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原子化

社會原子化及其風險，是研究社會失範與社會整合的又一新視角。據考究，最先提出社會原子化概念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 ^[2]  。在齊美爾的基礎之上，漢娜·阿倫特、吉登斯、涂爾幹相繼研究了社會原子化與法西斯暴政的關係、社會原子化與法西斯的關係、社會原子化與社會整合危機等。近年來，國內也興起了對於社會原子化的研究，李漢林、渠敬東研究了單位原子化並著有《中國單位組織變遷過程中的失範效應》。

田毅鵬是國內目前研究社會原子化最有成效的學者之一，他先是以東北老工業基地典型單位制背景下的社區建設為案例，研究了單位社會原子化現象，爾後又在更廣泛的領域深入研究了社會原子化及其社會風險。受他們的啓發，本文將社會原子化及其危害進行了梳理，明確提出社會原子化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它指社會聯結狀態，即社會強勢羣體圍繞以掌握公共權力或擁有經濟影響力的個人或單位為核心，以分享權力或經濟影響力為目的而形成的結構嚴密的抱團化狀態。另一方面，它是指社會的一種鬆散狀態，即指未能與強勢羣體抱團的外圍成員，在社會缺乏有效聯結或有效組織的情況下，越來越被邊緣化、碎片化，結果導致社會整體呈現出的一種“碎片化”狀態。將社會原子化的兩種情形進行區分，並將社會原子化與社會腐敗窩案頻發問題進行關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會原子化與社會腐敗窩案的發生機制，對於預防與懲治腐敗窩案有一定現實意義。

田毅鵬教授在《中國社會後單位時代來臨？》中説，社會原子化，主要是指在單位制度變遷過程中社會聯結狀態發生變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個人之間聯繫的弱化、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個人與國家距離變遠、道德規範失靈等一些基本的社會聯結被破壞的現象。

“原子（atom）”是源於古希臘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概念，指構成物質的最小單元，它可以獨立存在且相互之間聯繫微弱。基於原子的這一特性，一些學者和思想家們，借用“原子化（atom-ized）”這個概念來比喻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圍繞某個核心抱團，團內結構嚴密，團與團之間關係鬆散，團外人與人之間孤獨冷漠的變動趨勢或狀態。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是社會原子化的根源，社會原子化反過來又加速了功利主義的泛濫，導致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集體與國家之間的距離變遠，乃至出現社會規範失效、公共道德缺失等社會危機 ^[3]  。

社會出現“原子化”現象，已經有很長的歷史，最先提出“原子化”這一概念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齊美爾在考察了柏林的社會狀況之後寫下了《大都會與精神生活》，在該書中，齊美爾提出：“城市居民的生活長期處於緊張刺激和持續不斷的變化之中，這導致居民逐漸缺乏激情、過分理智、高度專業化以及人與人之間原子化。”

在齊美爾研究的基礎之上，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4]  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原子化”這一概念。漢娜·阿倫特在其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把現代社會中的人形容為“原子化的個體”（atomomization）。這個原子化的個體是孤獨的、埋頭於物質享受的、完全“私人化”的，這樣的個體普遍存在，並且這些個體之間也沒有強有力的聯繫。

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相當於社會生活裏一個個的原子，但是，家庭原子化在這裏並不是指構成社會最小單位意義上的家庭組合形式，而是指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出現在家庭內部的，以利益為核心代替傳統上以血緣親情為核心形成的抱團重組關係。它主要是指由於生產與居住方式的改變，家人之間交流減少，家庭對於成員的凝聚力減弱，家庭內部不再以家庭或家族長者為核心，而是以利益及利益再生能力為核心，家庭內部成員中富裕者或掌握社會公共權力者成為家庭的核心，其他成員，其工作、生意、居住、就業等均圍繞這個核心抱團形成關係緊密的類似原子的社會結構。

除了家庭或家族出現反傳統的利益核心化抱團現象之外，在工作單位，還出現了一種圍繞權力核心形成的聯結抱團狀態，一部分人圍繞核心權力、利益抱團，形似原子，另一部分人則被邊緣化、彼此孤立，形似各個獨立的原子。兩種情形的共同本質是，個人之間聯繫的弱化、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集體與國家之間關係疏離、道德規範失靈等等 ^[5]  。

不管是家庭原子化，還是單位原子化，在其原子化過程中，現實中的親朋、好友、同事、鄰居、師生、同學、情侶等關係也在悄悄發生着變化，並且其變化有一個共同點：人人都慎於交流，精於計算，敏於互動，功利代替了友情。時下盛行的“強強聯合”、“雙贏合作”的觀念背後，部分地潛藏着強化金錢、貶抑親情友情的行為準則。“經濟適用男”、“經濟適用女”在當前更是演變成金錢至上且毫不掩飾的婚姻教條。它們印證了恩格斯百年前的斷言：“買賣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實質卻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實現，以致不僅對婦女，而且對男子都規定了價格，而且不是根據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根據他們的財產來規定價格。”

一般説來，社會原子化的表現有三 ^[6]  ：

（1）人際關係疏離化。社會紐帶鬆弛，初級社會羣體開始走向衰落，即伴隨着現代化或社會轉型的進程，人們開始從各種共同體中被“解放”出來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個體存在。但在社會尚未實現新的更為高級的社會聯組的情況下，人際關係開始疏離，走向原子化，陷入利己主義的小圈子。

