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日刊

1914年6月，李大釗在日本與章士釗相識，並曾為《甲寅月刊》撰稿，很受章的賞識。兩人開始建立友誼。這次章創辦《甲寅月刊》，李大釗是積極支持的。《甲寅》第1卷第4號於1914年11月10日在東京出版之後，章士釗離開日本去了上海，雜誌社也隨之遷回國內。中斷半年後，《甲寅》第1卷第5號才於1915年5月10日在上海續出。陳獨秀亦於1915年6月回國抵滬，開的刊物時，特意向高一涵約稿。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創刊號為高一涵發表了連載文章《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至第3號載畢）。緊接，陳獨秀又在《青年雜誌》第2、3、4、5、6號接連刊發了高一涵的《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民約與邦本》《國家非人生之舊宿論》《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自治與自由》以及譯文《戴雪英國言論之權利論》等文章，從而使高一涵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先鋒人物。這時，李大釗在《青年雜誌》讀到高一涵的《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等文章，聯繫到高一涵在《甲寅》發表的幾篇文章，對高一涵在學識上的見解和流暢的文筆均顏為欣賞。後來李大釗與高一涵成為知交。由此形成了《甲寅》編輯羣體。 ^[3] 

1917年1月28日《甲寅日刊》在北京復刊。該刊分公社評、時評、要聞、外電、文苑、傳記、通信、雜俎、隨筆、瑣談、本來紀事、海園春秋等欄目，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釗、邵飄萍和高一涵等人，由章士釗主辦。章士釗在創刊號《發端》社論中闡述創辦該刊的宗旨。在他看來，袁氏帝制已廢除，共和制開始逐步建立，這是"新舊代謝、時序莫復"的不可抗拒規律。對於北洋政府，他表示"絕非於現在有所典庇"，要找出政治弊端，給以適當藥劑，而決不要拋棄。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他認為"決非理想之域"，但"吾人不可逃之"。因此，"舍尊今，別無良法"。當今現實政治，"新舊相沖，錯綜百出，欲爬梳而調理之，所須調和質劑之功"。最後章士釗主張"勿妄憶過去而流於悲觀，勿預計將來而蹈乎空想，腳踏實地從所踏處做去。" ^[2] 

《甲寅》日刊創刊之際，李大釗特意寫出開篇之語《<甲寅>之新生命》，為《甲寅》的新生鼓與呼。文章寫得很短，卻充滿激情和哲理，結尾説：“此《甲寅》之努力也，此《甲寅》之進化也，由是更進而謀以其自身之努力，奮發我國民使之努力，以其自身之進化，開導我國民使之進化，此又創辦《甲寅》日刊的出發點與宗旨。寫出《<甲寅>之新生命》，李大釗覺得言而未盡，為1917年1月29日出版的第2期《甲寅》日刊“時評”專欄又寫出《調和之美》。這篇主要介紹美學原理的短論，實際是李大釗繼《<甲寅>之新生命》之後，又一《甲寅》日刊的創刊詞。 ^[3] 

《甲寅》日刊是在袁世凱復避帝制失敗後創辦的，雜誌同人慶賀袁世凱身死和帝制的覆滅，盼望着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國出現。日刊評論指出，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種"離心主義之勢力日見伸張"，這種離心主義就是自治、民治、民主主義，它與專制主義、向心主義相對立、民主主義是世界發展的趨勢，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縱有千百拿破崙與威廉二世，亦將為向心主義最後之犧牲，何況一袁世凱"。它希望"政治當局，稍顧世界離心主義之大勢，而自覺省焉"。《甲寅》日刊創刊以後，李大釗每天寫一至兩篇，甚至三篇文章，在《甲寅》日刊發表。而與他朝夕相處的高一涵亦是如此，每天都有新作寫出。兩人把《甲寅》日刊辦得有聲有色，使之在京城乃至全國迅速產生了很大影響。 ^[3] 

《甲寅》日刊最崇拜的是美國和法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倡信仰自由。袁世凱及其封建餘孽的復辟活動，往往打着尊孔的旗號，康有為並上書總統、總理，主張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李大釗等人連續發表文章批判這些謬論。李大釗説：我們“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高一涵的《孔教問題評議》也指出，"由於孔教大義，在於尊君。孔道精華託於專制"；因此我們"反對孔教規定於憲法之上”。退一步説，就是孔教是主張民主共和的，也不能列入憲法之中。因為“一尊則依賴模稜之性成，獨立自制之念薄”，“依違瞻顧，不得自抒其特長”，“拘束人民心思”。 ^[2] 

