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璟

王璟生在封建社會後期的明正統十二年(1447)正月二十日，卒於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二七日。一生歷經英宗正統、代宗景泰、英宗天順、憲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七個年代。他於成化八年中進士，在朝為官50餘年，輔佐過憲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代皇帝，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卒後贈少保。他一生勤政為民，政績卓著。特別是他耿介忠直為政清廉的氣節，在當時和以後的歷史上被人奉為楷模，清名為人傳誦。

王璟在上層士大夫羣體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又能讓山野草莽中的農夫野老、販夫走卒眾口誇賞，不能是沒有原因的。王璟有八方面可貴之處。

熱愛祖國，忠心耿耿，時時處處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最高追求，視保衞國家利益為至高無上的神聖事業。幼時即秉持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願，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道德信條，為官兢兢業業，躬親政事，孜孜不倦。雖然仕途屢遇坎坷，多次受到打擊、委屈，仍舊無怨無尤，忠貞不二，不動搖、不投機、不發牢騷，這一點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熟讀四書五經的王璟深信《尚書》中的倡導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和孟子的民本主義思想，加之他自己出生於鄉村民間，和草民百姓有着天然的聯繫，對於民間的疾苦甚為了解，所以入仕後以保國安民為宗旨，關心民瘼，關注民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儘可能多為老百姓辦實事。真正履行了封建時代標榜的“愛民如子”的“父母官”職責。所以，當他在任河南登村縣令離任時，相傳百姓“候送於道者數里不絕”，這與後來民國初年臨沂縣長範築先離任時，民眾傾城相送，至有慟哭昏絕者。範公與百姓握手話別，竟至日落方得出城；再如共產黨的好書記焦裕祿，畢生獻給蘭考人民，去世時全縣人民無不痛哭失聲，數萬人附棺送葬的情景有些相似，可見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自古以來，清官、循吏愛民、利民，做人民的好兒子的優良傳統是一以貫之的。

王璟生當大閹巨孽王振之後，魏忠賢之前的劉瑾時期，宦官跋扈，勢焰薰天。他們假借王命，橫行不法；他們任意圈地佔田，敲詐勒索，妄加税賦，大肆逮捕，並武力鎮壓無力交納各種“雜派”的窮苦百姓，弄得百姓“冤號遍道路”。而朝內很多達官貴人，為了自身利益“靡然附之”，甚至賄賂獻媚，賣身投靠，爭相趨之。在這種情況下，王璟作為一個正直的官員，不諂不媚，不向權奸低頭。仗義執言，“抗疏切諫”，終於説服皇帝，罷除了閹黨把持的“皇莊”，使這一地區百姓“得免侵漁”。要知道，王璟當時行為是要冒生命危險的，沒有置自己身家性命於不顧的凜然之氣是斷乎做不出來的。王璟幾百年來，一直受到人民的愛敬，與他剛正不阿，不附焰趨勢，不怕犧牲，敢於保國護民的高尚風格是分不開的。

王璟身居高居而清貧自守，自甘淡泊，不慕榮利。不恃勢妄為，不象某些小人，得志便猖狂，盛氣凌人，暴虐為樂，明代閹官肆惡，“大臣靡然附之”，而王璟“獨守故操”，不為所動。在受到排擠傾軋的日子裏能秉持節操，不為利誘，不為威折，高節可風。在羣小用事，官場烏煙瘴氣的情況下，王璟清操獨持，不入濁流。終因得罪大閹劉瑾、谷大用一夥，而被“矯詔罷官”。這時候王璟不找門子、不託關係，無怨無悔，“唯閉門課子讀書”。直至劉瑾罪行敗露伏誅後方得起用。正德末年，宦官亂政，朝廷官員多結黨營私，賄絡公行。值此頹風漫延之際，王璟“ ^[1]  ”，其高風亮節於此可見。王璟多年擔任負責鹽務、賑荒、田賦、理税、科考，及考核官員政績的官職，是很有油水的職務，但王璟從來兩袖清風，從不謀私營利，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據考，在一九五二年王璟墓搬遷時，打開墓穴後，發現王璟夫婦墓中只有自用的二十八顆石印章和夫人劉氏隨身戴的兩個小耳墜、一對手鐲和一個銅質發罩，除此以外，竟然連一件貴重殉葬品也沒有，甚至連棺材也是平常木料，早已朽爛。一代高官如此清貧，令在場的人無不欷歔感嘆。

