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布羅陀水手

故事發生在戰後第二年的意大利，敍述者是位三十二歲的法國人，父親是殖民地上的一位公務員。他生在殖民地，長在殖民地，回到法國後在殖民地事務部招工處任職。他與女朋友雅克麗娜到意大利旅遊，去佛羅倫薩途中，巧遇一位卡車司機，他們就搭了這位司機的車。後來這位法國人拋下了女朋友，在一家夜總會里認識了一位名叫安娜的美國富婆，她有一艘豪華遊艇。在談話中，安娜告訴他，她曾經喜歡過一位男子，她現在的使命就是尋找那位是水手的男子。儘管安娜警告這位法國人，説在找到那位水手之前，她和其他男人只會有短暫的豔遇，法國人還是陪着安娜來到她的遊艇上，併成了她的情人。在尋求水手情人的過程中，安娜講述了她和那位水手的故事。她相遇了許多男人，走遍了世界的所有港口，但是卻沒有找到那位水手。安娜還將繼續尋找下去，她的生活還將繼續。 ^[2] 

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文學主流以及法國讀者對文學和對作家的要求都是相當高的，流動在空氣中的文學氣息時時刻刻都影響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位愛好者。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杜拉斯也難免要受到周圍的文學理念的影響。戰後的法國，當人們還對戰爭心有餘悸的時候，文學家們已經從戰爭給人們造成的極度痛苦中率先走了出來，並對那場惡魔般的戰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以薩特為首的哲學家首先用文學的形式對人們的存在形式、存在環境進行了反思。由於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及自然環境的破壞，所以人類的存在時時刻刻受到了威脅。由薩特這種反思型的存在文學慢慢地引發了人們對整個文學的反思，反思型的文學也演變成存在型的文學。儘管人們的目標離現狀還有很大的距離，儘管現實生活還很痛苦，但是真正的生活就是奔向目標的過程，只有每日開始推起巨石向山上緩緩行進，哪怕在接近目標時失敗也在所不惜。這種以人類的存在為主題的文學創作在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依然佔據主導的地位。杜拉斯雖然已經在文學的道路上找到了適合自己的題材和敍述形式，但是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文學潮流和氛圍的影響，1952年發表的《直布羅陀的水手》就是一部深受存在文學思潮影響的作品。 ^[2] 

小説主人公“我”厭倦了在身份登記處每天千篇一律地抄寫出生或死亡證明的單調工作，厭倦了始終是“局外人”而無法溝通的女友的束縛，希望擺脱這種單調乏味、令人壓抑的生活狀態。也正是出於擺脱這種生存困境的希望，小説主人公“我”毅然與過去決裂，接受卡車司機“旅行的邀約’，來到羅卡，進而答應美國女人安娜“旅行的邀約”，同她一起踏上尋求理想與愛情的漫漫旅途。 ^[3] 

女主人公安娜是一個不甘於平庸的女人，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尋找她愛着的直布羅陀水手，雖然這個水手是個罪犯，是個滿世界流浪的浪子，卻讓她深深着迷，這種來自心底的愛情記憶讓她欲罷不能，以至於後來，她完全是為了一個看不見的目標而苦苦追尋，或許愛情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瘋狂的行為，骨子裏對平庸的恐俱和厭棄或許是促使她不斷地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間遊蕩的另一個動機，因為即便是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她卻又迅速失落沮喪。只有重新失去又燃起她追尋的渴求。 ^[4] 

小説中直布羅陀水手的形象是這樣界定的：“他”20歲時殺了人，亡命天涯，過着“被死亡雙重威脅”的生活，嗜好賭牌，孤僻而反叛，這就是直布羅陀水手給讀者留下的最直觀印象。作者不僅用這一形象來隱喻遠離現實、遙不可及永遠無法實現的人生理想，更是將其作為超脱於主流社會之外的另類來與現實世界中令人生厭的種種禁錮形成鮮明對比，這不能不説是作者對於傳統主流道德觀念的一種反叛。 ^[3] 

杜拉斯創作這部小説的寓意在於表達這樣一種思想：幸福是在尋找幸福之中，愛情是在尋找愛情之中。如果他們找到直布羅陀水手。那將是他們愛情的結束。 ^[1] 

存在是一種狀態，需要有目的。當《直布羅陀的水手》中的女子把自己的目標鎖定在已經消失的戀人身上時，存在才有了意義。“一個無拘無束的獨身女子，跨過千山萬水，傾畢生精力尋找她所愛戀並已消失的男人……她意中的情人——不馴的冒險家，半真半假，既是神又是人的男人，總在世上的某個地方。”投入一場希望渺茫，沒有結果的尋求之中，尋求沒有結果的愛情，人生的意義大致如此。 ^[2] 

