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覺

1908年2月15日（清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四日）生於廣西省桂林臨桂縣宛田鄉甕潭村，原名世偉，字為開（一作維開）。祖父鱉亭公，前清進士。父仲呂公，畢業於高等師範學校，先任教師，後入軍旅，陣亡於東江討陳之役。石覺失父，賴母陽氏撫育成人。少年時，在桂林接受啓蒙教育，入小學，升中學。 ^[2] 

1924年冬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1925年6月參加平定劉楊叛亂。7月升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隊步兵科。1926年1月畢業後任黃埔軍校第5期入伍生排長。1928年黃埔軍校遷至南京後任第6期學生總隊第2大隊副中隊長（大隊長為湯恩伯）。1929年春，隨湯恩伯到教導第一旅，任營長。

1930年4月，參加蔣馮閻中原大戰。中原大戰結束後，湯恩伯升任第四師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石覺又被調到第四師第十二旅，先後任營長、團長等職。1930年冬，參加“圍剿”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紅軍。1933年至1934年，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35年冬，又率部到陝北地區，參加“圍剿”長征到達陝北地區的中國工農紅軍。1936年4月升任第4師（師長王萬齡）第12旅（轄兩團）旅長。36年冬兼任集寧警備司令。 ^[1]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石覺任第四師第十二旅少將旅長，率部開赴華北，參加對日作戰。8月，參加南口戰役。1938年3月，參加台兒莊會戰。7月，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5月，參加隨棗會戰。1940年初，升任第四師師長。5月，參加棗宜會戰。1941年，升任第十三軍副軍長兼第三十一集團軍訓練處處長。1942年，升任十三軍軍長，下轄第四、五十四、八十九三個師。1944年4月，參加豫中會戰，所部在河南中部地區潰敗。1945年初，石覺的第十三軍隸屬湯恩伯的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同年5月至8月，參加對入侵廣西的日軍的反擊作戰。 ^[1] 

1945年10月，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石覺率第十三軍從廣州海運秦皇島，隸屬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準備到東北搶奪抗故勝利果實，併兼任東北第一綏靖區司令官。11月，在杜聿明指揮下，十三軍進軍東北，先後攻佔山海關、錦州、阜新、朝陽、凌源等地。此後，便在遼東、熱河參加反共內戰。在駐紮熱河時，石覺還兼任第二綏靖區及熱河省保安司令。

1947年8月，十三軍在遼東新賓縣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一個師。後改隸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指揮，又在華北地區參加內戰。1948年，升任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

1949年1月21日，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召集軍以上將領開會，宣佈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達成和平協議，軍隊開出城外，接受和平改編。兩天後，石覺、李文等蔣介石嫡系將領表示，願意保持軍隊穩定，不破壞和平解放，但必須帶領師以上將領離開北平。1月24日，經傅作義同意後，蔣介石派飛機將石覺、李文等少數嫡系將領接出北平。此後，石覺任京滬杭警備部副總司令（總司令湯恩伯）。4月，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後，湯恩伯又糾集殘餘部隊十個軍共二十萬人，以陳大慶為淞滬警備司令，石覺為上海防守司令，企圖利用堅固工事和海、空支援，堅守上海。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九、第十兩個兵團發動上海戰役時，石覺指揮所部抗擊人民解放軍的進攻。5月24日，在人民解放軍攻進市區後，石覺率殘部撤退到舟山羣島。此後，擔任舟山防衞司令，轄三個軍六萬餘人。1950年5月，在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海解放舟山羣島時，率所部十二萬餘人撤退到台灣。 ^[1] 

到台灣後，先後任台灣防衞總部副總司令兼北部防守區司令、南部防守區司令、第2軍團司令、金門防衞司令官、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兼聯合作戰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晉級為陸軍二級上將。1959年7月，任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總司令。1963年7月，任“考試院”銓敍部部長。在台灣期間，石覺還曾任第二軍團司令官，國民黨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第十、十一、十二屆中央議評委員等職。 ^[1] 

1969年以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政策顧問。石覺自退休後，對台灣體育事業十分熱心，積極從事太極拳之研究，併發起組織台灣太極拳學會，擔任理事長。1986年9月23日，石覺因中風病在台北榮民醫院去世，終年七十八歲。翌年3月14日，蔣經國以他“操行堅貞，夙嫺韜略，治軍從政，懋然勳勞，尤以舟山之役，保全人員物資，厚資復興基地，有稗大局”，明令褒揚。石覺夫人張復權早歲畢業於杭州藝專，曾當選第一次“國大”代表。