王璟起家，不是靠舊社會所謂的走黃門(金錢賄賂)、紅門(女色、裙帶)、黑門(幫派、後台)，不是靠投機鑽營，而是靠實力。所謂實力，一是實學，二是實幹。

實學，指靠勤學獲得的淵博學識，通過科學考試躋身高層。王璟自幼勤奮致學，關於王璟深夜苦讀、廁讀、映雪讀、炎夏讀，甚至 ^[1]  頗多，從中可以窺其力學情景之一斑。古時候沒有空調、電扇，條件很差。在那樣簡陋的情況下，一個鄉村農家孩子從考秀才、中舉人、登進士一路走來，經過無數次激烈的競爭，終於從千百萬人中脱穎而出，登上全國科舉的巔峯，沒有吃苦的精神，沒有學貫經史、筆下生花的學識學力功底是無法做到的。

實幹，就是從政後，為實現有志知識分子安邦定國的理想，而付出終生的努力和實踐。王璟青年入仕，一生擔任過各種地方官、朝廷官員。也經歷了仕途波折。但他勤政愛民，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政績卓著。工作中不計個人利害，唯以國家人民為念，施政大刀闊斧，“發奸擿伏，丰采炳著”。特別是他在防守邊疆，整頓鹽務中都展露了個人能力，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吏部連年考核，名列前茅，連續升遷，有時一年升一級，上下左右人等都為之折服。這些都是王璟勤政敬業，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所取得的結果。王璟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的政績都是可圈可點的。從書齋中走出來的一介書生，在複雜的社會活動中鍛鍊成為一個經邦濟世的傑出領導人，一個精通管理經濟、軍事、政務的全才、實幹家，這確是難得可貴的。

教育是立國之本。王璟深知不學無以明理，不學無以興國。除督課子孫讀書外，任官一地，所到之處，必首重教育，大力興學，不遺餘力，培養造就人才不計其數。儒家傳統文化歷來以尊師重教，興學育人為己任，以崇義施仁，克盡忠孝，秉禮守信為宗旨。王璟就是這一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者、踐行者。對於家鄉臨沂、沂水、費縣學校的重修建造給予了大力支持，並親自為紀念沂州學府建成專門寫了一篇《沂州學記》，廣為流傳。王璟在任左都御史時，由朝廷選為考試閲卷官，秉公衡文，為國家選拔了許多人才。王璟對教育的貢獻功不可沒。而他自己率先垂範，重視對子孫後代的教育，親自督課子孫讀書。在他的後代中，很多人考中進士、舉人、秀才，便是王璟重教育的有力證明。

從林俊寫的《送王中丞董理鹺政序》一文中可以看到，作為國家主要税收來源的鹽税，由於貪官污吏營私舞弊，損公肥私，使國庫嚴重虧空。國家財政部(户部)官員無奈，只得奏請皇帝“選舉風力大臣董其事”。王璟膺此重任，結果不負朝廷期望，撥亂反正，很快就整頓好了公私鹽業市場，恢復了經濟秩序，增加了國庫收入，表現了他非凡的經濟手段。另外，王璟在山西守邊禦敵時，屢次克敵制勝。體現了優秀的軍事才能。王璟在罷除皇莊的過程中，弭變亂於萌芽狀態，表現了很高的政治水平。王璟在江西浙東賑荒，措施得力，工作有條有理，表現了高超的領導藝術和才能。這些都不是一般空言虛浮的知識分子所能做到的。這些事實説明了王璟是一個有魄力、有才幹的腳踏實地的實幹家，是一個強幹、務實、穩重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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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王璟有以上種種過人之處和高尚的道德風範，所以名節自重，芳名遠播，成為讓人欽敬、被人懷念的歷史人物，且歷經五百餘年仍留在人們的心中，應該説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有其存而不滅的道理的。

