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河之戰

1月23日，孫萬齡、譚鄰都部經由羊亭集進至威海至榮成南路上的要隘橋頭集，劉澍德部3營綏軍從威海也抵達橋頭集，自榮成前敵潰退的閻得勝部河防軍也陸續到達，3軍於是一起在橋頭集設防。

根據中國大陸以往甲午戰爭研究的成果，1895年1月24日，上述駐紮在橋頭集一線的中國軍隊，與西犯的日軍進行了一場“白馬河之戰”。

傳統歷史研究中的“白馬河之戰”

“白馬河之戰”的最初定論，來自於戚其章先生所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戰》[4]，之後在戚其章先生的多部後作中，對該戰的發生日期、戰鬥結局等內容又作了不斷 的修改補充，近年再版的《甲午戰爭史》中，其關於“白馬河之戰”的篇章，可以視作該説的最新面貌，也是代表性論述。文稱：“（1895年）1月22日，孫萬齡等軍開到橋頭北面的五尚地村時，探悉連日有小股日軍向西竄擾。於是共同商定以下分工意見：孫萬齡率嵩武左營及福字3隊，至白馬河西岸埋伏，阻敵西犯；閻得勝率精健等5營從旁截擊，幷包抄敵軍，劉樹[澍]德軍仍駐守五尚地附近，以備接應。隨後，孫萬齡即進駐白馬村，在白馬河西岸修築工事，並派探騎偵察前路敵情；閻得勝移軍橋頭集，相機出動；劉樹[澍]德則連日修建臨時炮台兩座，一在橋頭北山，一在孟家莊北的興隆山，各設行營炮兩門。1月24日，日軍進入東豆山村，其騎兵深入到白馬河東岸的觀裏村，在村西遭到孫軍探騎伏擊，被擊斃1名。當天傍晚，日軍知清軍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1個大隊和1箇中隊，擬進佔白馬河東岸各村。日軍剛進入白馬河東岸的姚家圈村，清軍已有準備。孫萬齡趁敵人立腳未穩之際，立即下令攻擊。此時，夜幕籠罩，一片漆黑，無法瞄準射擊，日軍攜帶行軍探照燈，用以照射進攻目標。在孫萬齡的指揮下，清軍士兵沉着應戰，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燈光，進行瞄準射擊。激戰1小時左右，斃敵軍官1名士兵10餘人，而清軍僅1名哨兵受傷，1名馬伕中槍犧牲。日軍失利後，便向東撤退。白馬河之戰是一次前哨戰，在這次戰鬥中清軍獲得了‘小勝’。李鴻章聞報後，認為‘初戰獲勝，稍壯士氣’。可惜的是，閻、劉兩軍並未給與有力的配合。閻得勝未能按預定計劃包抄敵人，反不戰而退。劉樹德軍裝備較好，且配有4門行營炮，應該是清軍的主力，卻也棄孫軍而西去。孫萬齡部成為孤軍，不得已撤出陣地，向羊亭集附近轉移。”[5]

除上文外，孫克復、關捷著《甲午中日陸戰史》，戚海瑩著《甲午戰爭在威海》也有關於“白馬河之戰”的專章，其著作時間均晚於首創“白馬河之戰”論述的《甲午中日威海之戰》，內容也與戚著相仿，可以認為是參考了戚著中 “白馬河之戰”的觀點[6]。

從“白馬河之戰”被戚其章先生考證公佈至今，各類甲午史論著對此説廣泛接受和採納，客觀事實上已經成為了甲午戰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筆者近年在研究甲午戰爭史的過程中，通過分析史料和戰場實地考察，發現“白馬河之戰”説存有多個重大疑點，並對該戰的史實考證也有一些不同認識，分述如下：

地名辨析

“白馬河之戰”，或稱“白馬河前哨戰”，均以戰鬥發生地的地名而命名。根據戚著所述，白馬河應當就是從橋頭集、白馬村東側流過的一條河流，然而從清末至現代的威海地圖上，該處都並沒有名叫“白馬河”的河流。

