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健

1945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經濟系。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國西保大學學習。1949年回國。

新中國成立後，申健長期從事外交工作，歷任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贊、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長、司長兼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常務理事、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1960年12月至1964年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古巴共和國首任大使 ^[1]  。後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秘書長、副部長，中國古巴友好協會會長。1980年3月至1984年7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第四任大使 ^[3]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外交學院教授。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2] 

1992年3月23日在北京病逝。 ^[4] 

1937年夏，申振民考取北平師範大學。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大學和北平大學三校聯合遷往西安。在西安，申振民正式參加了黨的外圍進步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從此開始他55年的革命生涯。

“1938年5月，父親被秘密發展成為共產黨員。”申強清楚地記着對父親一生至關重要的這個時間，“從此，他一直自覺地服從黨組織的決定，遵照黨組織的指示，從事革命鬥爭。”

在西安，申振民與並稱為我黨情報戰線“後三傑”的陳忠經、熊向暉都是秘密黨員，又都是來自平津地區的大學生，給國民黨當局以左派的印象。在與胡宗南接觸時，有點左傾的青年學生，反而更受到重視。因為在胡宗南看來，有點左傾的人往往是有見識、有能力的青年。

在進入情報工作崗位之前，申振民並沒有受到過特殊技術訓練。組織上雖然提出過深入埋伏的原則，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工作步驟。為了深入虎穴長期埋伏，他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而複雜的過程。為此，他苦惱、痛苦，甚至還哭過。

“那時候，父親一人拿着黨、政、軍、特、商5份津貼。”申強説，“但他的收入全交了黨費，自己什麼也沒有留下。”

當申振民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鞏固並可以獲得機密後，他就放手發展組織、加強情報工作，工作的範圍日益擴大。對於三青團，毛澤東曾説過：“陝西三青團不同，在相當大程度上掌握在我們手中。”顯然，這與申振民、陳忠經的工作密切相關。

為了長期埋伏而不暴露黨的組織，申振民和戰友們鄭重約定，如果不幸有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被敵人發現了，敵人有意或無意地交給他們中另一位同志來審訊、來執刑，在他們沒有辦法救那位同志時，必須毫不猶豫地依照敵人的意思去做。而被執刑的同志，在臨終之前的高呼中，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要把自己真正信仰的、輝煌的共產主義理想永遠深埋在心底，以保護另外同志的存在。

申強説，父親和他的戰友們都是革命的樂觀派，他們常在相互見面時輕鬆幽默地説，“我們每天都是在提着腦袋幹革命。”就這樣，申振民他們長期隱匿共產黨員的真面目，公開以國民黨反動官員的身份出現，揹着“罵名”直到解放後。

1915年5月2日，申健出生在河北省大城縣王文村一個農民家庭。當木匠的父親給他取名振民。天資聰慧的申振民小學畢業後，考取了天津的名牌中學——南開中學。在這裏，他接觸到了許多進步思想和進步書籍，高爾基的《母親》他就愛不釋手看了好幾遍。

1937年，考取北平師範大學。

來到西安，深受胡宗南賞識的申振民，想盡一切辦法迎合敵人的興趣和滿足敵人的需要，這是唯一可以獲得信任和深入的辦法。在敵人有興趣於組織訓練青年的時候，他主動請纓，創辦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西安的分支機構，同時他還以三青團書記的身份加入以戴笠為首的軍統和以陳立夫、陳果夫為首的中統。

打入敵人心臟，進行地下工作，時時充滿了風險。申振民憑着大智大勇，多次化險為夷。

三青團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組織，任何地方的情況都能瞭如指掌。一天，一個三青團員向申振民報告説：“桃胡巷15號發現了一個大疑案，警察局已經動員全局把這個住宅包圍了，準備動手抓人。”

申振民一聽就明白，那是黨的地下組織負責人王石堅的住宅，內設有秘密電台與延安直接聯繫。他感到情況緊急，立即與陳忠經研究，決定馬上通知王石堅。由於沒有電話，只有派人去報信。

