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內原忠雄

矢內原忠雄（1893-1961），日本經濟學者、東京大學總長。出生在日本愛媛縣 越智郡富田村的一個醫生家庭裏。1905年（明治38年）就讀神户中學，在考入東京大學預備校“一高”後，選擇「一部甲類（英法科）」學科。受校長、基督教領袖內村鑑三的影響，他成為了一名虔誠的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考入東京大學後，又受到吉野作造的民本主意、新渡户稻造（做過國際聯盟的事物次長）的人道主義影響，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思想。1917年，東京大學政治科畢業。1917年，矢內原忠雄從東京大學政治科畢業後，因新渡户當了國際聯盟的事務次長，矢內原忠雄作為後任回到母校經濟學部當助教授；其後到英、德留學研究殖民政策，1923年歸國升為教授。10月起擔任東大「殖民政策」講座。學術成就表現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的理論研究」及「各個殖民地的實證研究」兩方面。他搞的殖民政策研究，並非站在統治階級立場，而是對殖民這一社會現象進行細緻、科學、實證的分析，這是他帝國主義論中的一環。理論研 究以《殖民及殖民政策》與《人口問題》（1928年）為代表；實證研究以《帝國主義下的台灣》（1929年）、《滿州問題》（1934年）、《南洋羣島的研究》（1935年）、《帝國主義下的印度》（1937年）為代表。1927年（昭和2年），在台灣進行現地調查研究後，將講義發表於《國家學會雜誌》與《經濟學論集》，由巖波書店刊行《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此書從經濟學者的視角，指出日本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發展的關係，同時也批判了日本政府在殖民地台灣的許多不平等政策，指出這些經濟、教育、政治的不平等都是為鞏固日本人自身的利益。此書後被台灣總督府以違反「台灣出版規則」禁止發行。 在當時，日本軍部的話語權覆蓋着日本社會的輿論。稍微具備理性的學者都會備受打壓。不同的聲音逐漸的越來越少，直到噤若寒蟬。而矢內原忠雄卻依然向日本社會不加掩飾的表達自己的聲音。

1937年，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矢內原忠雄不顧個人安危，反對日本出兵攻打中國，公開呼籲執政者悔改。他“以骨頭做筆，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評論“國家的理想”，指出國家作為目的的理想是正義，也就是保護弱者權益不受強者侵犯。國家違背了正義的時候，國民就應該批判。該論文雖然是抽象論述，並非將矛頭直指當局，但也立刻成了眾矢之的，遭到羣起而攻之的口誅筆伐。同時，他個人發行的雜誌《通信》上登載了他的演説詞，其中有非常精彩的一段：今天，在虛偽的世道里，我們如此熱愛的日本國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諸位明白了我的講話內容，為了實現日本的理想，請首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該段中的“埋葬掉”這句話可捅了馬蜂窩，被當成了“不穩言論”，為此，他被當局逼迫辭去東京大學教授的職位。但辭職後他仍然沒有停止鬥爭，將雜誌改名《嘉信》，在自己家裏開辦“星期六學校”，從基督教理念出發繼續宣揚和平。矢內原忠雄所辦的刊物《嘉信》曾幾次被勒令停刊，但他確信真理大於國法，再變一個刊名《嘉信會報》繼續鬥爭。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一年11月，矢內原忠雄回到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將在自己家搞的“星期六學校”搬到社會上，公開講演宣揚和平。其後擔任社科研究所所長；1951年，作為南原繁的後任，被選為東京大學總長，連任兩期直到1957年。其間1952年，東京大學發生了“波波羅事件”，便衣警察手記上的校內特務活動被發現，作為總長的矢內原忠雄堅守了大學自治和學問自由的立場，東京大學和警方關係形同水火。退官（教授離開國立大學）後的1958年，矢內原忠雄被授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稱號；1961年他因患胃癌去世，享年68歲。矢內原忠雄作為一位知名學者，一生著作頗豐。除《殖民及殖民政策》《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走過的道路》外，還有《矢內原忠雄全集》（全29卷）等。

在日本舉國上下一片軍國擴張的聲浪中，像矢內原忠雄這樣主張和平、非戰，將反對軍國主義堅持到日本投降的人微乎其微。故而，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將矢內原忠雄稱讚為“日本的良心”。誠然，矢內原忠雄也不是沒有錯誤，比如他從基督教義出發反對東京大學校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波波羅事件”中，他堅決地和當局鬥爭，但卻不許學生搞罷課，竟然將組織罷課的學生領袖堅決開除等等；而且，他的鬥爭在黑暗時代裏並沒能阻止侵略戰爭的發生。但是，他敢於從正面反對日本搞侵略，正表明他是有理性、有良心的日本人。他是黑暗時代裏的一絲光亮。不能不指出的是，當軍國侵略擴張的大潮湧來的時候，絕大多數日本人，其中包括那些知識精英，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挾進去。他們中冷眼旁觀者算好的，有的或者違心地跟着喊幾句口號，或者當隨軍記者寫一些為侵略張目的文字，更有甚者，組織《文學報國會》公開為侵略戰爭吹捧。唯其如此，矢內原忠雄的精神才顯得更加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