1986年9月，在台北去世。 ^[2] 

1933年夏秋，蔣介石坐鎮南昌親自擔任“剿共”總司令，準備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這次“圍剿”劃分為三個路軍，北路軍由顧祝同任總指揮，下設第一、第二、第三路，第四師編為北路軍預備隊。11月11日，紅三軍團圍攻第四師於滸灣以東，石覺率團迎擊，紅三軍團遭受傷亡撤出戰鬥；接着，石覺又率突擊隊突破紅三軍團大仙嶺陣地，使紅軍陷於被動。此役，被國民黨軍稱為“滸灣大捷”，為此，石覺獲記大功一次。

11月20日，第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被迫從“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北路軍中，抽調九個師，石覺所在的第四師也在其列，由將樂、永安、華安縣向閩南進攻，與其它國民黨軍一道進攻第十九路軍。隨後，參加閩西、贛南第五次“圍剿”，先後攻佔虎頭山、洛寨山、大排嶺紅軍主力陣地。這時，中央紅軍已北上抗日進行戰略轉移，石覺率部掃蕩銅體山，搜索紅軍藏匿之武器及物資，進佔瑞金，並“追剿”正在轉移的湘西紅六軍團肖克部。石覺因參加第五次“圍剿”作戰，獲領國花二等二級勳章。

1935年6月，石覺率部“圍剿”幕阜山徐彥剛部，在陽新、大冶山之間激戰，使紅軍游擊隊受到重大損失。同年秋，參加“進剿”陝北紅軍。

1936年2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和指揮下，從陝北清澗以東的溝口、河口等地渡過黃河，突破晉軍防線，蔣介石為了阻攔紅軍東進抗日和極救山西軍閥閻錫山，於3月上旬至4月下旬先後派遭第四師等十個師中央軍進人山西，石覺率部向稷山、河津、大寧等處“進剿”。9月，升任第四師第十二旅旅長。 ^[2]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日軍侵佔平津後，一面進窺河北南部，一面進攻南口，企圖截斷察綏。時第十三軍正集結在內蒙古集寧縣豐鎮一帶整訓。7月下旬，奉命進佔南口長城線上，防守察南懷柔，阻止日軍西進，編入第二戰區序列。

命令下達後，部隊於7月底準備，8月由豐鎮分乘火車東進，途中日軍飛機不斷轟炸和掃射，石覺命令部隊用高射武器還擊，使敵機不敢低空飛行。部隊於8月10日前全部到達指定地區，石覺率部在南口正面構築工事，準備與日軍決戰。

8月10日後，戰鬥由蘆溝橋附近至涿縣附近。敵軍為擴大戰線，侵佔京包鐵路和山西省要地，派第五（板垣）師團向南口進攻。石覺所在旅在南口左翼佈防。20日後，戰鬥轉入緊張階段，日軍與第四師為爭奪長城線上制高山頭，戰鬥日趨激烈。由於騾子圈失守，晉軍第七十一師左翼受到壓迫繼續退縮，石覺旅雖佔850高地，因陷於孤立境地，受到敵火力的三面壓制，死傷逐漸增多。23日後，敵主攻點轉向石覺旅，850高地突出前方，敵炮火集中轟擊該高地，敵步兵從三面向該高地逼進，石覺指揮部隊頑強抵抗，激戰至中午，因敵眾我寡，高地被敵攻佔。石請晉軍第七十二師陳長捷部增授，該師張樹楨團協助反攻，雙方拉鋸反覆，極為慘烈。張樹楨團長和兩位營長壯烈犧牲，全團官兵傷亡過半，石覺旅傷亡也近半，至晚，終於奪取高地，第四師左翼陣地遂得到鞏固。

懷來、萬全、張垣失守後，南口戰地的總後方被日軍截斷，第十三軍遂被日軍包圍。湯恩伯決定放棄長城線的抗戰，石覺奉命擔任突圍指揮官，經長城嶺口於水頭西方突出包圍圈，向平漢線方面轉移，經鎮邊逐步南撒，向板達峪以南越山轉進。南渡洋口後，越梁家山，進入小龍門集結。不久，軍事委員會來電，令湯恩伯率第四、第十九師開赴順德補充整理。至此，第十三軍脱離第二戰區建制。

9月初，石覺因考績優良，獲陸海空軍褒狀。同月，石覺奉命率部向冀豫邊界挺進，在皖北毫縣集結待命。這時，第十三、第五十二、第八十五軍合編為第二十軍團，以湯恩伯為軍團長，第四師改隸第八十五軍。10月，奉命支援同浦路作戰。