出現在橋頭、白馬村一帶，與戚著中“白馬河”的地理特徵相符的，實際是一條名叫石家河的河流，石家河的西岸，就是白馬村、孟家莊、橋頭集等村落，即孫萬齡等部清軍駐守的位置，河的東岸，有觀裏村等村莊，即日軍前哨騎兵到達的位置。根據《威海地名志》記載，“石家河（Shijia He）在威海市區東南部，橋頭、泊於兩鎮境內。屬季節性河流。舊稱十家河，據傳，古時河東岸有十户人家合夥在河上架了一座橋，立碑誌曰‘十家河橋’，河以橋得名。後演變為石家河。有東西兩大支流。西支流發源於正棋山南麓，橋頭鎮與文登營鎮交界處。東支流發源於偉德山西麓，橋頭鎮與崖西鎮交界處。兩支流在橋頭村南匯合後，東北流經泊於鎮入海。流域面積199.34平方公里，全長28.05公里。河牀寬20至150米。多年平均年徑流量為5980萬立方米。最大洪峯流量每秒1536立方米，枯流量為每秒0.1立方米。沿岸多為丘陵地帶，中下游有小型沖積平原分佈，是糧油、水果產區。”[7]

為判明“白馬河”名稱來由的情況，筆者於2007年3月9日與威海本地的另一位研究者孫建軍先生，共同對橋頭集一帶曾經被中日戰史檔案提及的村落進行了實地考察。在今天更名為白馬西村的原白馬村中，與多位村民進行交談，村民口述稱，位於白馬村東的河流正式名稱就是石家河，根據河流從村落的東南流過這一地理特徵，村中又有南大河、白馬南河[8]等俗稱，但村民反覆強調，石家河從無“白馬河”的俗稱。

關於戚論中的“白馬河”，在有關威海之戰的各類中日檔案中也同樣沒有任何提及，唯一的發現是戚其章先生1958年和1959年所作的2份採訪錄。其中，1958年採訪的觀裏村77歲的村民夏元吉稱，“光緒二十年臘月三十晚上，在這村西白馬河打了一仗”，1959年採訪的橋頭集一位名叫梁紹信的81歲老人回憶，“（清軍）在橋頭東西的白馬河打了一仗”[9]。但是這兩份作於幾乎 半個世紀之前的口述筆錄，既與石家河自清末以來的正式名稱不符，又不見諸於其他各種文字檔案，今日的白馬村村民也並不認可這種俗稱。因為沒有錄音檔案存世，無法排除因為口音問題誤聽的可能。而且這兩名村民回憶的其他部分還與史實存在很大的偏差（詳見下述），也使得回憶的史料價值大打折扣。

由上可知，“白馬河之戰”中所指的那條河流正式名稱是石家河，在無法確認“白馬河”這種俗稱的可信度情況下，“白馬河之戰”應更名為“石家河之戰”更為妥當。本文以下部分，除引用“白馬河之戰”的內容外，將不再採用“白馬河”這一存在問題的名詞。

根據戚著，“白馬河之戰”由兩個要點組成：

1、1月24日，日軍前哨騎兵到達“白馬河”東岸的觀裏村，在村西遭到孫萬齡軍的探騎伏擊，被擊斃1名。

2、1月24日傍晚，日軍步兵大隊、中隊各1個進入“白馬河”東岸的姚家圈村，孫萬齡下令趁夜幕攻擊日軍，清軍士兵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燈光進行瞄準射擊。激戰1小時左右，斃敵軍官1名 、士兵10餘人，而清軍僅1名哨兵受傷，1名馬伕中槍犧牲。日軍失利後，便向東撤退。

對於上述兩個要點，通過綜合中日雙方檔案進行分析，發現存在極大的不確實性。

按照日方在甲午戰爭後編纂的權威軍史《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記載，1895年1月24日在石家河附近發生的戰鬥情況按時間順序分別為。

“（日軍偵察騎兵）上午7時30分從孔家村出發，取道河西村，8時40分到達觀裏村。發現白馬村中有若干敵軍步兵出現，我軍半個小隊遂下馬徒步前進，在觀裏村西北的高地上向白馬村進行偵察射擊。敵軍很快便在白馬村西北以及孟家莊西部的高地上出現，人數約2000餘，也向我軍進行射擊。9時50分，我軍向孔家村方向撤退。戰鬥中，我軍一名醫護兵被流彈擊中陣亡。”[10]

