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泰勒起義

英國的封建化過程開始於公元7世紀，至11世紀末，英國的封建制度才最後確立起來。在封建制度下，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都掌握在以英格蘭國王為首的大小封建領主手中。這些大小封建領主支配着英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和居民的全部生活。由於封建領主的殘酷剝削，英國農民的處境十分悲慘。到14世紀，貨幣地租在英國農村逐步佔了優勢。多數農民為了交納貨幣地租，不僅受封建領主的剝削，而且還受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勒索。貨幣地租的推行，把英國農村的廣大農民推向更加貧困的深淵。

1348～1349年，黑死病席捲全國，人口大減，農村凋敝，勞動力缺乏，一時各地工資高漲。封建政府從1349年起多次頒佈勞工法令，企圖把工資限制在黑死病以前的水平上，以保障封建主利益。另外，長期對法戰爭，政治腐敗，司法弊端叢生，税收不斷增加，都給廣大城鄉勞動人民帶來許多苦難。

為了反抗封建剝削壓迫，各地農民不斷開展拒服勞役、怠工、抗税等多種形式的鬥爭。以約翰·鮑爾為代表的窮教士在起義前長期在羣眾中佈道，用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論證農民應當和封建貴族平等。封建主曾數次把他逮捕入獄。他們的宣傳活動反映並促進了廣大農民的不滿和反抗情緒。

1381年5月，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農民抗繳人頭税，驅逐並處死官吏。起義波及到赫裏福德、劍橋、薩福克、諾福克等25個郡。其中，以聖奧爾本斯規模最大，堅持鬥爭一個多月。

6月初，肯特起義羣眾佔領了達特福德和梅德斯通，推舉瓦特·泰勒為領袖。

6月10日進抵坎特伯雷，從監獄中救出約翰·鮑爾。

6月12日，肯特和埃塞克斯起義羣眾十萬餘人會合於布萊克希思。

6月13日，起義羣眾在倫敦貧民幫助下進入城內。國王理查二世和一些封建主躲入倫敦塔中，起義羣眾完全控制了局勢。他們焚燬封建主宅邸，打開監獄，釋放政治犯，焚燒莊園檔案等。

14日，起義羣眾和國王於倫敦東北面的邁爾恩德談判。瓦特·泰勒代表起義羣眾，要求取消農奴制，大赦起義者，在國內自由貿易，消滅領主對人民的奴役，規定每畝地徵收貨幣地租4便士。在國王口頭答應這些要求後，起義羣眾衝入倫敦塔，處死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蘇德伯雷和財政大臣海爾斯及其他一些封建主。同日，有一部分起義者，特別是埃塞克斯的起義者在得到國王給予的自由敕書後，受騙散去。

6月15日，堅持鬥爭的起義羣眾再次和國王談判於倫敦北面的史密斯菲爾德。他們進一步要求廢除一切反動法令，取消領主權，剝奪教會財產在教區人民中分配，取消農奴制等。這些要求具有更激進的反封建性。在談判中，倫敦市長沃爾沃思和國王的隨從發動突然襲擊，殺死瓦特·泰勒。隨後追殺失去領袖的起義者。約翰·鮑爾受酷刑而死。起義失敗。

學術界多認為，1380年普爾税的徵收引發了瓦特•泰勒起義，而瓦特•泰勒起義又終結了普爾税的徵收。綜觀14世紀的英國史可見，這一觀點有失偏頗。

14世紀是英國曆史上的一個動盪時代：1337年，百年戰爭爆發，給英國經濟造成了重創，財政負擔急劇提升，財政支出較正常年份高出10～15倍；1348年，黑死病肆虐，導致近一半人口死亡，勞動力數量大幅下跌，致使大量土地因無人耕種而荒蕪。進入70年代，百年戰爭趨向高潮。國家需要高額税收支付戰費，否則，必致王朝傾覆，國土淪喪。這是造成70年代末三次普爾税連續徵收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勞動力的急劇下跌在客觀上要求提升現有勞動力的工資，所以農民要求提高工資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可是政府非但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反而通過勞工立法，力圖維持黑死病爆發前的工資水平，這必然導致政府與民眾之間矛盾的尖鋭化。