（2）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任何一種成熟的文明社會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實的社會連結基礎之上的，其中最為重要的連結應是介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初級羣體及其相應的組織團體。而走向原子化的社會則恰恰是破壞了上述基本連結，使個人直接面對國家，導致社會內部鬆散，組織能力差，在表達利益訴求，維護個人權益時，往往以原子化的個人去面對政府和社會。此種現象的危險性在於，弱勢羣體的利益訴求無法上達，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傳的管道。

（3）規範失靈，社會道德水準下降。當社會走向原子化後，各種社會制約因素消解了。同時，當各種人際聯接的紐帶喪失後，社會上自私自利的唯我主義風行，導致各種社會制約因素走向消解，人們終將純粹工具性地看待社會。

因為社會轉型或社會組織乏力而出現的以權力或以經濟影響力為核心的抱團現象，它們超越社會組織形成一種新的社會聯結，正在改變着社會的聯結方式和交往方式 ^[3]  。這種聯結或交往方式，改變了傳統的鄰居關係、朋友關係、姻親關係和同事關係。以社會原子化為顯著特徵的社會聯結狀態的改變，出現了兩種典型情形：一種是社會強勢羣體抱團化；另一種是整個社會呈現“碎片化”狀態。強勢羣體抱團化，即憑藉權力或經濟影響力的強勢個體凌駕於社會規範之上，一部分社會成員以權力掌握者或經濟影響力大者為核心，層層聚攏，形成一個類似於原子的東西，外圍的電子圍繞原子核運行，自組織嚴密。未能與強勢羣體抱團的外圍“電子”，則被邊緣化，並且沒有其他有效的社會組織對其進行整合，結果導致一盤散沙，呈現出社會“碎片化”狀態。就現在出現的情況來看，社會抱團是以掌握公共權力或擁有經濟影響力者為核心，以分享權力或經濟影響力為目的而形成的結構嚴密的團體。而這個團體之外的其他社會成員(佔社會數量的絕大多數)，儘管他們似乎都是自由的，然而，相對於抱成團的社會原子來説，這些成員卻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孤立起來 ^[3]  。

時下盛行的“強強組合”，強化了強勢，弱化了弱勢，與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如出一轍。看似市場化運作的造城運動，打破了原來的鄰里關係，憑藉經濟實力實現了重新組合，有錢人、有權人集結到了高檔小區、好的地段，錢少的住經濟小區，買不起房的只能停留在棚户區。這種按照經濟狀況形成的小區組合或地段組合，將人分出了清晰的層次和等級，並進而將人進行了歸類。在傳統意義上，鄰居關係的結成、朋友關係的建立，是以地域、交往頻次或情感興趣偏好進行的，而在以現代性為特徵的社會現實中，組成鄰里關係的關鍵因素卻成了以住房為衡量標準的經濟實力，結成朋友關係的關鍵因素是以互惠互利為衡量標準的可利用資源。按照這個標準組合起來的鄰居或親朋、同事，即便是他們之間天天相見，但卻彼此陌生，相互絕緣。用美國學者帕克的話説，“在城市環境中，鄰里關係正在失去其在更簡單更原始的社會形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那裏，成千上萬的人雖然居住生活近在咫尺，卻連見面點頭之交都沒有。初級羣體中的那種親密關係弱化了，依賴於這種關係的道德秩序慢慢地解體了”。在其家族關係、鄰里關係、朋友關係均告衰落的情況下，現代人的社會資本大量流失，併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社會工作的開展面臨諸多障礙。在經濟利益中心化的原子化過程中，先富者、掌握社會公共資源者成為極具能量的原子核，其他能夠為富裕階層和權力羣體進行增值服務的人，則成為圍繞原子核運轉的活躍電子，青壯年原子核化，老人或小孩則被邊緣化；金錢、權力原子核化，知識、道德則被邊緣化；先富者原子核化，後富者則被邊緣化 ^[2]  。

在社會家庭經濟利益原子化過程中，力量最弱小的是老人和孩子，是被邊緣化最嚴重的一部分。空巢老人或窮人家的孩子是最需要家庭和社會關照的羣體，但卻淪為社會演變中最大的受害者。“國家與個人的距離越來越遠，兩者的關係也越來越流於表面，越來越時斷時續，國家無法切入到個人的意識深處，無法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社會聯結方式的改變，被邊緣化的羣體，絕不僅僅是在物質層面變得更加貧乏，同時還體現在社會“原子化”過程中人們之間彼此孤立、相互冷漠狀況的出現。社會原子化造成的弱勢羣體，在其自救乏力而社會救濟又缺位的狀況下，將成為一種危險的社會力量。

任何一種成熟的文明社會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實而又穩定的社會聯結基礎之上的。功利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個人之間關係的疏離、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社會聯結紐帶鬆弛、初級社會組織走向虛無化。社會原子化，或家庭原子化，其共同核心是以利益為核心的關係重組，是功利主義發展的產物。伴隨着社會現代化的推進或社會轉型的深入，人們開始從各種共同體中剝離出來，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個體存在，人際關係開始疏離，形成形形色色的利己主義的小圈子。其中最為嚴重的是介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初級聯結被撕裂，社會內部鬆散、組織能力下降，造成個人直接面對國家，在表達利益訴求時，往往以原子化的個人去面對政府和社會，並最終導致弱勢羣體的利益訴求無法上達，而政府的政策信息也失去了順利下傳的通道。隨着社會制約力量、社會聯結力量的削弱，各種消解社會制約、社會聯結的因素便會不斷增強，兩種力量此消彼長，進一步刺激了功利主義、唯我主義的膨脹，最終導致整體意義上的社會“碎片化”，及其社會功能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