此一階段的戰鬥的情況，與戚著“白馬河之戰”第一部分大致類似。但日軍是在觀裏村西側的高地上，向石家河對岸白馬村方向的清軍射擊，以作火力偵察，結果導致清軍主力列隊出兵作戰。並沒有發生清軍的探騎到達觀裏村西側伏擊日軍的事情，可見在史實敍述上，“白馬河之戰”的第一部分並不真實。

發現河對岸有清軍主力後，日軍偵察騎兵向出發地撤退，以作報告。此時清軍渡過石家河，追擊日軍偵察兵，24日的戰鬥進入了第二部分。“……步兵第四聯隊第一中隊在湯家村宿營，上午9時聽到觀裏村方向傳出槍聲，遂派出1個小隊警戒杜家村南側高地，1個小隊警戒湯家村西側。1時20分左右，偵察騎兵向宋家店子方向撤退而來，稱敵軍2000餘在後追擊，第一中隊的1個小隊便部署在湯家村北側的樹林裏，另外1個小隊部署在湯家村西南方的高地，準備迎擊敵軍。11時左右，敵軍出現，逐漸向其左翼方向展開陣形，隨後便與我軍互相射擊。”“當天，步兵第四聯隊第二大隊、第一大隊於上午10時向孔家村方向出發，途中得到撤退而來的偵察騎兵報告的軍情，遂採取急行軍。上午11時30分到達湯家村東北的高地，與第一中隊會合後準備向敵軍發動反擊，此時第七中隊也在孔家村北方高地出現。”，此後，日軍的第三大隊也到達了湯家村附近，出擊的中國軍隊見到日軍兵力越聚越多，便於下午2時30分左右退卻，日軍追擊至洛君口一帶後，因為當天午後大雪，已無法看到中國軍隊蹤影，日軍便各回原出發地宿營。[11]

當天日軍還有另外一支偵察騎兵向榮成通往威海北路上的鮑家村方向偵察警戒，返回時於下午2時40分在風雪中到達官莊村，遇到了從湯家村西撤的一部清軍，稍作接戰後，清軍繼續西撤而去[12]。至此，24日當天的戰鬥全部結束。

毋庸贅言，從日方記載的這一部分戰鬥情況可以看出，“白馬河之戰”第二部分精彩的夜戰，在日方檔案中並沒有隻字片語的對應記載。依據日方檔案，24日的戰鬥至日暮時分已經結束，而且也不是清軍越過石家河，在河東岸的姚家圈村趁夜幕伏擊來犯的日軍。實際是清軍在白馬村與日軍前哨騎兵隔河互相射擊後，主動過河追擊日軍，至湯家村遇到日軍大隊而撤回。對此，綏軍統領戴宗騫的報告可以印證，“昨劉樹德、孫萬林進橋頭南十五里河西莊，敗賊馬隊前鋒，小有斬獲。其大隊扎山上，日暮各罷。”[13]

組成“白馬河之戰”戰事內容的2個要點均存在程度不同的史實錯誤，至此，可以確認，“白馬河之戰”的戰事情況描述方面，也與歷史上1895年1月24日發生在石家河畔的戰鬥嚴重不符。

通過與中日檔案對比，戚著“白馬河之戰”中的夜戰內容已經被證明與史實相背，那“夜戰”説的出處又是哪裏呢？

“白馬河之戰”中的夜戰，實際原型主要來自於姚錫光著《東方兵事紀略》中的一則記載：“初三日，秉衡令萬齡徑搗楓嶺，而宗騫亦約夾攻，謂俟夜半攻楓嶺北，萬齡所部攻楓嶺東南，並夜往劫營。時夜初更，萬齡自橋頭起隊，行三十餘里尚未曉，遇倭眾大至。倭兵駐楓嶺者亦擬東攻橋頭，故大隊東來相遇。以行軍電燈照我軍畢見，我昏黑不見敵，遂匐伏避彈。”[14]

但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姚錫光的記載和“白馬河之戰”中的夜戰也存在很大差異，而且姚文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錯漏。

