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業城市

古代礦業城鎮，大約從公元前三千年開始，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和中國相繼進入青銅時代。青銅成為製造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的主要材料，導致對銅和錫礦石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人類歷史迎來了第一個礦業活動高峯。考古資料表明，當時存在大量的礦石開採、冶煉、銅器製造一體化的礦業城鎮。在埃及的西奈半島、我國的陝西、河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都發現了這類銅礦石採、冶和銅器製造工場的遺蹟。

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發明了鍊鐵術，鐵礦石的開發進入活躍階段，加上對金、銀、銅、錫等金屬越來越多的開發利用，礦業活動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我國在西周-春秋時期，採礦活動已具有相當規模。到漢代開採的礦產已有銅、金、銀、錫、鉛、鐵、鹽、辰砂、雄黃、雌黃、玉、天然氣等十餘種。公元前一世紀時，每年有十餘萬人"攻山取銅鐵"，其採礦規模可見一斑，為此聚集的人口形成了若干礦業城鎮。

我國煤的利用很早，在西漢時河南鞏縣鐵生溝就已試用煤來鍊鐵，西晉時煤炭開採已很普遍。進入中世紀後，隨着生產關係的調整和生產力的提高，以手工作坊式生產的採礦-冶煉-製造業達到了空前的水平，礦業同工具製造、武器製造、錢幣制造、生活用品製造和燃料的關係更為密切。我國大多數的古代礦業城鎮，如安徽繁昌、安徽銅陵、河南鶴壁、山東萊蕪、江蘇徐州、遼寧遼陽、黑龍江阿城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其中有許多一直延續到現代。

古代社會屬農業經濟，生產力水平很低，礦業規模小，不可能形成大的礦業城市，而是星羅棋佈的小型礦業城鎮，其人口規模一般為數千人。

17世紀末18世紀初，以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為標誌，一批西方國家開始進入工業化階段。工業化首先導致了對煤礦的大規模開採，在英國、法國、德國形成了具有現代規模的煤礦城市，如英國的伯明翰、紐卡斯爾、加迪夫、謝菲爾德，法國的洛林，德國的魯爾區等。歐洲煤礦城市的興起，滿足了歐洲工業革命對煤炭的需求，為第一批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西方工業化早期的礦業城市

由於工業化改變了幾千年來的傳統生產方式，由作坊式手工生產轉變為大規模機器生產，大量製造機器對鋼鐵的需求劇增，隨之而來的是鐵礦的大規模開發和鋼鐵工業城市的興起。上述歐洲工業化早期形成的煤炭礦業城市中的洛林、魯爾區、謝菲爾德同時也是鋼鐵工業城市；此外如英國的諾丁漢、米德爾斯堡，瑞典的基魯納等都是在工業革命時期形成的以鐵礦為依託的鋼鐵工業城市。

西方工業化早期的礦業城市

獨立後的美國、加拿大相繼成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進入工業化進程。在美國，出現了以匹茲堡為代表的大型煤炭、鋼鐵城市；在加拿大，鋼鐵城市哈密爾頓、煤炭和鉀鹽城市薩斯卡通、鎳都薩特貝里也迅速發展起來。19世界中葉，美國首先開採石油。石油進入能源領域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隨之出現了一批石油城市，如美國的休斯頓、加拿大的卡爾加里、愛德蒙頓、羅馬尼亞的普羅耶什蒂等。

西方工業化早期的礦業城市

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是工業化國家礦業城市發展最快的時期。以英國為例，從1841年到1901年，有50萬人從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農村湧向礦山，是礦業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

西方工業化早期的礦業城市

由此可見，現代意義的礦業城市最早出現於西方國家本土，是西方進入工業化進程的必然產物。這些礦業城市，對西方國家開展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對礦物能源和礦產品生產基地的建設起到了先導性、奠基性的作用。

從15五世紀至20世紀，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處於殖民地時期。早期的殖民主義者以掠奪金、銀等貴金屬與寶石為主，至今在中南美還留有16～17世紀西班牙、葡萄牙早期殖民時期的金、銀礦城市，如巴西的奧羅普雷託（金）、玻利維亞的波託西（銀）、秘魯的塞羅德帕斯科（銀）、墨西哥的特斯科科（銀）、瓜納華託（銀）、澳大利亞的布羅肯希爾（金）等；美國的舊金山（金）、南非的約翰內斯堡（金）、博克斯堡（金）、金伯利（金剛石）、澳大利亞的本迪戈（金）則是十九世紀更大規模的殖民淘金形成的城市。