誰去都意味着危險！申振民毫不猶豫地對陳忠經説：“你們都有家室，我獨身一人，無牽無掛，犧牲了也無所謂，我去！”黃昏時分，申振民騎着自行車來到衚衕口。他向四周觀察，感到有些緊張，就先到附近公廁裏鎮靜一下，然後又騎上自行車在警察重重包圍中徑直衝進住宅。

就在門外便衣發愣的時候，申振民對王石堅説了一句話：“有任何事情一概推到我身上，就説都是我叫你乾的。”便衣密探看到三青團的書記來了，感到莫名其妙。申振民決定以攻為守，爭取主動。他找到策劃抓捕行動的中統負責人，怒氣衝衝地責問：“王石堅是我們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對象，為什麼你們不打招呼就動手抓人，破壞我們的工作關係？”對方無法，只好道歉：“對不起，因為發現王石堅家裏常有人來往，他本人也經常晝伏夜出，形跡可疑，本想抓了再説。誤會，誤會……”

王石堅本來是秘密的，看來再也藏不住了。申振民和陳忠經研究，索性把他公開化，決定讓其成為專門訓練共產黨嫌疑人勞動營的中校教官。王石堅一下子就成了“反共”的人，得以便利地以公開身份掩護秘密工作。

這一情況報到延安，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嘉獎。嘉獎令説：“身入虎穴，不顧個人安危；緊急關頭，挺身而出；機智勇敢，沉着大膽，含辛茹苦，英勇鬥爭，巧妙地和敵人周旋，使黨的負責同志和黨的機關免遭敵人的逮捕和破壞，轉危為安；是全黨的模範，為全體幹部學習的楷模。”

由於陝西三青團的特務和情報組織都控制在申振民手中，他獲得了許多機密情報。他與黨的地下組織領導人王石堅保持直接聯繫，每三天甚至每天向其彙報，及時電告延安。

有一次，胡宗南命令部隊攻打我軍佔領的一個縣城。申振民獲得情報後，立即電告延安。我方將城裏軍民全部撤走。胡宗南部隊精心組織的進攻，結果撲了個空。

194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閃擊”延安，妄圖一舉攻佔陝甘寧邊區。胡宗南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不絕。熊向暉從胡宗南身邊、申振民從地方獲得這一情報，立即電告中央，使我黨我軍免受了重大損失。

我黨電台廣播及時將敵人的作戰計劃予以揭露，廣為宣傳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險惡用心。當時，全國人民都熱切盼望國共兩黨團結一致抗日，國際上的蘇聯、美國、英國也反對中國打內戰，在強烈的國內外輿論壓力下，胡宗南只能停止行動。敵人突襲陝甘寧邊區的陰謀就這樣破產了。

儘管申振民為我黨提供了大量情報，但仍一路得到國民黨“重用”，甚至還得到過蔣介石的單獨接見。

1942年至1943年間，國民黨中央在重慶辦了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團長是蔣介石，任務主要是調集國民黨的黨、政、軍高級幹部和全國各省市三青團書記受訓。舉辦畢業典禮時，蔣介石親臨會場，眾多黨政軍要員出席。申振民代表全體學員向團長致辭。他身材魁梧，英姿出眾，演説充滿豪邁氣概，給在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典禮結束後，蔣介石破例單獨接見申振民兩次，詢問他在胡宗南那裏的工作情況。蔣介石還是對申振民説：“你在胡長官那裏，很有前途。”事後，胡宗南立即召見申振民，慰勉有加，深表滿意。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申振民升任胡宗南總司令部黨政處上校參謀，成為胡宗南“親信”。在這個位置上，他為黨提供了更多有價值的情報。1946年，胡宗南決定派熊向暉、申振民、陳忠經這三位幫他工作多年、深受器重的青年才俊去美國留學。

他們將此事向中央彙報，周恩來説：“胡宗南保薦他們去美國留學，中央同意，我們對美國瞭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得益的是我們。”