姚錫光首先稱相關內容的發生時間是“初三日”，即1895年1月28日，顯然與“白馬河之戰”的發生時間1895年1月24日毫無聯繫。

其次，姚錫光説當天李秉衡命令各軍進攻已被日軍攻佔的楓嶺，孫萬齡部準備夜晚偷營劫寨。但是從地理上看，楓嶺遠處在橋頭以北，在威海衞的南幫炮台羣的外圍，歷史上1月28日，日軍剛剛抵達楓嶺以南的温泉湯一帶，根本沒有佔領楓嶺，威海綏軍統領戴宗騫正集合劉澍德等部屯紮在楓嶺一帶，而且這一天孫萬齡軍也早已不在橋頭，已經到達了威海西側的酒館集。

即使退而言之，是姚錫光記錯了時間，上述偷襲楓嶺的日子應該發生在“白馬河之戰”的1月24日。那日軍則更是連橋頭尚未經過，又是如何去佔領楓嶺的呢？而且，倘若明知道日軍不可能佔領楓嶺，而孫萬齡竟然率軍北撤往楓嶺，豈不是犯了臨陣退縮的大罪。

最後，拋開時間和事件背景，姚錫光文中“夜戰”的細節也與戚著“白馬河之戰”中的夜戰存在差別。根據姚文，清軍是夜間行軍途中遇到日軍用燈光照射，於是“遂匐伏避彈”，而“白馬河之戰”則將這段文字演義為“清軍士兵沉着應戰，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燈光，進行瞄準射擊。”

之所以出現演義的情況，實際又與戚其章先生的訪談錄有關。1958年，還是那位訪談中説出“白馬河”地名的77歲村民夏元吉，回憶稱“光緒臘月三十日晚上，在這村西白馬河打了一仗。當時清兵住在橋頭和白馬村，來了日本騎兵一百多。雙方一接仗，打死日本兵十幾個，打死日本官一名。清軍一個官受傷，他的馬童姓金的被打死了。”[15]

結合“白馬河之戰”中的內容，“夜戰”説法的來源已經脈絡清楚。即將姚錫光所稱的1月28日晚，孫萬齡部從橋頭奔襲楓嶺，途中遭遇日軍，在日軍的探照燈照射下，清軍匍匐隱蔽的記載，掐頭去尾。既不要時間，也不要事件背景，只選擇清軍遭到日軍探照燈照射這一情節。然後根據村民關於除夕晚上，清軍與日軍作戰的訪談，去除時間，將戰鬥和戰果粘貼到從姚錫光文中摘出的清軍遭到日軍探照燈照射的故事裏，再補充上清軍利用日軍燈光進行射擊，以及激戰一小時等故事細節，最後統一貼上1月24日的標籤。於是就成了“白馬河之戰”中的這段記載：“當天傍晚，日軍知清軍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1個大隊和1箇中隊，擬進佔白馬河東岸各村。日軍剛進入白馬河東岸的姚家圈村，清軍已有準備。孫萬齡趁敵人立腳未穩之際，立即下令攻擊。此時，夜幕籠罩，一片漆黑，無法瞄準射擊，日軍攜帶行軍探照燈，用以照射進攻目標。（對應姚錫光文：‘時夜初更，萬齡自橋頭起隊，行三十餘里尚未曉，遇倭眾大至。倭兵駐楓嶺者亦擬東攻橋頭，故大隊東來相遇。以行軍電燈照我軍畢見。’）在孫萬齡的指揮下，清軍士兵沉着應戰，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燈光，進行瞄準射擊。激戰1小時左右，斃敵軍官1名士兵10餘人，而清軍僅1名哨兵受傷，1名馬伕中槍犧牲。（對應村民夏元吉口述：‘雙方一接仗，打死日本兵十幾個，打死日本官一名。清軍一個官受傷，他的馬童姓金的被打死了。’）”

至此，“白馬河之戰”的真實面目已經顯現。

在“白馬河之戰”故事的最後部分，還提到了孫萬齡的友軍閻得勝、劉澍德不但沒有按照原定計劃包抄日軍，反而自行其是離開戰場，導致孫萬齡軍成為孤軍，最後也被迫退離戰場的結局。