1938年3月，日軍坂垣師團、磯谷師團和小米內旅團近六萬餘人，向魯南之臨沂、嶧縣進犯，企圖沿津浦鐵路南下，進佔戰略要地徐州。時第二十軍團編入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的第五戰區建制，與孫連仲之第二集團軍及其他部隊，在徐州外圍阻擊進犯的日軍，石覺率部參加台兒莊大戰。第二十軍團負責側擊敵軍，孫連仲部在台兒莊阻止敵軍。3月下旬，在台兒莊附近西北地區與敵軍遭遇，雙方交火，激烈的戰鬥持續三、四天，雙方傷亡慘重。石覺率部頑強作戰，傷亡雖重，士氣仍然旺盛。3月24日，日軍主力逼近台兒莊，守軍與敵人短兵相接，展開肉博戰。第二十軍團在郯城以西、向城以東的胡王山、禹王山一帶，與敵軍互相延翼包圍，成膠着態勢。石覺指揮部隊攻佔崔家圩，貫穿敵陣四公路，為台兒莊大捷作出貢獻。4月7日凌晨，進攻台兒莊之敵向嶧縣撒退，石覺奉命追擊敵人。第四師由東南向西北，攻佔九山。隨後，移師邳縣以北地區構築陣地。5月上旬，開赴徐州待命。下旬，開往歸德地區，參與歸德地區作戰任務。

6月，石覺率部參與武漢會戰，在大別山組織防禦，阻止南下日軍越過大別山。石覺以作戰有功，獲記大功一次。會戰結束後，石覺率部進駐河南南陽，併兼任第三十一集團軍幹訓班教育長。

1939年元旦，石覺升任第四師師長。4月，敵華中派遣軍為鞏固武漢外圍，集結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約十萬人，沿襄花（襄陽至花園）及京鍾（京山至鍾祥）兩公路西犯，企圖掃蕩第五戰區大洪山、桐柏兩據點內部隊，以佔領隨縣、番陽。當隨、番吃緊時，第三十一集團軍（由第二十軍團擴編）奉命自湖南北開，由沙市北上來第五戰區，到達襄、樊一帶，隨後開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為倚托，在側面監視敵人，並支援襄、花方面的作戰。時第四師又編入十三軍，集結在唐王店、高城、六河口一帶地區。5日，敵第一部進攻隨縣北之天河口，石覺率部阻敵，使敵未能前進。

5月8日後，信陽之敵攻陷桐柏、唐河、棗陽，中國軍隊主力北撤，第十三軍（含第四師）留置桐柏山區。其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令襄河南岸之守軍截擊敵之後方，並調第二集團軍孫連仲從保安砦、西興集向南陽、唐河縣反攻，夾擊敵軍。石黨亦率部向唐河縣進攻，於14日克新野，乘勢追擊，激戰三晝夜。至18日，日軍開始退卻，中國軍隊克復棗陽，繼續追敵，敵死守隨縣。因無攻堅武器，第四師等部隊與敵膠着，隨、番之間處於對峙狀態。隨後，第四師調鎮平整理補充。6月7日，國民政府晉升石黨為陸軍少將。

1940年初，鄂北冬季攻勢作戰中，石覺率部阻擊日軍第三師團於殷家店。4月，盤據華中的日軍從湘北、贛北抽調第六師團及第四十四師團各一部，連同原駐鄂北之第三、第十三、第四十師團，另附特種部隊，分別集中在鍾祥、隨縣、信陽等地，向第五戰區襄東方面主力部隊發動進攻。日軍將這次行動稱之為“襄東進擊戰”，又稱“棗宜會戰”，第四師及第三十一集團軍部隊置於河南確山、葉縣之間，為戰區機動兵團。5月1日，敵左路部隊陷明港、獅子橋、小林店等地。5月，又陷泌陽、桐柏。第三十一集團軍協同第六十八軍分路側擊日軍。8月，敵陷唐河，隨即傾全力南攻棗陽。第三十一集團軍奮力反擊，於9日克復唐河、新野，並尾跟敵後前進。石覺因率部殲滅日軍第四十師團第二三四聯隊於唐河湖陽鎮，獲干城甲一獎章。

