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荷波

王荷波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早年當過水手、工匠。192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1月底，代表津浦路鐵路總工會籌備組到鄭州出席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隨後又組織津浦路沿線工人舉行罷工，有力地支援了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9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局委員，任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4年6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和赤色職工國際大會。1925年1月在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當選為中華鐵路總工會委員長。5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1926年2月主持召開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5月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繼續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1927年春參與組織領導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裝起義。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8月7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並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1927年10月18日，由於叛徒出賣，王荷波在北京被軍閥張作霖逮捕。在獄中，他受盡酷刑，堅貞不屈，寧願犧牲自己，也要保存組織，始終沒有暴露北京黨的組織和機關地址，使敵人的陰謀徹底破產。面對劊子手的屠刀，他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犧牲前惟一的囑託是，請求黨組織對他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千萬別走和他相反的道路。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殺於北京安定門外箭樓西邊。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北京市委等組成“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員會”，將烈士的遺骸移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親臨主祭。 ^[1] 

王荷波，原名灼華，曾用名滿玉綱、彼得洛夫、汪一喜，1882年5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少年時，因家境貧寒，只念了兩年私塾就協助父親分擔起家庭生活的重擔。1901年，不安於現狀的王荷波告別了父母，隻身出外謀生。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他在華東地區海軍當過水手，在東北旅順、大連做過苦工，受盡了虐待和壓迫。

1916年夏，王荷波到了揚子江畔的浦口，在浦鎮機車車輛廠當鉗工。該廠名為中英合資建造，實際大權為英帝國主義獨攬，廠長和總監工都是英國人，他們在廠裏羅織爪牙，橫行霸道，耀武揚威，欺壓工人。王荷波看在眼裏，恨在心頭。

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不斷傳入中國，許多進步的報刊發表文章稱讚俄國革命或介紹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王荷波在閲讀《新青年》、《勞動界》等進步書刊中，開始接觸新思想，他逐漸悟出一個道理，只有鬥爭才能求解放。

1919年，北京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大大激發了浦鎮工人的革命熱情。當南京人民舉行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時，王荷波立即組織浦鎮廠的工人，衝破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重重阻撓，在浦鎮遊行示威，支援南京人民的鬥爭。從此，王荷波投入了工人運動。

浦鎮機車廠的洋人和工頭狼狽為奸，挖空心思壓榨工人。他們懲辦、開除工人的條款多如牛毛，極端苛刻，也十分荒唐，引起工人極大不滿。1920年5月，英籍總監工布拉克竟下令拆除廁所，不許工人上班時間大小便，更激起工人的強烈反抗。王荷波團結工人和廠方進行説理鬥爭，帶領全廠工人舉行罷工，針鋒相對地向廠方提出取消所有罰款條例、重建廁所、加薪一成和向工人賠禮道歉等四個條件。在罷工的壓力下，廠方被迫答應了工人的要求，使這次的罷工鬥爭取得了勝利。

從實際鬥爭中，王荷波認識到工友們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才能反抗資本家和工頭的壓迫。1920年年關將近，廠裏工頭張裕把工人們的年終雙薪悄悄扣下了，他妄圖把工人們的這筆血汗錢全部私吞。王荷波抓住這個機會，在工人們中間進行了串聯、鼓動把工人團結起來與工頭作鬥爭，迫使工頭不得不把錢退還給工人。在事實的教育下，工人們強烈要求組織起來。1921年3月14日，浦鎮機車廠的工會在工人的歡呼聲中誕生了，王荷波當選為工會會長。

廠工會成立後，就把關心工人的生活、處處維護工人的利益作為中心工作。工會成了維護工人權益的堅強後盾。由於軍閥混戰，貨幣貶值，物價飛漲，工人的生活更加艱難。王荷波就和工會代表一起，向路局提出要求增加工資，發放冬季棉衣等條件。卻遭到路局無理拒絕，這時，他毅然隻身前往北京，找北洋政府的交通部講理。在北京，面對交通總長及其他官僚們，王荷波據理力爭，迫使北洋政府答應了工人的合理要求。鬥爭勝利了，工會在羣眾中的威信大增，資本家對工會也開始刮目相看。王荷波抓住這個大好時機，發動工會督促資本家為工人修建浴室，為工人開辦夜校、子弟學校和合作社等福利事業，使工會成了團結工人反抗壓迫的堅強堡壘。