當然，王璟作為五百年前的一個封建官吏，不可避免地會有他的歷史和時代侷限性，不能不切實際地溢美，或任意拔高。我們也不是無原則地吹捧古人，而是要實事求是地、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從中汲取值得借鑑的經驗教訓，以推動社會文明的發展。我們要辯證地、歷史地去評價、看待歷史人物。

王璟的祖塋在大白常村前，有本人的衣冠冢。明正皇帝親賜御祭九壇。該墓區佔地40餘畝，有四座龍首龜趺碑，大型石雕四對八件，即石人（翁仲）、石馬、石獅、石羊各一對。還有石牌坊（墓誌門）一座，望柱（華表）一對，大型石供桌和石桌、香爐各一個，另有祠堂三間，巨柏千餘株，圍牆約700米。清乾隆二年又修建墓門門廳三間，門前大戲台一座等。

王璟的實墓在今臨沂市解放路東首路北，明嘉靖皇帝賜御祭九壇，佔地40餘畝，塋內有御封碑兩座，大型石雕一套，石牌坊墓廳，望柱、石供桌、石香爐等，後遷至北王莊村前、村西。2001年又遷至大白常村原御封塋東側。

王璟墓塋，歷經四百七十多年的歲月，由於歷史和自然的原因，該墓塋遭受了五次大破壞。第一次是在1668年（清康熙七年）山東大地震時，震倒了西塋區的六座御封碑，以及石牌坊墓門，望柱、祠堂、圍牆等。第二次是1948年淮海戰役期間，為搶修沭河大橋而伐光了該塋區的一千多棵巨柏。第三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建大白常小學而拆了墓門門廳三間及塋前戲台。第四次是在文革期間，砸碎了北王莊塋區的所有碑碣及石雕。第五次是最近的三次搬遷，使所有文物破壞殆盡。

2000年前後，大白常村發動社會各屆人士，籌資對該墓塋進行了修復。建祠堂十一間，門樓一座，立御封碑六座，刻大型石雕一套（四對八件），門前石獅一對，華表一對，亭子兩個，另建有花壇、魚池等，修圍牆600餘米。

王璟墓塋氣勢雄偉，規模宏大，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莒南縣規劃的三個旅遊景點之一。2005年被縣委宣傳部授予科普教育示範基地，具有較高的歷史和人文價值。

1952年在王璟墓中出土的28枚圖章，其中有兩枚圖章兩端都有刻字。這是研究王璟生前書法、為官辦事的重要資源。

王璟1522年授其孫太僕寺主簿王宗賢座右銘：清，慎，勤。

1523年在《創修外城記》中：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肆為國家設牧民之官者，蓋欲俾之勞其心，以為國之經營；民供仕者之祿也，以傭仕者之心。倘德不稱，則為尸位；受小民之傭而不竭心力以償之，則為竊祿。故小民之跡雖微，而所繫則重。

《明史 卷一百八十六·列傳第七十四》

王璟，字廷採，沂人。成化八年進士。為登封知縣。歷兩京御史。

弘治十四年，以南京鴻臚卿拜右僉都御史，理兩浙鹽政。振荒浙江，奏行荒政十事，多所全活。十七年冬巡撫保定。武宗立，太監夏綬乞於真定諸府歲加葦場税，少監傅琢請履畝核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税寧晉小河往來客貨，詔皆許之。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璟抗疏切諫。尚書韓文等力持之，管莊內臣稍得召還。

正德元年四月引疾致仕，命馳傳歸。三年坐累奪官閒住。六年起撫山西。制火槍萬餘，槍藏箭六，皆傅毒藥，用以禦寇，寇不敢西。累遷右都御史。已，遷左，以張綸為右都御史代之。後陳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入院，位璟上，人號璟“中都御史”焉。時羣小用事，大臣靡然附之，璟獨守故操。再進太子太保。世宗立，致仕，卒。贈少保，諡恭靖。