10日，敵主力在襄東、唐白河一線會合，企圖對中國軍隊形成包圍態勢，中國軍隊已轉移外線，致敵撲空。第三十一集團軍由北向南：第二十九、第三十三集團軍由南向北，將敵四個師團包圍於襄東平原，予以痛擊。石覺指揮第四師部隊英勇作戰，使敵傷亡甚重。11日，敵陸續東竄，中國軍隊跟蹤追擊，斃敵甚多。6月4日，日軍由鍾祥舊口、荊門沙洋強渡襄河，與襄陽南下之敵會合，向江防守軍進攻，第三十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分途尾追南下之敵。

宜昌失守後，第四師經襄、樊南下，參加反攻荊門、觀音寺作戰。6月25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見反攻宜昌、當陽，荊門作戰都沒得手，而傷亡較大，部隊需要整理補充，乃決定調整部署，第三十一集團軍開往河南，改隸第一戰區建制，負責冀豫邊區作戰任務。

自開赴河南後，戰事不多，湯恩伯大肆擴充部隊，從一個集團軍發展到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共四個集團軍，以“中原王”自居。石覺於1942年3月升任陸軍第八十五軍副軍長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第三十一突擊總隊司令。7月30日，又晉升為陸軍第十三軍軍長。時吳紹周、王軌文任副軍長，張純璽任參謀長。下轄第四師，以蔡劍鳴為師長，第八十九師，以舒榮為師長，第一一0師，以廖運周為師長。石覺在河南期間，緊跟湯恩伯，經常與八路軍、新四軍鬧“磨擦”，並慫恿部隊魚肉鄉民，欺壓百姓，給河南人民留下極壞的印象。

1944年5月，日軍華北方面實行“一號計劃”，在豫北集中五、六個師團，發動豫中會戰，企圖打通中國大陸，將中國分割為兩部分。戰役打響後，石黨之第十三軍位於登封、臨汝一線。18日，日軍渡過黃河，突襲鄭州，進佔密縣，石覺指揮部隊擊退日軍於登封一帶，造成會戰中唯一的大捷。豫中會戰後，蔣鼎文“引咎請辭”，湯恩伯也被解除在第一戰區的職務。石覺因有戰功，獲軍事委員會頒贈四等雲磨勳章。

1944年底，日軍陷長沙、衡陽，進犯桂黔，貴陽告急。蔣介石重新啓用湯恩伯，任命其為黔桂湘邊區總司令，石覺奉命率第十三軍調往貴州，死守貴陽。貴陽之危解除後，第十三軍以戰功卓著，且系中央直系部隊，獲第一優先更換美式武器裝備。

1945年2月，第十三軍編入新組建的陸軍總部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4月，華南中國軍隊舉行大反攻，石覺率部參加湘西會戰，攻克梧州及丹竹飛機場，獲大量戰利品。5月，與第二方面軍協同作戰，收復桂林。8月15日，日本宜告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偉大的勝利。石覺以參與抗戰有功，獲勝利獎章和忠勤勳章。 ^[2] 

1949年1月21日夜，傅作義將軍通過電台廣播正式宣佈接受和平談判條款，率部起義，這時的石黨，既感到不滿，又無可奈何。經允許，石黨從小型飛機場乘飛機撤離北平，隨石覺空運的只有第四師第十二團兩個營、軍部輜重營及團以上軍官。石覺飛往南京後，蔣介石已下野躲在暗中策劃指揮，東南戰局由湯恩伯苦撐着。湯恩伯是石覺的老上級，見石覺回來，很是高興，經國防部同意，安排石覺就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併兼淞滬防守司令，及上海地區的作戰指揮。所轄第三十七軍，駐浦東（第二0四師駐崇明），第五十二軍，駐南翔：第七十五軍，駐滬西：另有第九十五師及交警總隊為預備隊。南京解放後，湯恩伯集結兵力，退守上海，企圖堅守上海，負隅頑抗。

石覺和湯恩伯重新配置軍隊，分區防守，將上海守備陣地分為外圍陣地、主陣地和核心陣地。外圍陣地：浦西方面為瀏河、嘉定、南翔、華曹集、七堡鎮、華涇鎮，由第一二三軍（附暫編第八師）負責防守；浦東方面為川沙、北蔡鎮之線，由第五十一軍負責防守。此外向太倉、崑山、青浦、松江、嘉善、平湖、乍浦、金山衞、南匯等地，派出小部隊。主陣地：浦西方面，北起獅子林，向南經羅店、洛陽橋、北新涇、虹橋、龍華鎮至黃浦江邊，由第五十二軍防守；浦東方面，北起高橋向南經高行、慶寧寺、洋涇鎮、旁橋鎮、楊恩鎮至黃浦江邊，由第七十五軍（附第九十五師）負責防守。主陣地前沿地帶，構成弱堡羣，各主要碉堡羣之間有交通壕連接，主陣地帶縱深內所有車站、飛機場、學校、工廠等重要處所及堅固建築物，均構築抵抗據點。市區核心陣地：選定蘇州河南的國際飯店、匯豐銀行、海蘭大樓等三十多處高大建築物結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別構成抵抗據點，以國際飯店和百老匯分別作為蘇州河南北兩個指揮中心，由第二十一軍、第九十九師、交警總隊及直屬部隊防守，其中第二十一軍及第九十九師在江灣地區。