殖民主義時期的礦業城市

19世紀後，西方國家開始大量掠奪殖民地的常規大宗礦產資源，以支持其工業化進程。於是在殖民地國家的礦業開發轉向以煤、鐵、有色金屬和石油為主。英、法、美、德、日等西方工業化大國在非洲、亞洲、中南美洲開展了有史以來強度最大的採礦活動，其結果是在殖民地國家形成了一大批礦業城市，如巴西的貝羅奧裏藏特（鐵）、智利的安託法加斯塔（銅）、贊比亞的基特韋（銅）、南非的比勒託尼亞（鐵、金剛石）、中國的鞍山（鋼鐵）、中東的許多石油城市等。

殖民主義時期的礦業城市

20世紀60～70年代，全球反殖民主義運動達到高潮，聯合國通過了有關結束殖民主義的文件。從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的國家紛紛實施礦山、油田國有化的政策，西方殖民主義對這些礦業城市的控制基本結束，原殖民地國家的礦業城市發展進入新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

殖民主義時期的礦業城市

殖民地國家的礦業城市是為西方國家工業化服務的，是西方國家礦業城市的補充和延續。同西方工業化國家在本土建立的礦業城市相比，殖民主義時期形成的礦業城市在產業結構上更單一，更畸形，存在的經濟、社會問題更突出，對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後續影響更大。

在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時期，出於工業化的需要，建立了一大批礦業城市。由於礦業基地的建設被列入計劃，這類礦業城市的發展更迅速，其規模更大，各種生產、服務、管理機構更完善。前蘇聯的頓巴斯（煤）、庫茲巴斯（煤）、巴庫（石油）、磁山（鐵）、米爾內（金剛石）等，德國的萊因區（煤），我國的阜新（煤）、大同（煤）、克拉瑪依（石油）、大慶（石油）、銅陵（銅）、攀枝花（鐵）、金川（鎳）、平頂山（煤） 、烏海（煤） 、六盤水（煤）等都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發展起來的礦業城市。

計劃經濟時期的礦業城市

我國在計劃經濟年代有兩個形成礦業城市的高峯。一個高峯在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到文革之前，在此期間對煤、鐵、石油、有色金屬的找礦取得一系列突破，許多大型、超大型礦牀和礦牀羣集區的發現為建立礦產開發基地奠定了資源條件，而每一個大型礦產開發基地的建設藍圖就是一座礦業城市。這一時期形成的礦業城市不少是完全新建的，如平頂山、石嘴山、烏海、克拉瑪依、包頭、白銀等；還有一些城市是在原來就是礦業城市的基礎上擴大發展的，如阜新、撫順、黃石、銅陵等。

計劃經濟時期的礦業城市

第二個高峯是"三線"建設時期，攀枝花、六盤水是這一時期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礦業城市。改革開放以後，除個別石油城市（如東營、盤錦、庫爾勒）外，我國基本上已不再形成新的礦業城市。

同西方國家工業化時期和殖民主義時期興起的礦業城市相比，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礦業城市有以下特點：

第一，計劃經濟對礦業城市的資源配置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推動了礦業城市的快速形成。礦產資源的勘查、礦山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建設、生產服務、生活服務基本上都有國家計劃保證，因此城市的建設速度很快，三、五年間，一座礦業城市就拔地而起。這種高速度的礦業城市建設，保證了國家在特定時期的礦產資源安全供應。

計劃經濟時期的礦業城市

第二，計劃經濟條件下發展的礦業城市通常具有礦地一體化的城市管理體制，對當時各種社會問題的處理機制比較完善，因此，諸如就業、生活服務、社會治安、城鄉關係等都有妥善安排，將這些問題均納入了政府的計劃體系。

計劃經濟時期的礦業城市

第三，計劃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礦業城市比其他類型城市對計劃經濟體制有更強的依賴性，舊體制、舊模式、舊觀念的慣性大，為城市的改革和轉型增加了難度。