關於本文涉及明朝官職的説明：

①鴻臚寺，鴻，聲也；臚，傳也。傳聲贊導，故曰鴻臚，掌贊導相禮，又稱理藩院，主管外藩事務。最高長官為鴻臚寺卿（正四品）屬中央官署九卿之一。

②都察院，中央最高監察、彈劾機關。最高長官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清朝該官職為從一品），下設副都御史（正三品）、僉都御史（正四品）。又分十三道，設監察御史（正七品），巡按州縣，考察官吏。

③巡撫，為省級地方政府長官，總攬一省的軍事、吏治、刑獄、鹽漕等，為從二品，明初始設，由京官任；宣德間始專設。

④太子太保（從一品），為輔導太子的官職，位東宮三師，太子太保次於太子太傅。

⑤少保（從一品），位列三孤，為榮銜，不限制數量。

⑤光祿寺，唐以前掌宮廷宿衞及侍從，唐後始專司膳。最高長官光祿寺卿為從三品，少卿為正五品。

⑦給事中，明初沿前代設給事中，洪武六年（1408年）始分吏、户、禮、兵、刑、工六科給事中，輔助皇帝處理政務，並監察六部，糾彈官吏。後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併入都察院，同時撤僉都御史。

王璟，字廷採，沂州人。成化八年（1472年）考中進士，做了（河南省）登封縣知縣。後又歷任南京和北京的御史。

弘治十四年（1501年）以南京鴻臚寺卿的職位被提拔為右僉都御史，負責整頓兩淮地區的鹽業政務，又負責賑濟當時浙江發生的災荒。他向皇帝提出十條救災的措施，使很多人活了下來。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冬天，受皇帝派遣去保定地區視察。武宗皇帝朱厚照即位以後，太監夏綬請求在真定府等各地每年增加蘆葦場地的税收；少監付琢又請求按土地畝數收税，並重新丈量、核查靜海縣、永清縣、隆平縣等地的田地；太監張俊又要求對寧晉小河裏來往的客船和貨船收取税費。皇帝下詔都答覆了。因為皇莊土地的事（窮人因受不了繁重賦税而反抗），宦官又派京城衞兵逮捕了以魯堂為首的二百多農民。引起了北京南郊地區的騷亂。王璟對這些行為提出反對的建議並懇切地提出諫言，規勸罷除皇莊，得到户部尚書韓文等人的大力支持。管理皇莊的太監才漸漸地被召回來。

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以有病為由辭職，皇上親自批示讓他乘坐國家驛站公車，專車送回家養病。

正德三年（1508年），因受大奸臣劉瑾迫害連累而被罷官，回家閒住。正德六年（1511年）被重新起用擔任山西巡撫，他製造了火槍一萬多支，每支槍裏裝着六支箭，箭頭上都抹着毒藥。用這種槍來抵禦賊寇，賊寇便不敢再進犯山西境內了。後經多次提拔做了右都御史，不久又被調任左都御史。任命張綸為右都御史來代替他的職務。後來陳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的身份進入都察院，地位在王璟以上，人們都戲稱王璟為“中都御史”。當時，有一羣壞人掌權，那些大官們都像野草被大風颳倒似的歸附於那些閹黨權貴。唯獨王璟堅守着原來那種清正無私廉潔奉公的操守，不拍馬溜鬚，又一次晉升為太子太保。世宗皇帝朱厚熜即位後，就退休了。死後被追封為少保，諡號為“恭靖”。

——記明代廉吏王璟

李祥琨

王璟系今山東省莒南縣板泉鎮大白常村人，出生於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嘉靖十二年（1533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生歷經英宗正統、代宗景泰、英宗天順、憲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七個年代。他於成化八年（1472年）中進士，在朝為官五十餘年，輔佐過憲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代皇帝，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贈太保。他一生勤政為民，政績卓著。特別是他耿介忠直為政清廉的氣節，在當時和以後的歷史上被後人奉為楷模，為人傳頌。

