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評傳

該書系統地論述了班固所處的時代背景，班固的生平、班固撰寫《漢書》的曲折經歷和卓越的史識，以及班固史學的深遠影響，尤其深入地探討了班固反對崇古非今的政治思想，重視改革，重視人才和人心向背的治國思想，重視人事的天人關係思想，弘揚實錄精神、注意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史學思想，及其重視考究學術源流、構建學術體系思想等方面的貢獻。 ^[3]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班固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班固評傳》新見迭出，不勝枚舉。例如，通常學者論述《漢書》的產生時，往往只強調班固個人的突出才華，認為這是《漢書》產生的前提。而《班固評傳》則認為，《漢書》的產生是與繁榮強盛的東漢社會密不可分的，班固的家學傳統和個人才華僅是《漢書》產生的諸多因素之一而已。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該書作者開篇便着眼於勾勒東漢盛世的面貌，從而使人們認識到，傑出人物的成長和不朽傳世著作的出現，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又如，《郊祀志》被認為是一篇記載帝王祭祀活動的文字，《五行志》也歷來為後世學者所詬病，認為它宣揚封建迷信思想，甚至連龔自珍也認為“《五行志》不作可也”。而該書以為《郊祀志》恰好是班固對抗神學濁流思想的一種反映，該篇“除了記載皇朝的祭祀禮儀以外，還以明顯的批判態度，敍述帝王受盡方士欺騙的荒唐可笑和淫祀氾濫、貽害百姓的情況”。《五行志》當中確實有許多屬於迷信和附會的成分，“但它又是一篇反映漢代學術思潮和社會生活的‘志’。從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包含有不少關於科技史、自然史和災荒史的材料，對於研究科技史、自然史和災荒史大有用處”。再如，對於班固的民族思想，以往學者認為司馬遷具有民族統一思想，而班因則更多強調“種別域殊”，或者説班固沒有民族統一思想，對這一舊説，《班固評傳》專闢一章，以大量的史實，進行了考證，認為班固《漢書》“字裏行間都藴涵有民族統一思想”。像班固的經濟思想、刑法思想、《漢書》對後世的影響等等內容，都是前人忽略或存有偏見的地方，該書均作了詳細論述。

《班固評傳》態度嚴謹。恢復班固應有的歷史地位，是作者撰作的初衷。但作者並沒有一味對班固和《漢書》稱頌，而是儘可能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並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班固作出全方位、令人信服的評價。“不虛美，不隱惡”，實事求是。例如，作者在稱頌班固卓越的史識時，也指出班固帶有“正宗思想的印記”。又如，作者指出班固“作為世家子弟，懷才不遇，不甘心家庭衰落，對功名利祿不能淡然處之”，依附於權貴勢力，因此種下殺身隱患。換言之，班固的冤死正是他熱衷於功名利祿的性格所導致。態度嚴謹之二表現在該書作者對一些基本史實的表述上。譬如《班固評傳》記載“霍光夫人顯（姓氏不詳）”。霍光夫人顯是漢代歷史上一個並不大引人注目的人物，其事蹟散見於《漢書》多處。通觀《漢書》，或作霍光夫人顯、或作顯、或作霍夫人。很少有作霍顯者。換言之，霍光夫人到底姓什麼，史籍失載。然而一些著作，包括崔瑞德、魯惟一主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孫玉良著《西漢文景盛世》等書直接寫作霍顯，言下之意，霍光夫人姓霍名顯。作者在表述這一細節時，不是人云亦云，或以訛傳訛，而是採取謹慎的態度，用括號注出“姓氏不詳”。 ^[2] 

陳其泰，1939年出生，廣東豐順人。196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史學史、漢代和近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先後承擔國家及教育部社科項目《傳統史學的確立及其向近代史學的轉變》《范文瀾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主要著作有《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梁啓超評傳》《清代公羊學》《史學與民族精神》《范文瀾學術思想評傳》；合編有《梁啓超論著選粹》《二十世紀中國禮學研究文集》《古史辨學説評價討論集》；發表史學論文、文章百餘篇。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