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渡户稻造

生於巖手縣盛岡市的新渡户，9歲便來到東京，13歲就進了東京英語學校。其後聽説北海道成立了農學校，便和後來出名的基督教大人物內村鑑三一起作為2期生進入該校。當時，正是農學校創立者克拉克博士向學生們提出了“Boys,be ambitious!”（青年們,你們要立大志啊！）後離開學校不久，克拉克的號召不僅感化了1期生，對2期生的新渡户、內村們也影響頗大。故而，升入2年級後，新渡户就成了基督徒。然而，不久他就對基督教產生了懷疑。據説一天夜裏他在祈禱時，體驗到被“天光”普照的感受，靈魂深處充滿了愉悦，於是，回心轉意加固了自己的信仰。他在從農學校畢業報考東京帝大面試時對主考官説：“老師，我是要當太平洋之橋的。”“我要將西洋思想傳到東洋，將東洋思想傳到西洋！”他將此視為自己的天職，為此奉獻了一生。

在全盤西化、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日本語的當時，新渡户作為留美、留德的留學生則認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人，首先要把握好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學好日本語。否則，你外語説得再流利，如失去了自身主體性，也不能在國際社會發揮好的作用。因此，儘管他富於外向性，但並沒失去對日本傳統歷史文化的熱愛，並通過和異文化的碰撞，試圖以冷眼重新審視日本，來發現日本的閃光之處。

1919年，新渡户被推薦為國際聯盟事務局次長，在7年任期裏被稱為“國際聯盟的明星”。即使在日本退出國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緊張的國際形勢下，作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新渡户為促進世界和平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是因為新渡户活躍的時代正是日本積極擴軍備戰的時代，當時的軍部並不喜歡活躍於國際舞台的人物。新渡户的晚年，世界的方向和他所希望的和平背道而馳，隨着帝國主義的強大，列強相互虎視、弱肉強食；日本在擴軍備戰的道路上迅跑，時代早已和交流和平思想文化藝術風馬牛不相及了。而被稱為“和平大洋”的太平洋也戰雲密佈。新渡户曾為消除日美間的芥蒂而奔走呼號。可惜卻落得個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最終美國人、日本人對他都不理解。

1932年10月2日，李頓調查團報告公佈：不承認“柳條湖事件”“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自衞行動，也不承認滿洲國是滿洲住民的自發行動；但又確認支持日本在東北的既得權益，認為中國人爭取國權復歸和抵制日貨不合法，建議“將滿洲置於國際管理之下”。這個各打50大板的報告，日本也不接受。翌年2月，國際聯盟（簡稱國聯）表決要日本撤回到滿鐵屬地的勸告案時，42票對1票通過，日本代表松岡退出會場。常任理事國日本遂於3月通告退出國聯，加緊了侵略的步伐。當時，為日本前途憂慮的新渡户在報紙上發表“滅亡我國的將是共產黨和軍閥”。將軍閥和共產黨等同視之。然而，就是這句話，竟然引起了軍部和右翼的激烈反駁，使他幾次遭到生命危險。昔日對新渡户的禮讚之詞都變為譴責，眾多的朋友弟子離他而去。新渡户也曾幾次被天皇召入皇宮，詢問美國形勢；新渡户也為避免日美開戰，出使過美國。但美國朋友把他當成軍部的説客，對其極為冷淡。1933年，新渡户在去加拿大開太平洋會議歸途中病倒，於温哥華附近的維多利亞醫院，在其美國人妻子瑪麗的守護下病逝，終年71歲。1941年12月，日本偷襲了珍珠港，拉開了日美開戰的序幕——他的“太平洋之橋”的理想，在8年之後被徹底粉碎。

新渡户還是一位教育家，他曾經擔任過東京大學預備校“一高”的校長、東京女大的首任校長、東京女子經濟專科學校（即如今文化女子大學的母體“文化學園”）校長，為明治至大正時期教育特別是女子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熱愛和平、熱衷教育的新渡户的思想，也難免受侷限。他的思想內裏，仍然不能擺脱軍國思想。在提到新渡户這位人物時，無論如何也不能無視的一個事情就是，新渡户用英語寫的出名著作——《武士道》。該書是他於1899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養病時，有感於外國人對日本的傳統武士道所知甚少，為向國外介紹而用英文寫成的。作者本人在幼年時親受過武士道傳統教育，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歷史和文學典故進行比較，便於外國讀者閲讀和理解。本書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國讀者的極大興趣。其日本版從1900年到1905年6年間就再版了10次，還被譯成了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書目中佔有顯著地位。

又譯《武士道》。新渡户所作的“出色”辯護。他向世界解釋：“武士道類似西方的騎士道，是高尚的道德，切腹與復仇並非野蠻，武士參透死亡，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因此，滅亡朝鮮打敗中、俄便成了尚武的日本祖先精神在兒孫輩身上的開花結果。該書是日本人自己對武士道精神的全面詮釋，真實地反映了武士道的本質和內涵，他説：武士道完成了日本道德精神之建立，形成了日本的整體精神。該書實際上是一篇為日本民族之魂-武士道、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出色辯護詞。

作者在書中寫道："武士道正如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固有的東西。"儘管他在書中對武士道精神極盡美化之能事，為日本當時軍國主義思潮辯護，但從他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虛偽、偏執、殘忍的實質。他不得不承認“看來武士道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社會狀況已變化到反對甚至敵視武士道的今天，我們應為武士道準備好榮耀的葬禮--男子漢與英雄的舊時代結束了，詭辯家和政客的新時代開始了”。《武士道》出版時，日本正處於上升期，新渡户做夢也想不到武士道會衍生出把“國家”變成了一個國家要聽命軍隊的怪胎。武士道吸收了某些儒教精神，但其內涵也是不斷變化的，恰恰是這種"日本固有的精神"，在二戰中被軍國主義分子利用，墮落為軍國主義的殺人工具。以至於受害人民聽見這個名詞，簡直就像吞了個蒼蠅一樣感到噁心和心有餘悸。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新渡户受到歐美的先進思想的影響為和平奔走呼號過，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過功勞，但在引導日本人走正路問題上，起的是負面作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