王璟生在封建社會的後期，正是朱明王朝由盛而衰的階段，宦官專權，社會風氣日漸污濁，社會矛盾日趨尖鋭。高額的租税盤剝，加之戰亂頻仍，內憂外患不絕，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王璟自幼生活在農村，對勞動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體會。相傳他在幼年求學期間就萌發了同情勞苦大眾的思想感情，每與同窗友好談及時政輒嗟嘆不己，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這成為他以後成為廉吏的基礎。

成化八年，王璟以進士資格任河南登封知縣，有了施展自己抱負的機會。他在任職期間，採取了許多有利於人民羣眾的措施，“以清節聞”《沂州名獻志》。成化十五年（1479年），當他離開登封赴南道御史任的時候，百姓“候送於道者，數里不絕。”

弘治年間鹽法屢遭破壞，主要原因是權奸勢要從中作祟，大發不義之財，鬧得“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明史·食貨四·鹽法》明朝的鹽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工業部門，素有“鹽法邊計，相輔而行”《明史·食貨四·鹽法》的説法。弘治十四年，王璟奉命去全國最大的兩淮鹽場督理鹽法。他到任後“通變革奸”《沂州名獻志》，着重打擊權奸勢要的不法行為，“優恤灶户”採取了有利於灶户生產的措施。不久“私販屏跡”《沂州名獻志》，保護了鹽業生產，增加了國家收入。

弘治十六年九月，“浙東大飢”，王璟奉命去浙江賑災。他到任後根據災情具疏“奏行荒政十事”，“省杭湖軍糧三十餘萬石”，《沂州名獻志》“全活40萬人”。

由於王璟處事以大局為重，秉忠為國，不謀私利，所以所到之處政績斐然，在當時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正德初年，閹宦把持朝政，加緊了對勞動人民的掠奪。太監夏綬、少監傅琢，紛紛要求增税，“詔皆許之”《明史·王璟傳》，與此同時，劉瑾又“奏置皇莊”，皇莊急劇膨脹起來，最快的時候竟至於“一個月增加七處”《明清歷料》。不久，便由弘治年間的五處漸增至三百餘處，“畿內大亂”《明史·劉瑾傳》。皇莊實行的是一種“佃奴制”，由宦官管理，收入歸皇家自用，代表的是一種落後的生產關係。皇莊靠收取實物地租來榨取勞動人民，每畝二斗、三鬥、五斗以至一石以上。正租之外還有“雜派”，“雜派”之外，還有隨心所欲的“無名之徵”，最後還有勞役和管莊內臣的敲詐勒索。有時折交租銀，每畝竟高達一錢左右，是政府收取田賦規定標準的三至四倍《明清歷料》。對這種殘酷的剝削和壓榨，莊佃稍有反抗，輒施以政治迫害。當時武宗為建皇莊派人去直隸南宮等地佔田，遭到人民的反抗，宦官把持的朝廷竟瘋狂地進行武力鎮壓，派“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鬧得“畿南騷動”《明史》，眼看就要激起民變，引發社會大亂。

面對宦官這一倒行逆施行為，朝廷大臣敢怒不敢言。為了挽救危局，當時作為巡撫御史的王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的危險“抗疏切諫”，提出把皇莊土地交“有司代管，召人耕種，畝徵銀三分解部，輸內府進用，管莊內監悉召還，庶地方得免侵漁之害”《明清歷料》的有名奏章。首先，按照這一主張召還作威作福，欺壓百姓的內官，以“有司”代管，並以“畝徵銀三分”的定租製取代皇莊對勞動人民的層層高額盤剝，這就沉重地打擊了宦官橫行霸道的囂張氣焰，大大減輕了勞動人民的經濟負擔。其次把土地從宦官手中奪過來，交“有司代管”，改實物地租為貨幣地租，這實質上是把皇莊的“佃奴制”改為“佃農制”，取消了人民羣眾對“莊頭”的人身隸屬關係，這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社會前進的作用。最後，把收入“由皇族自用”改為“輸內府進用”，把私人侵吞變成國家收入，相應地也使皇莊的歸屬性質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王璟的這一意在使人民羣眾“得免侵漁之害”的有名奏章，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在閹黨橫行，“冤號遍道路”《明史·劉瑾傳》的白色恐怖籠罩朝廷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清正廉潔的大無畏氣節，沒有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提出這一奏章是不可能的。

