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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詩派

鎖定
“白洋淀詩派”自覺地探索了現代主義詩歌的寫作,他們與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學沙龍的成員,形成了文化大革命潛在寫作中較有規模的現代主義詩歌運動。其主要成員有姜世偉(筆名芒克)、嶽重(筆名根子)、慄世徵(筆名多多)等人,他們的詩歌相對來説具有更純粹的現代主義特徵,直接預示和影響了“文革”後詩歌領域的現代主義探索
中文名
白洋淀詩派
探    索
現代主義詩歌的寫作
規    模
現代主義詩歌運動
意    義
現代主義特徵

白洋淀詩派主要成員

嶽重(根子)(1951—):北京3中初三學生,1969年1月和芒克、多多、盧中南等人到白洋淀大澱頭插隊。1972年以歌手的身份加入徐浩淵沙龍。先後創作了震動沙龍的現代詩《三月與末日》、《桔紅色的霧》、《白洋淀》、《深淵上的橋》等。後成為中央合唱團歌唱演員。
姜世偉(芒克)(1950—):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澱頭插隊,1970年開始寫詩。創作有《心事》(詩集)、《舊夢》(詩集)、《陽光下的向日葵》(詩集),長詩《羣猿》、組詩《沒時間的時間》。文革中曾一度流傳的詩有:《致漁家兄弟》(1971)、《城市》、《十月的獻詩》等。芒克後來成為《今天》雜誌的主持人。
慄世徵(多多)(1951—):北京3中初三學生,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澱頭插隊。創作有《回憶與思考》(5首)、《密周》(1972)、《萬象》(14首)、《致太陽》、《手藝》(1972—1973)、《教誨——頹廢的紀念》(1976)、《同居》(1976)、《感情的時間》(1973—1980)等。1972年加入徐浩淵沙龍。
孫康(方含)(1951—):北京35中初三學生,“二流社”成員。1968年11月到河北徐水(緊靠白洋淀)插隊。1969—1970年寫有紀念巴黎公社的長詩《唱下去吧,無產階級的戰歌》,1973年寫《在路上》。1974年病退回京,繼續創作,寫有《謠曲》等。
張建中(林莽)(1949—):北京3中學生,文革中轉入北京41中,1969年到白洋淀插隊,是白洋淀詩羣中堅人物。有詩集《林莽的詩》(1980年出版)。
宋海泉(1949—):北京清華附中高一學生,“二流社”成員。1969年到白洋淀寨南插隊。白洋淀詩羣的中堅人物,寫有《海盜船》、《流浪者之歌》等詩。
白洋淀詩羣的重鎮是在大澱頭,在這個村集中了根子、芒克、多多三個重要詩人。其中嶽重在1971年夏寫作的《三月與末日》,成為白洋淀詩羣現代主義詩歌的發軔之作。
嶽重、多多在1970年冬進入徐浩淵沙龍。嶽重的《三月與末日》在沙龍發表後,造成巨大的衝擊波,當多多坐在北京的馬桶上讀《三月與末日》時,感到了一種侵犯和褻瀆。他評價嶽重是“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徐浩淵立即在沙龍中宣稱,“嶽重為詩霸,嶽重寫了詩沒有人再可與之匹敵”。

白洋淀詩派形成原因

現代詩歌羣落在白洋淀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各種政治、文化因素和自然條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白洋淀有三部分知青,當地回鄉知青、天津知青和北京插隊知青,共約合600人。其中北京知青有300人,佔總數的一半。北京知青詩歌圈子在當地約有60人,相互間有密切往來。這部分北京知青不同於主動要求上山下鄉的紅衞兵,他們對上山下鄉運動顯然有着冷靜的分析和判斷,經過對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和經濟條件諸方面的考察,才決定結隊到此地落户,是有選擇,有準備而來。他們這批人中,有一部分是“二流社”成員,許多人有知識分子家庭背景,思想和文化素質比較高,是北京中學生中思想比較敏鋭的一批分子。他們在知青點中相互交流、切磋,時時產生一些閃光的思想。
白洋淀方圓幾十裏水蕩阻隔了漁民與社會外部的聯繫,港叉縱橫如同迷宮,形成獨特的經濟、生活區域。水蕩使各莊相互獨立,卻並不妨礙澱內人們的交往。白洋淀有大小三百多個澱子,大澱子有燒車澱、荷花澱、藻乍澱。這些知青詩人大多分散在寨南到澱頭一線,相距不過十幾裏水路。在邸莊的女知青戎雪蘭潘青萍、孔令姚三個師大女附中的女生,都是“二流社”的成員,她們和陶雒誦、夏柳燕在1969年一同結夥到白洋淀插隊。男知青在李莊子有周舵、趙哲,寨南有宋海泉,端莊有嶽重、多多、芒克。幾個莊水路相距很近,他們經常乘着隊裏的船相互“串莊”。在各知青點“走串”都是白吃白住。乘船走水路速度較慢,有急事可以走千里堤,騎車繞過澱子較快地到達。
白洋淀風景優美,物產豐富,知青生計可以無憂。在邸莊潘青萍等女知青只要每天在隊上幹活,月底就可以開30元錢。當時的物價很低,鯽魚是二角五分一斤。1967—1969年當地發生武鬥,直到1975年派性鬥爭仍然很激烈,公社無暇顧及知青的思想和文化活動。白洋淀形成一個政治上相對寬鬆自由的小生態圈。
白洋淀在當時集中了相當數量的圖書。知青們帶來了成箱的書籍,相互間進行傳閲。由於離北京很近,沙龍中流行的書也流傳到白洋淀。潘青萍從北京帶來一批“黃皮書”,其中有《凱旋門》、《帶星星的火車票》、《新階級》,特別是《新階級》在知青中引起強烈的反響。這些書被知青們秉燭閲讀迅即消化。
白洋淀地理位置適中,不僅知青可以經常回北京,山西、陝西、雲南、內蒙古等地的知青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來,形成大文化交流圈。白洋淀兼有鄉村和城市兩方面的優長,又避開了當時普遍存在的許多不利因素。諸多有利條件綜合起來,使白洋淀形成一個適於詩歌活動的文化區域。
白洋淀詩羣的創作明顯地受到了外國現代詩歌的影響。外國譯詩有力地推動了白洋淀詩人的創造。文革前譯介的西方現代詩很少,佈德萊爾僅翻譯了7首,艾略特翻譯不超過10首,還有葉甫圖申科、沃辛斯基的片斷,經過文革焚書,西方現代詩就更是物以稀為貴了。詩羣在當時很注意搜尋譯詩。多多把散見於各種書刊中的中外近現代詩人的詩,抄錄在一個大本上,這個大本曾在朋友們中間傳閲,給大家很大的啓發。林莽回憶説,當時在白洋淀流傳的譯詩比北京沙龍還要多。他在1971年借到了洛爾迦詩集,並看到了戴望舒的《雨巷》。芒克説,他在1972年讀到了洛爾迦、馬雅柯夫斯基。在白洋淀流傳的詩歌還有:聶魯達、阿拉貢、聶利亞以及方平譯的十四行詩。其中洛爾迦和聶魯達對白洋淀詩羣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