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堅

王石堅在中共西安情報系統所屬的北平秘密電台工作。王石堅的第一次被捕，是他在北平從事地下活動之初。王石堅在中共外圍組織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擔任黨團書記時，用的是“王世明”的化名，主要工作就是負責指導河北省反帝大同盟開展工作。

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圍組織公開為李大釗舉行了公祭公葬活動，在當時社會上影響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組織。

同年5月18日，王石堅與反帝大同盟、華北救亡會的4名負責人在西城陰涼衚衕7號院開會時，被警察逮捕。叛變的原互濟會主任兼黨團書記張文勳指認了這些人的身份，王石堅等旋即被移交憲兵第3團，後被關押在蘇州軍人監獄。

王石堅第一次被捕後表現非常英勇，在蘇州軍人監獄，他積極參與了監獄秘密黨組織的活動，在獄中編髮《囚聲》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發，1935年6月，王石堅連同其他7名在押的黨員一同移送南京受審。在審訊時，這些黨員與叛徒在法庭上當面對質，叛徒卻拿不出任何證據。即使這樣，國民黨當局還是分別給這8名黨員加刑8年至8年零2個月，判決後即關進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作為重犯對待，看管特別嚴厲，不准他們與其他犯人接觸，甚至連洗澡、放風、看病等都是單獨進行的。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實現了合作，周恩來代表中共將關押在各地的共產黨政治犯保釋出來，王石堅因此得以出獄。來到延安後，王石堅通過了長時間的考察，並因其在獄中有英勇鬥爭的經歷，被委以重任，主要負責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附近和西安情報系統的工作。

1941年夏天，王石堅被延安中央社會部派到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具體地説，就是與熊向暉、申健、陳忠經等地下情報人員取得聯絡，發展組織、蒐集情報。王石堅到達西安的時候，正是中共中央發佈《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的情報調查工作全面展開之時。而事實證明，王石堅在情報工作方面確實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從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為止，6年間，他建立起了一個以西安為中心，連結北平、保定、瀋陽、蘭州等地的高層次情報網絡，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各類情報。

王石堅在西安的情報工作是緊緊圍繞胡宗南展開的。王石堅由陳忠經掩護在西安扎下根來，在鞏固原有的情報關係基礎上，又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報網絡。王石堅也曾經幾次讓熊向暉尋機偷出胡宗南的密碼，都被熊向暉拒絕，熊向暉的理由是這樣太過於冒險，一旦暴露就會前功盡棄。熊向暉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剛到胡宗南身邊工作的時候，胡宗南的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紹參加了地下情報工作，最初是由羅青長負責聯繫，並從延安派來王金平（田光）到戴中溶身邊工作，羅青長回延安後，這一情報關係又交給了王石堅。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機密電報，“由機要室主任送過來，但電報信封兩頭封口，都有用機器打的鏤空的保密條，別人不能拆看”，因此，有許多機密電報熊向暉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卻憑藉自己機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剛譯出尚未送給胡宗南的來電和未譯發的去電。如蔣介石發給胡宗南的電令和胡宗南給蔣介石的胡部作戰計劃、兵力部署、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很多機密電報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讀過了。通過從熊向暉和戴中溶兩處得來的情報，王石堅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機密，加之由其他渠道獲得的情報，使得在延安的黨中央對西安的情況瞭如指掌。

後來，在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夕，熊向暉因要隨同其指揮部前進，向王石堅表示無法繼續提供詳細情報，王石堅表示，“主要的戰略情況已搞清，細節會由別人查”。當然，也不能説當時中共的西安情報都是得益於王石堅情報系統，僅從現公開的材料上我們即知道，在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夕的西安，中共情報機構另外還有西安情報處系統（王超北負責，屬中央情報部）、西安通訊工作組（王敦英負責，受中央情報部和陝西省委雙重領導）、西安交通站（吳柏暢負責），這些情報組織同樣也做出了很多貢獻，但就深入敵人內部的程度和獲得的情報層次來看，還是以王石堅系統為最突出。正是因為這些情報人員的努力，轉戰陝北的周恩來才會説：“我們在西北戰場上每天都有能用的東西。”

1947年9月，設在北平順天府東街的王石堅系統秘密電台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報務員李政宣叛變，敵特機關通過逆用這部秘密電台，掌握了西安情報組織的情況，王石堅因此被捕。

第二次被捕後，王石堅沒能經受住考驗，很快就叛變了，寫了萬言《自白書》，把他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的詳細經過和他領導的華北、西北、東北全部情報組織、地下工作人員及領導人、5部地下電台、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以及他所知道的有關地址都全盤供出，導致44名地下情工人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許多人遭到嚴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謝士炎、丁行之、朱建國、趙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壯烈捐軀的。

王石堅叛變後，追隨國民黨特務機關逃到了台灣，並在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局”情報研究機構任少將副主任。1982年因肝癌死於台北。

王石堅是否被捕叛變?

全國解放後，王石堅系統被捕人員，除犧牲的謝士炎等5位烈士外，大部分返回了中央社會部，由專門的審查委員會逐一進行審查，作出結論。每份結論都是由李克農部長審閲簽字後，報中央組織部審批。其中出賣組織、出賣同志、問題嚴重的4個人，按照中組部的批示，被定為叛徒。而定為叛徒的這4個人當中，並無王石堅。

當時，周恩來還曾考慮將關押在戰犯管理所的軍統重要分子沈醉遣回台灣，作為交換，要國民黨當局把王石堅送回大陸。只是，後來可能因王石堅已有了公開的國民黨“情報局”人員身份，此事遂作罷。

直至1956年，中央有關部門才對王石堅的問題做了認定：屬叛變性質。

198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有關部門研究對王石堅政治身份的定性問題，維持了1956年中央有關部門的説法。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調查部有位領導，在黃山召開的情偵人員落實政策大會上，仍提出希望對王石堅問題進行甄別

據熊向暉在2000年所寫的《周恩來、李克農和我黨情報史最輝煌的篇章──揭穿王珺對“王石堅事件”的胡言亂語》一文中，有這麼一句話：“中央調查部和黨中央從未給王石堅定性。至於為何不給他定性，我不作解釋。”

王石堅案長期存在異議，由此可見其複雜性和特殊性非同一般。

1928年，王石堅考入東北大學。

1931年，王石堅轉入北京大學化學系 。

1932年，王石堅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黨團書記。

1933年5月，王石堅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判刑10年，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

1937年8月，經周恩來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獲釋，王石堅到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王石堅在西安情報系統所屬的北平秘密電台工作，電台於1947年10月被敵人偵破。這次被偵破是敵人使用美國的偵聽測向設備定位、並派飛賊搜捕而得逞的，事態波及西安、蘭州、瀋陽、承德的情報組織，是中共情報系統遭破壞最嚴重的一次。

事件之後，李克農立即進行檢查，研究對策，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後來，他給周恩來寫了檢查，請求處分。周恩來認為這是秘密戰線不可避免的，並批示：“有此檢討即可，不必議處！”事隔多年，李克農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過失，確實令人感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