不久，蔣介石到上海，給將領們打氣，分別召見黃埔出身的高級將領，還召集守備上海部隊團以上幹部訓話，要他們堅守三個月。5月4日，陳毅率領第三野戰軍進入上海外圍。上海戰役燥發後的第五天，蔣介石又率領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由馬公島乘軍艦到吳淞口督戰。

進攻上海的解放軍，分為西線兵團和東線兵團，西線兵團作戰地域在黃浦江以西，即市區西北面，東線兵團在黃浦江以東，即市區東南面。防守上海的國民黨軍，共有二十二萬多人，一隅陣地，兵力可謂雄厚，但自5月12日起至25日，前後只打了兩個星期，便已宣告崩遺，戰爭開始不久，蔣介石就從復興島撒往吳淞口外的兵艦上。接譽，湯恩伯也把其司令部搬上軍艦，石黨將他的指揮所遷到吳淞要塞炮台上，隨時準備撒走。國民黨軍主力次第被殲後，至24日下午，湯恩伯和石覺對其殘部發出總撒退令，石覺率淞滬防衞部機關人員乘軍艦撒往台灣。

6月，第三野戰軍繼續南進，向沿海諸島、舟山羣島進軍。時陳誠出任東南軍政長官，湯恩伯任副長官，經蔣介石同意，石覺被派往舟山羣島，擔任舟山羣島防衞司令官，併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和綏靖總司令，負責指揮浙東軍事。這時，浙江省陸地已被人民解放軍解放，所謂“浙江省政府”，只是一個空架子。

舟山羣島位於浙江杭州以東，擁有大小島嶼1390個，其中以舟山本島為最大（約502平方公里），其次為岱山、金塘、六橫、桃花諸島。 ^[4]  這些島嶼分佈在江蘇、浙江兩省海面，扼我國海上航運要衝，是江浙兩省和上海市海上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石覺赴舟山羣島就職後，立即巡視舟山諸島，經過反覆考慮，將第七十五軍防守舟山西部及其外圍之金塘、冊子山、大榭等島嶼：以第八十七軍防務舟山東部及六橫、桃花、登步等島嶼：以暫一軍防守岱山、衢山嵊泗列島。

根據舟山羣島守軍的情況，人民解放軍第七兵團決定以第二十二軍及第二十一軍第六十一師擔任主攻舟山羣島任務。8月18日，人民解放軍開始發起解放舟山羣島戰役，至11月6日，人民解放軍共佔領舟山外圍金塘島、大榭島、梅山島、六橫島、蝦峙島、桃花島等三十多個島，殲敵近萬人，奪取了進攻舟山主島的前進基地，在進攻登步島時，因後續部隊沒有跟上。一部分登島部隊受到損失。石覺虛報戰況，吹噓為“登步大捷”。

蔣介石為加強舟山羣島防禦，先後從台灣、金門等地抽調第十九軍、第五十二軍增援舟山羣島，使舟山羣島守軍增至五個軍十六個師，連同海、空軍及特種部隊在內，共有十二萬餘人。第三野戰軍司令部根據這一情況，決定增加第二十一軍主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軍及炮兵部隊參加渡海作戰。1950年5月，人民解放軍正準備向舟山羣島發起進攻時，蔣介石鑑於海南島守軍被殲，為了集中所有兵力，確保台灣基地，決定從舟山撤軍。國民黨調集載重十五萬多噸的艦艇四十四艘，從5月13日起，在石覺指揮下，舟山羣島國民黨守軍實行秘密撤軍，至14日全部撤至台灣。石覺以守島有功，撤退順利，獲忠勇、一等寶鼎勳章。 ^[2] 

石覺對軍事學術頗有研究，著有《革命復國之戰爭作為》、《革命復國之戰爭組織》及《從軍作戰記》、《瀛海同舟》等書，對研究國民黨軍戰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2]  另有《石覺先生訪問記錄》可作為研究資料。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