當已經辨明瞭“白馬河之戰”中孫萬齡的夜戰實際根本沒有其事以後，對於閻得勝、劉澍德不按計劃包抄日軍，擴大戰果的批評，就成了莫名其妙的荒唐之言。而且，制定這個計劃，安排閻得勝、劉澍德左右包抄的軍事會議到底有沒有召開，也值得大加推敲。

如同“夜戰”是對多則資料掐頭去尾粘貼而成，實際“白馬河之戰”的結局也是用一樣的辦法得出的。上述姚錫光文中提到孫萬齡軍奔襲楓林，遭遇日軍探照燈照射的文字之後，還有一段至關重要的文字，就是“白馬河之戰”結局的原型。

“天既明，見倭來甚眾，方期鞏軍之拊其背也，鞏軍訖未至。倭見我軍，遂猛攻，愈逼愈近，且分隊包抄我軍後路。於時萬齡自督前，陳[閻]得勝為接應，因令得勝率接應隊旁截來抄倭兵。得勝不戰退，我軍大敗撤歸橋頭，而駐橋頭之綏軍三營已空壁去，蓋驟接宗騫令歸威海。萬齡以宗騫既負約不至，復調綏軍去，甚怒，亦棄橋頭退。於是楓嶺以東無我軍蹤跡。”[16]

上論已經得知，姚錫光所謂孫萬齡於1月28日從已被日軍佔領的橋頭出發，偷襲遠在橋頭後方由戴宗騫等駐守的楓嶺的故事，是十足的昏話。此文的前段，姚錫光繼續其胡説，而後段又出現了所謂次日閻得勝沒有如期出兵包抄楓嶺的胡扯。最後的結局，姚錫光則説是孫萬齡攻擊楓嶺不成退歸橋頭，發現橋頭的3營綏軍已經被戴宗騫調走，於是孫萬齡一怒之下又從橋頭撤走。

事實上，孫萬齡等軍撤守橋頭確有其事，但並不是發生在1月29日，而是在1月27日，原因也不是所謂奔襲楓嶺不成，一怒之下撤退。根據《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記載，孫萬齡等軍1月24日在石家河畔與日軍戰鬥後，26日再度過河發起主動進攻，遭遇優勢日軍後仍退歸石家河西岸的橋頭、白馬村一線。[17]此前的1月25日，李鴻章根據威海南幫炮台守將劉超佩關於南幫炮台後路空虛，急需調軍防守的報告，命令綏軍統領戴宗騫將在橋頭作戰的劉澍德部3營綏軍調回，“……至速調三營，戴道原調之營，可移扎後路，此外無可調矣”[18]，同一天，山東巡撫李秉衡藉口擔心日軍繞道攻擊楓嶺，也下令在橋頭的孫萬齡、閻得勝等山東軍隊撤退[19]。正是因為這兩道撤軍命令，所以橋頭的守軍才各自退去。

姚錫光將發生在1月27日的橋頭駐軍退卻一事，截去時間和背景，嫁接到所謂1月29日奔襲楓嶺不成的故事裏。“白馬河之戰”的結局部分，則又是把姚錫光的故事再次截頭去尾，變成了1月24日深夜的故事。被姚錫光莫名其妙説成沒有去包抄楓林日軍的閻得勝，在“白馬河之戰”的故事裏被説成沒有遵照戰前制定的計劃包抄日軍。姚錫光的“萬齡以宗騫既負約不至，復調綏軍去，甚怒，亦棄橋頭退。”故事，也被“白馬河之戰”採用，變成了邏輯上頗為牽強的“劉樹德軍裝備較好，且配有4門行營炮，應該是清軍的主力，卻也棄孫軍而西去。孫萬齡部成為孤軍，不得已撤出陣地，向羊亭集附近轉移。”

“白馬河之戰”是大陸甲午戰爭史研究領域長久以來所公認的一場重要戰鬥，然而本文通過分析已經發現，無論是名稱的確定，還是事實的描述，都與1895年1月24日至27日間，石家河畔的戰鬥實際情況相差甚遠，甚至存在極大的謬誤。流傳已久的“白馬河之戰”，應該加以澄清，還之以歷史的本來面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