1921年底，羅章龍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到浦鎮開展工作時被抓獲。王荷波聞訊後，挺身而出，率眾工友將羅章龍營救出來。從此，他和中共北京黨組織取得了聯繫。1922年春，浦鎮機車廠工會加入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同年6月，王荷波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由王荷波等領導的浦口黨小組正式成立。為了加強鐵路工人的對敵鬥爭，他又組建了浦口鐵路工會，並吸收搬運工人集體加入了鐵路工會。

工會的發展壯大，使王荷波非常興奮，也增加了他搞好工會工作的信心。從此，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會工作中。勞累了一天後，他顧不上休息，總是抓緊晚上時間組織工會活動。等活動結束時早已到了深夜，但是，他回到家裏還堅持看書學習，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後來他曾到北京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工作。這為他學習馬列主義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在此期間，他常去北大二院“元慕義齋”，和工友們研討工運問題，並閲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書籍。

王荷波待人誠懇，辦事認真，任勞任怨，深受工人們的愛戴和尊敬。隨着鬥爭的進一步發展，他成了津浦鐵路總工會籌備組的負責人，為了組建徐州、濟南、天津等站的鐵路工會，他冒着被捕的危險南北奔波，使這些地區的工會工作得到很大的發展。

1923年1月31日，王荷波代表津浦鐵路總工會籌備組赴鄭州參加將於2月1日召開的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會前，王荷波和各地代表一起頂着軍閥吳佩孚的重重壓力，為大會按時召開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終因軍閥政府破壞，成立大會被迫中止。隨後，京漢鐵路黨團負責人決定舉行全路總同盟罷工，號召全國工人聲援。王荷波立即離開鄭州，到津浦沿線的天津、滄州、德州、泰安等站，組織工人做總罷工的準備工作。

2月6日，王荷波趕回浦鎮，連夜召開黨的秘密會議，他沉痛訴説了吳佩孚破壞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情況，傳達了總同盟罷工的決定，大家表示堅決聲援京漢鐵路的兄弟們。在王荷波的統一部署與指揮下，水陸兩路工人同時罷工，剎時間，浦口水陸交通全部癱瘓。正當浦口罷工繼續進行時，軍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血腥鎮壓了京漢鐵路大罷工，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王荷波為了保存浦口工運實力，忍痛下了復工令。

敵人十分害怕王荷波，密謀暗害他。黨組織得知這個信息後，幫他秘密離開浦鎮，轉入地下鬥爭。在羣眾的掩護下，他離開了浦鎮機廠轉入山東，指導濟南、青島等地的工人運動。

1923年6月，王荷波前往廣州出席了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後，他參加了勞動組合書記部上海分部的領導工作。7月8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王荷波代表中央出席並指導工作。9日，中共中央由廣州遷往上海，王荷波被增補為中央局委員，參加中央黨務工作。並接任了原由鄧中夏擔任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職務，負責勞工運動。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國民黨上海市執行部進行了改組。改組後，王荷波任調查干事及辦事員。他和毛澤東、惲代英、向警予等共產黨人一起，在堅持我黨的獨立自主原則，貫徹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團結國民黨左派制止右派的破壞和搗亂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5月，王荷波受黨的委派，和李大釗、羅章龍、劉清揚等組成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工人運動的報告，王荷波還應邀參加了赤色職工國際大會。會後，在莫斯科參觀考察時，他看到了蘇聯人民的新生活，更對我國革命的前景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王荷波出席會議，並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分工負責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隨後在鄭州召開的鐵路總工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5月1日，他又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在驚天動地的五卅運動中，王荷波參與領導了上海人民在腥風血雨中與帝國主義進行的英勇鬥爭。

同年6月中旬，王荷波以全國鐵路總工會負責人的公開身份，受黨中央指派前往鄭州指導河南的工運，並參加中共豫陝區委的領導工作。王荷波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掌握了全省基層工會的情況，在他的號召發動下，使河南的工人階級擺脱了“二七”慘案的陰影，重新振作起精神。9月中旬，河南省總工會在鄭州正式宣告成立。

