以儘量將工作位置靠近窗户，讓自己的生物鐘多發揮作用，減少SJ的時間。

研究對象的“社會時差”越是與生物鐘背離，越可能陷入抑鬱、焦慮，同時幸福感較低。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