在《甲寅》日刊上，反對日本侵略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李大釗《黃金累累之日本》一文，提到在第一次歐戰中，"收拾黃金最多，獨有日本一國而已矣"。在《旅行日記》中寫到，他進入昌黎大德增客棧，看見冀東一帶商人帶着家眷去東北三省，感到很高興。他説“向來往東經商者，皆不攜眷，所以終不能植深厚之根據於東省，今則漸漸覺悟矣。國人多一個定居東省者，即日本人少一個侵入東省者，斯不獨一鄉之幸也”。李大釗十分關心國家民族危亡，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問題上，想得比別人多，也比別人深。該刊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也竭力樹立中華民族的自尊，主張中華民族要獨立於世界之林。注意分析歐洲各國政治形式，着重介紹了各國社會黨的和平運動。 ^[3] 

《甲寅》日刊重視對俄國二月革命的研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立即引起該刊的注意，連續發表多篇文章，介紹此次革命情況，探索革命的起因和影響。其中尤以李大利的《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較為系統全面。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揭露和抨擊當時社會弊端。對於農民和城市廣大工人的艱難困苦生活，在該刊上都有所反映。該刊還對不合理的現實社會進行了尖鋭的抨擊。

該刊還通過詩歌、小説、諺語、諧文等形式，揭露軍閥、官僚、政客上層社會的腐敗生活。如張究公寫的《北京竹枝詞》數首，對他們的腐朽生活作了形象的描繪。什麼宴會忙：請帖揮成付信差，軍人政客坐團圓。還有什麼捧角忙：樓名廣德歡歌舞，囑咐車來莫太遲。疏通忙：拍馬吹牛擅長技，國亡家破也何妨等等。軍閥政客們的醉生夢死的生活，與勞動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該刊對青年和學生問題也曾發表自己的見解，指出學生問題在中國和工人、農民、婦女問題一樣重要，"中國之學生，實為最可憐之一階級"。袁氏稱帝時，"亦視學生如蛇蠍"。它並得出結論説"歐美之革命，泰半淵源於工人之呼號；中國之革命，則全醖釀於學生之運動"。在6月17日，該刊報道了張勳謁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消息，揭露他們的醜惡嘴臉。 ^[2] 

在當時，李大釗在反對帝制、主張共和等政治觀點上與章士釗基本相同。但李的思想激進得多。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甲寅之新生命》，主張依據"宇宙進化"的規律，要求該刊隨着"世界進化"而"蜕演"、"流動"。他認為在社會前進中，該刊必須儘自己最大努力，"亦宜千百萬倍於疇昔"，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樣，由於"甲寅"的努力，可以奮發我國民的努力；用"甲寅"的進化，可以開導我國民的進化。這是該刊的責任。在辦報過程中，章士釗與李大釗經常發生矛盾，主要是在對待現政府和研究系、政學系問題上，兩人所持態度不盡相同。經高一涵勸説，彼此談妥，雙方默契，不談內政，多寫國際問題文章。直到1917年5月初，李大釗回樂亭探親，除寄兩篇通訊外，便不再為日刊撰稿。邵飄萍也於5月內離開。 ^[3] 

1917年《甲寅》日刊復刊之際，其時是中國政治多事之秋，北洋政府因內外問題爭吵不休。對內恢復國會和制憲問題以及孔教應否定為國教等問題是爭吵的焦點。對外是否參加歐戰，兩派意見也針鋒相對。《甲寅》也參與爭論，且在政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正當《甲寅》日刊影響日著之時，張勳復辟發生。1917年7月，張勳以調解府院之爭為名進京，擁戴溥儀復位，並且解散國會。章士釗是國會議員，因此避往天津，6月11日他發表緊急聲明，聲稱"秋桐久已離京，與本報脱離關係"，不久東渡日本。此後，雜誌由高一涵一人支撐門面。1917年6月19日停刊，共出刊50號。

該刊發行時間不長，但在社會上還是很有影響的。據當時《太平洋雜誌》主編李劍農評論説：“讀連日《甲寅日刊》知都中名賢，亦皆注意秋桐君之議”。由此可見該刊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作用。該刊在張勳復辟事件中的立場，據説當時“惟《北京日報》《甲寅報》《亞東新聞》等四五家尚如魯靈光殿，是中立態度，無恭維復辟之辭”。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