該作透過旅行主題將個體生存矛盾刻畫得淋漓盡致，而作家在真實展現當代人生存際遇的困惑、苦悶的同時，仍然鼓起勇氣告訴人們：生活如此，更要堅守希望，永不放棄對美好愛情和理想的追求，唯有希望之火才能點燃勇氣，使人們創建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小説用真實的筆法講述了一個看似離奇的故事，其中真實與荒誕以奇特的方式混雜在一起，比如小説採用寫實的敍事手法，表達的往往是有些荒誕的內容；故事從整體來看充滿傳奇色彩，而很多細節卻又如口常生活般瑣碎；男女主人公的行為執拗而荒誕不經，卻體現着對生存、情感和慾望最本真價值的追尋。

從故事的整體框架來説，小説實際上同時在平行地講述着兩個愛情故事：女主人公與舊戀人直布羅陀水手的愛情，以及她和男主人公小公務員正在發生的愛情。前者虛幻，只存在於女主人公痛苦的回憶中；後者真實，就發生在那個叫直布羅陀號遊艇的甲板上和酒吧間裏。虛幻的愛情植根於一段未必靠譜的記憶，女主人公安娜早年曾愛上一個水手，後來卻嫁給一個富商，富商死去後，她擁有了巨大的財富卻整口無所事事，她就乘着遊艇流浪在世界的各個港口，尋找那個她曾愛着的直布羅陀水手。她也曾找到過他，共同生活一陣卻又彼此厭倦，水手離開了遊艇尋找自己的自山，安娜又再次走上追尋之路，她永遠陷入一種因矛盾而產生的痛苦之中。如果説那個直布羅陀水手曾經存在過，那麼到後來他也就成了一種虛幻的背影，只是安娜不停追尋的一個抽象的目標，因為追尋總得有個目標，似乎她所迷戀的只是尋找的過程。追尋在這裏陷入一種荒誕迷茫的境地，追尋只是為了填補自己空虛的內心，逃避沉悶無聊的現實生活，對於安娜來説，荒誕還是真實是無所謂的，而沉悶卻讓她無法忍受。與之相對應的是真實的愛情，它萌生於男女主人公一起尋找另一個男人的過程中，這是一段非常奇怪而尷尬的情感糾結，那個小公務員沒有從安娜那裏得到任何愛情的承諾；相反，只要找到那個水手，安娜就將離開他。這種愛情的維繫是基於真實的情感和慾望，卻不是社會所強加的承諾與責任，小公務員接受了這一事實並願意陪伴安娜繼續那段荒誕的尋找之路：“為了好好尋找，就像對其他事一樣，必須做這個，不後悔放棄其他任何活動，從不懷疑尋找一個男人值得另一個男人為之奉獻一生。”誰也不能否認安娜和小公務員之間的感情是真實的，但另一個男人已經如揮之不去的夢魘，啃齧着這段愛情的基礎，但同時又被甲板和船艙中的種種暖昧和妥協修補起來，成為一種雙方都接受的事實，甚至是雙方共同追尋的目標，這從動機和感情倫理來看是荒誕的，但成為小説中真實發生的故事，化為每一句瑣碎的言語和每一個下意識的行為。

小説中真實與荒誕的並行與對照形成了一個極富張力的情節體系和語言風格，作者運用荒誕化的表現手法來編織一張大網，希冀以此網羅些許真實的生存意義和價值訴求。

大海的迷茫無際給了讀者一種隱喻，給人以無限的神秘感和廣闊的空間感，茫茫的大海本身就是充滿着各種可能和奇遇的地方，在西方文學體系中自《荷馬史詩》貫穿下來的海洋意象就藴含着神秘不可知的意味。在小説中，杜拉斯是把大海的荒誕和陸地的平庸相對立的，正如那個小公務員，相對於陸地的平庸生活，他更願意在大海中做一個無根的浮萍，他和安娜相愛，並且一起尋找那個虛無縹緲的直布羅陀水手，這一切更深層的解釋就是他們都是一類人，是拒斥陸地、拒斥平庸的人。 ^[4] 

法國雜誌《摩洛哥勞動者》：“看了《直布羅陀水手》，不禁要驚訝於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想象力，小説宏闊壯觀，心理描寫充分。” ^[5] 

出版人蘇燕：讀者可以把這個故事看作是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一個人們找尋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將小説的某些部分看作是乘着直布羅陀號旅行的遊記——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為了尋找直布羅陀水手。 ^[6]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法國小説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出生於印度支那，18歲後回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説《情人》（1984年）獲得當年龔古爾文學獎。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