1926年2月，王荷波在天津主持召開了全國鐵總第三次代表大會，全國18條鐵路、14萬工人都派代表參加了大會。5月，王荷波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繼續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

7月，北伐戰爭開始。王荷波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多次去福州指導福建黨的工作，發展統一戰線，策應北伐。他在福州的工作卓有成效，勝利地迎接了北伐軍開進福州城。

在福建策應北伐的同時，王荷波仍兼着上海總工會的領導工作，在和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並肩戰鬥的過程中，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周恩來親切地稱他“大哥”。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王荷波參與領導過第二、三次起義，並親臨前線。起義取得了重大勝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王荷波由白色恐怖的上海到了漢口，在那裏，他出席了黨的“五大”，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他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7月15日，汪精衞在武漢公開“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大批共產黨人慘遭殺害。為挽救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三教街（今鄱陽街）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王荷波和楊匏安以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出席會議,與其他與會代表一起，制定了挽救黨、挽救革命的正確方針。會上，王荷波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為加強對北方工作的領導，決定成立北方局，派王荷波、蔡和森分別擔任書記和秘書長。轄有順直、山西、山東、內蒙、滿洲等省、區的北方局工作的重擔，就落在了王荷波和蔡和森的肩上。

9月，王荷波來北方局主持工作。在天津，他和蔡和森發佈《關於“八七”中央緊急會議各決議展開黨內討論》的第1號通告，並改組順直省委。22日，王荷波在天津召開北方局擴大會議和順直省委黨的活動分子會，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改組了省委。會議研究確定在北方開展農民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鬥爭，以配合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

9月末，王荷波到農民運動開展得較好的玉田視察工作，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宣佈省委關於發動以玉田為中心的武裝暴動的決定。10月10日，他們在玉田縣城關東高搭講台，召開了1萬多人蔘加的大會，進行了暴動的“戰前動員”。玉田、遵化、豐潤、薊縣等縣的農民個個威武雄壯，精神抖擻，手持各種武器，高呼“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農民武裝起來”等口號，嚇得敵人喪魂失魄，龜縮城內。

10月18日，有2萬多農民參加的以玉田為中心的規模宏大的武裝暴動爆發了。這次暴動雖在敵人的強大武裝圍剿下失敗了，但它是我黨領導的北方第一次農民武裝暴動，對配合當時全國各地的革命鬥爭和冀東以後的農民武裝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當時，奉系張作霖和晉軍閻錫山開戰，政治形勢發生了有利於革命方面的變化。王荷波領導的北方局，決定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組織武裝起義，計劃確定後，北京市委向黨團員作了動員，實行了軍事編制，進行了軍事訓練。市總工會組織了交通、糾察、偵察等6個隊，為武裝起義作好了準備。在發動黨團員上街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時，不慎被巡警發覺，遭敵人追蹤搜捕，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被捕。北方局軍委書記段百川、北京市委書記王盡臣等數十人也先後遭逮捕。中共北方局、北京市委、團市委、市總工會等機關遭到嚴重破壞。

在敵人面前，王荷波起初只用假名和他們周旋，後來被叛徒指認，但他絲毫沒有泄露黨的機密。任憑敵人施盡酷刑，他仍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在獄中，他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鼓勵難友們堅信舊制度一定滅亡，新制度必然誕生，共產主義終究會在中國勝利。他表示，為了人民的利益死而無怨，希望他的子女、親屬和他一樣，做革命的人，走革命的路。

1927年11月11日夜，王荷波等同志被奉軍陸軍軍法裁判處的刑車運往安定門外荒蕪的蘆葦深處，在敵人刺刀的威逼下蹣跚下車。面對兇惡敵人，王荷波等義無反顧，大聲呼喊着：“中國共產黨萬歲！”“世界革命萬歲！”口號聲驚天動地，嚇得敵人驚慌失措，朝他們開了槍，王荷波等壯烈犧牲。

北京解放不久，在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決定對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骸重新安葬。經多方探查，人們在安定門外的雜草叢中收殮了烈士的忠骨，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及市總工會籌備組組成王荷波等烈士移葬委員會，於1949年12月11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隆重的移葬儀式。周總理親臨主祭，在莊嚴的軍樂聲中，他親自扶柩入穴，親自覆土。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的先驅和領導人之一王荷波烈士將永遠為人們所懷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