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礦業城市發展趨勢

第一，在全球化環境下，重要的生產要素實行全球性市場優化配置。礦產資源是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它同礦業資本、礦業技術、礦業服務的市場配置，在空間上、形式上、規模上有多種選擇，而礦業城市在當前條件下並不是這種配置的優化選擇。全球化強調的是資本、技術、服務的流動性，而礦業城市則力圖把這些要素固化在一座以採礦為主的城市中，為單一的採礦業提供服務，以這種方式形成的要素配置將缺乏市場競爭能力。

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礦業城市發展趨勢

第二，20世紀後半期世界經濟的迅速發展已經大大改變了交通、通信、供電等基礎設施狀況，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已遠非20世紀前半期可比，一座大型礦山完全可以從現有格局的城市獲得金融、信息、技術、物資和生活服務支持，沒有必要專門為其建一座新的礦業城市。

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礦業城市發展趨勢

第三，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大大改變了礦山的技術水平和裝備水平，礦山勞動生產率有了極大的提高。一座年採掘礦石2000萬噸的世界級大礦山，其職工僅需數百人，對城市人口的影響十分有限。因此，礦業不再是一個勞動密集的產業，那種在勞動生產率十分低下的條件下，動輒數萬礦工、數十萬礦業相關人口聚集在一座城市的時代將逐漸成為歷史。

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礦業城市發展趨勢

第四，各國都已經重視城市規劃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一座產業單一、資源壽命有限的礦業城市，必然會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這樣的城市將很難通過規劃審查。

第一階段：我國古代的礦業城鎮。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以金、銀、銅、錫和寶玉石的開採、加工為主。後隨着生產力的發展，更多的礦產被開採利用，中小型礦業城鎮遍及全國各地，如大冶、銅綠山、銅陵、箇舊、自貢等。

我國礦業城市的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清末的洋務運動，造就了一批現代意義的礦業城市，如大冶、萍鄉、唐山等。至民國時期，在民族資本、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的共同作用下，礦業城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時期發展的礦業城市有唐山、萍鄉、大同、徐州、銅陵、東川、箇舊、黃石、鞍山、玉門等。

我國礦業城市的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我國的礦業城市主要是在建國後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自五十年代初起，國家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期，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建立大型礦業基地就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的保證下，一大批礦業城市拔地而起；一些老的礦業城市也擴大了規模。新建和擴建的最早的一批礦業城市，主要是那些提供國家建設急需的煤、鐵礦產品的城市，如阜新、撫順、平頂山、烏海、石嘴山、鞍山、包頭、黃石等。

我國礦業城市的發展階段

之後，隨着大規模地質勘查工作的進行，發現了一大批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牀，在此基礎上建起一批新的礦業城市，如白銀、金川、德興、雲浮、鍾祥、開陽等。大規模的油氣勘查推動了以石油和天然氣開發、加工為支柱產業的城市的發展，如玉門、克拉瑪依、大慶、濮陽等。在三線建設中建立的礦業城市以攀枝花、六盤水最為典型。改革開放以後，新的礦業城市仍在產生，如東營、盤錦、庫爾勒、東勝等，主要是一些以大型油氣或煤炭開發和加工基地為依託的城市。

我國礦業城市的數量

礦業城市的數量取決於對礦業城市的定義。關於礦業城市的定義很多，定量標準也很多。但有些定義在統計指標難以操作。我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多數人認為是礦業城市的城市就是礦業城市"。按照這一從眾的方法，獲得礦業城市98座。

按照城市對礦山的依存程度對礦業城市分類

按照礦產資源種類對礦業城市分類

按照資源開發展階段對礦業城市分類

按照行政區級別對礦業城市分類

按照城市對礦山的依存程度對礦業城市分類

城礦關係是判斷城市對資源依存度的重要指標。城礦關係可分為三級：一級表示城市對礦山的依存度高，屬於這一級的城市，其礦山主要在城市的城區和郊區；二級表示城市對礦山的依存度較高，屬於這一級的城市，其礦山部分位於城市的城區和郊區，部分位於城、郊之外該城市所管轄的行政區的其他地方；三級表示城市對礦山的依存度較低，屬於這一級的城市其礦山不在城區和郊區，而是散佈在該城市所管轄的行政區內。