關鍵的問題是，這時農民的生產生活狀況是否像許多著述描述的那樣惡劣？是否是高税收威脅了社會下層人口的生存？事實上，在百年戰爭和黑死病爆發後、瓦特•泰勒起義發生前的幾十年裏，經濟條件早已在趨穩向好。由於黑死病造成了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遠較物價為快。許多維蘭已積有可觀的資產，沒有土地的勞工也可以獲得很好的收入。而且在起義者中，富有者佔很大比例，有些人擁有土地、牲畜、羊羣；有些人在起義期間或1381年之後的幾年內，在莊園、村鎮和百户區擔任重要職務。再看税額。不説1377年的平均4便士、1379年的最低4便士，就1380年的所謂平均值12便士而言，其實也只相當於兩三天的工資，這對於維蘭、農奴來説，一般不會構成負擔，繳納也大多不成問題，更不會因為交税而傾家蕩產。農民的經濟、生活狀況如此，農民起義是針對1380年的賦税徵收嗎？起義農民主要有哪些要求呢？這可從起義的兩個綱領——邁爾恩德（Mile-End）綱領、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綱領中得到答案。在邁爾恩德綱領中，農民的要求主要是廢除農奴制、勞役制、降低地租、任何人不再服役於其他人；在史密斯菲爾德綱領中，主要是廢除“剝奪法律保護”規定、廢除領主權，所有人一律平等、剝奪修道院和世俗教士的土地、廢除農奴制和維蘭制。兩個綱領均未見有針對1380年賦税徵收的條款，也沒有一條要求降低税率。另外，起義領袖約翰•保爾（John Ball）在戰前演講的名言——“在亞當耕種、夏娃紡織的時候，誰是貴人？”，顯然也是指農民的自由、平等問題。所以我們的結論是，農民起義與普爾税的徵收雖不能説無關，但肯定關係不大。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場起義？在我們看來，首先是百年戰爭和黑死病爆發給社會造成的影響，這些影響使城市和鄉村社會都積累了很多的不滿，因此民眾起事頻發，以至於幾十年後，彙集成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所以有學者説，農民起義是由太多的不滿堆積而成的。這一觀點也大體與上述兩份綱領相契合。

其次，現行制度大大滯後於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的期望。14世紀中期，英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獲顯著增長，城市數量大增，商品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勞役地租已經基本為貨幣地租所取代。這些發展，在客觀上都要求勞動者擁有自由身份，因此與農奴制形成了尖鋭的矛盾。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然反應，廣大下層民眾的第一要求自然是廢除農奴制，所以，邁爾恩德綱領和史密斯菲爾德綱領都把這一要求作為與國王談判的首要條件。可是政府仍然在極力維持這一過時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下層民眾也就必然揭竿而起了。

另外，農民起義也包含一定的文化因素。對廣大民眾而言，只要國家政策或法律規定等不合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尋找機會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所以，英國中古社會農民起事頻發，在一定程度上説都是一種不同意見的表達。這是歐洲的民族性格使然，而並非賦税徵收給他們造成了多重的負擔。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則不同，無論天災還是人禍，只要不危及生命，他們能夠忍受，這也與民族性格密切相關。瓦特泰勒起義被鎮壓後，農奴制被廢除了，賦税徵收也迴歸了舊制。但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賦税徵收迴歸舊制，都與普爾税的徵收關係不大，也不能否定普爾税的合理性。

可以認為，普爾税徵收是百年戰爭期間國家財政嚴重危機時的特殊舉措，危機過後，賦税徵收理應迴歸常態。農民起義被鎮壓後，英國曆史便開始了王朝更替的過程，國王與貴族的矛盾日趨尖鋭，激烈複雜的派系鬥爭使國王的徵税要求連續幾年遭到否決。之後再行徵收，便不再有普爾税税項，而普爾税的徵收也就至此終結。這樣，無論是普爾税的終結，還是賦税制度的迴歸，都未必是政府和議會的專意而為，也見不到這方面的相關資料，因此可以大體上理解為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綜上所述，1381年瓦特•泰勒起義與普爾税的徵收關聯不大，或者説基本上是兩個問題；爆發的原因並非税負沉重，生存艱難。起義的矛頭是針對農奴制，而不是普爾税。起義農民也沒有否定普爾税的合理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