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與勢

在王夫之的歷史觀中，“勢”標誌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向。“理”與“勢”相對舉，則標誌歷史客觀進程中所表現的規律性。他認為,現實的歷史進程,其“勢之必然”就體現了“理之當然”，“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兩者是相成互涵的。

王夫之認為,對理勢相成的關係可作兩方面分析:一方面，合理必然成勢。他指出：“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迨己得理，則自然成勢”，“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也”。這就是説，人們的歷史活動形成了歷史的現實過程，歷史的必然規律也就體現在人們的歷史活動之中。例如，周文王“以百里而興”，宋太祖“統一天下”,他們的成功,正體現了“得理自然成勢”的歷史規律。另一方面，順勢自然合理。王夫之認為：“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矣”。由此他説明,凡是現實的趨勢,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歷史的必然之勢所表現的客觀規律性，並不以歷史人物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如秦始皇“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表明了“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又如曹操以權謀武力統一北中國，“乘勢以處乎尊”，似乎“非理”，但從旁曠觀，在當時的條件下曹操能“以戢其糜爛鼎沸之毒”，因而也是“合理”的。

王夫之進一步把兩方面綜合起來，估計到理有“順逆”、事有“可否”等複雜情況，提出“理勢相成”的觀點，説：“順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以成者勢也。以其順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勢者也。循其可則順，用其否則逆，勢成理者也。”這裏，“順”指合理；“可”指可能。一定時期人們可以“順理”或“逆理”而行，順理而形成可行之勢，逆理而造成行不通之勢，這就是“理成勢”。反之，“勢”已形成，只得循之而行,“循其可”就合乎理,“用其否”就逆乎理,這就是“勢成理”。王夫之這種分析、考察,力圖全面闡明歷史是一個合規律的現實過程。

由王夫之集其大成的“理勢相成”的歷史觀，拋棄了以往的神學史觀和天理史觀，達到了古代樸素形態的歷史辯證法的最高成就。這種“理勢相成”的歷史觀肯定歷史發展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但對這種必然性沒能作出充分的證明，未能擺脱唯心史觀的根本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