按照城市對礦山的依存程度對礦業城市分類

如果一座城市城礦之間具有一級依存度，且礦業為該城市的最主要支柱產業，則它是一座真正的礦業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城市極力調動各種管理的、經濟的、社會的力量為礦業服務。如果屬於二級依存度，該城市只是一座半礦業城市，城市除為礦業服務外，還為城市內的許多其他的產業提供服務。如果屬於三級依存度，那麼嚴格地説，它應該是一座常規城市而非礦業城市，與其他常規城市的區別僅在於在該城市所管轄的行政區內，礦山更為密集一些。

按照城市對礦山的依存程度對礦業城市分類

按城礦關係，城礦之間具有一級依存度的城市共有48座（佔全部礦城的49%），其中煤城29座，油氣城6座，鋼鐵城（依託採掘業）3座，有色金屬城（依託採掘業）6座，其他4座。由此可見，在真正意義的礦城中，煤城佔了很大比重。城礦之間具有二級依存度的城市共有16座；屬於三級依存度的礦城有34座。

按照礦產資源種類對礦業城市分類

在98座礦業城市中，開發煤炭資源的城市有45座，開發油氣資源的城市有9座，開發鐵礦資源的城市有8座，開發有色金屬資源的城市有17座，其他資源特點的礦業城市19座。煤城佔全部礦業城市數目將近一半。

按照資源開發展階段對礦業城市分類

將礦業城市分為三個資源開發階段類型。（1）發展期：表示該城市的礦業處於發展階段，資源剛剛開始開發，供應充足；（2）穩定期：表示該城市的礦業處於持續規模發展階段，經濟效益良好，資源供應穩定；（3）衰竭期：表示該城市的礦產資源開發已近後期，資源出現枯竭，礦山經濟效益下降。發展期一般5～10年；穩定期較長，一般50～70年，個別可長達百年以上；衰竭期一般10～20年。

按照資源開發展階段對礦業城市分類

在98座礦業城市中，屬於發展期的城市有10座，佔礦業城市總數的10.2%；屬於穩定期的城市有70座，佔71.4%；屬於衰竭期的城市有18座，佔18.4%。處於穩定期的礦業城市佔了大多數，這是符合我國現階段礦業城市的興衰規律的。按照資源開發展階段對礦業城市分類屬於衰竭型的礦業城市有阜新、大同、雞西、撫順、北票、淄博、萍鄉、焦作、鶴壁、玉門、白銀、東川等。大部分是煤城。衰竭型礦業城市是各方面關注的重點，制訂這類城市的改革、轉型和發展戰略也最為急迫。

按照行政區級別對礦業城市分類

在98座礦業城市中，有57座為地級行政區所在地，有41座為縣級行政區所在地。因礦專設地級市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大慶、克拉瑪依、盤錦、阜新、烏海、淮南、平頂山、石咀山、鞍山、攀枝花、銅陵、金昌、白銀等。由此可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行政體制被充分地調動起來保證礦業城市的興建和運轉。

我國礦業城市對經濟發展的歷史貢獻

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對礦產品的需求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礦產品生產基地建設的速度

最大限度地推動了我國獨立的、強大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體系的建設

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對礦產品的需求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在建國初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建設項目中，絕大多數需要以礦產品為原料。礦業城市的興起滿足了國家經濟恢復和發展對礦產品的需求。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礦產品生產基地建設的速度

舊中國的礦業規模很小：1949年中國原油產量僅12萬噸、鋼產量15.8萬噸、原煤產量3243萬噸、有色金屬產量1.33萬噸，還不到今天一座礦業城市，甚至一箇中小型礦山企業的產量水平。經濟建設對礦產品的需求極為緊迫，大量建設項目已是弓在弦上，沒有礦產品供應，就可能成為無米之炊。礦山基地建設急需加速。在這種形勢下，迅速建一批礦業城市，是建立礦產品供應基地的最快速的途徑。

最大限度地推動了我國獨立的、強大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體系的建設

建國以後，我國長期處於國際冷戰背景之下，遭到"禁運"、"封鎖"和"制裁"。從建國初到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間，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我國只有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建國以來建設的98座礦業城市，構成了新中國能源和原材料工業的脊樑，成為我國礦業的資源、生產、技術、教育、管理和服務中心，支撐起我國獨立的、強大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體系，對新中國突破冷戰封鎖，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礦業城市對新中國的資源安全功不可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