“要説我父親的工作，就不能不提我的母親。”申強的言語間，透出對父母由衷的欽佩，“我母親同樣是那個年代的優秀青年，他們的結合得到了周恩來、胡宗南的支持。”申振民的夫人熊匯苓，是熊向暉(熊匯荃)的姐姐，出生於安徽鳳陽的熊姓望族。她從武漢大學畢業後，由熊向暉居間安排，經胡宗南同意，被派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史密斯女子大學完成學業後，熊匯苓等不及參加授予碩士學位的典禮，便急切地起程返回祖國。回到上海後，熊匯苓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任專員。

熊匯苓回上海以後，熊向暉有一天向胡宗南報告：“匯苓已經回國了。”胡宗南得知熊匯苓尚未結婚，主動介紹説：“匯苓小姐是難得的人才，如果小姐有意，我想振民是最合適不過的了。”熊向暉將此情況向組織彙報，周恩來表示完全贊同，並指定專人負責安排和促成這一婚事。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一對情投意合的年輕人，由於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走到了一起。

1949年7月，留學美國數年的申振民和妻子熊匯苓及陳忠經歷經千難萬險，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熊向暉此前已經先行回國。　“他們一回到黨的温暖懷抱，組織上便指示他們改名字。”申強回憶説，申振民改名為申建，意思是獻身於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後來，劉少奇主席在一張委任狀上給“建”加了一個單人旁，從此他便正式改名“申健”。熊匯苓改名為熊友榛。申強認為，組織上要求他們改名的目的，是考慮到使用原名的他們受黨的派遣打入國民黨內部，從事地下工作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了，改用新名字，黨將委任他們擔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

從忍辱負重的地下黨員到公開以共產黨員身份出現，申健夫婦從內心感到自由、歡快和自豪，他們滿懷激情地投入新中國的外交事業。1950年4月1日，中國與印度正式建交，申健被任命為第一任駐印度大使館臨時代辦，一干就是5年，直到1955年結束任期返回北京。這段時期，正是中印友好關係達到頂峯的時期，每年我國國慶，印度總理尼赫魯都要到中國使館參加招待會。

新中國初創時期的外交工作，也與地下工作一樣，充滿了艱險。1955年萬隆會議前，台灣蔣介石集團的特務機關一手製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事件。在大會閉幕時，中方得到美蔣特務要刺殺中方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密情報，為了保衞周恩來的安全，中方代表團臨時緊急組織五六個身材高大的同志，圍在周恩來的周圍。身材高大的申健和其他同志一起，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擠，一點點往外挪，最後將周總理安全地護送到大門外的汽車上。目送着周總理乘坐的汽車緩緩駛去的時候，大家才都鬆了一口氣。

最驚險的一次，是在申健赴古巴擔任大使途中。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整個美洲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申健於1960年10月被周恩來親自挑選擔任第一任駐古巴大使。當年12月，申健一行途經莫斯科、布拉格、瑞士，乘坐荷蘭航空公司的包機，飛往哈瓦那。碰巧那天古巴天氣特別惡劣，飛機在機場上空盤旋了一圈又一圈就是無法降落。機組人員告知申健，雲層太低無法降落，只能飛往美國的邁阿密。申健一聽，堅決不同意，因為美國當時是中國的敵對國家，新中國的第一任駐古巴大使出現在美國絕對是爆炸性的國際新聞！

他一再懇請機組人員千萬不能飛往邁阿密，同時他與工作人員一起開始銷燬隨身攜帶的機密文件，為萬一遭遇不測做準備。機組人員決定冒險強行着陸，完全憑藉着機場雷達的指揮，飛機成功地盲降在哈瓦那機場。新中國駐古巴的第一任大使就這樣在“鬼門關”走了一圈。

在古巴擔任大使時期，恰好遇到美國僱傭軍登陸豬灣、古巴導彈危機等重大事件，申健沉着應對、不辱使命，圓滿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將中古關係推向了高峯。

1964年離職駐古巴大使。 ^[1] 

組織上評價他：“不愧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外交戰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