正值王璟持重有為的時期，劉瑾和谷大用等權奸結成死黨，時人稱之為“八虎”，他們結黨營私，捕風捉影，頻興大獄，瘋狂地迫害耿介正直的官吏。他們經常派遣特務四出抓人，一時鬧得烏煙瘴氣，“道路惶懼”。據不完全統計，在這次閹禍之中受到各種迫害的，包括死亡、下獄、杖責、罷官、降職、流放的官吏有數百人之多！正德二年劉瑾召羣臣跪在金水橋南一次就“宣示”53人為“奸黨”。正德三年夏，因御道上的一封揭露劉瑾罪行的匿名信，劉瑾氣急敗壞地召百官跪在奉天門下責罵，當場有四人中暑而死，最後竟將五品以下官員三百多人全部下獄。同年劉瑾同黨大學士焦芳令全國巡撫入京受敕，藉以為劉瑾納賄。延綏巡撫劉宇不聽，立即逮捕下獄，更有甚者因無錢行賄，被迫自殺。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瑾，懼弗克，懷疏自殺”《明史·劉瑾傳》。當時閹黨肆虐，可見一斑！

這時王璟作為監察御史“以言為責”，且“方正不阿，彈劾不避權貴”《沂州名獻志》，因此深為劉瑾所忌。正德五年，終於因事“坐累”，被劉瑾“矯詔罷官”。直至劉瑾被殺之後，正德六年（1511年）方“起撫山西”。

此後又有錢宇起而作祟，他們“口銜天憲，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從風。”《明史·佞悻》小序當時官員賄賂獻媚，爭相趨之。更有甚者，竟至有“高淓劾父以媚瑾《明史·劉瑾傳》”。面對這一官場腐敗烏煙瘴氣的現實，王璟仍然大膽直言進諫，不屈不撓地和那些宵小之徒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時同僚們莫不為之擔心，“人皆危言撼公，公不為所動”，王璟墓誌文表現了一個正直朝廷大臣應有的大無畏的氣節。《明史·王璟傳》在寫到這一歷史事件時説“時羣小用事，士大夫靡然附之，璟獨持故操”。縱觀王璟一生，這一讚譽實屬確當之言。

王璟不僅為官清廉，還經常教育子孫後代清正為懷。嘉靖元年王璟乞休回鄉，這時他的長孫王宗賢已官至奉議大夫。為了教育宗賢繼承祖風，他親書“清、慎、勤”三字誡勉。要王宗賢帶在身邊作為座右銘。王宗賢佩帶終身，並取字“效先”，表示決心一生恪守祖訓，無愧於乃祖的教誨。其次孫保定知府王宗性去世時，妻孫氏悲痛至極，以至自縊而死。死前將留在身邊的次子王應龍叫到牀前教誨説：“爾祖官至太保，功績著於當世，爾伯父官至大尹，皆有清名。爾與爾兄當苦志讀書。以繼祖、父之志……聽我言，不失為忠臣之後。”一個決意自殺的人，死前仍念念不忘一家幾代人清正忠直的名聲，並要求兒子矢志繼承這一傳統，不愧為忠臣之後。可見王璟對自己的要求和對子孫後代的教育是多麼嚴格，數代後而仍能恪守不渝，足見其人格影響之巨、之深、之遠！

時間已經過去了四百多年，社會也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作為一種具有繼承性的精神現象，王璟忠貞為國，清正廉潔，無私無畏的操守，仍然值得今人和後人敬仰學習，對社會發展、文明建設仍然是有借鑑作用的。

（寫於1993年5月10日）

本文選自《明史》卷186。王璟，莒南縣板泉鎮大白常村人。

王璟於明嘉靖元年，為沂南縣青駝鎮邢家河疃村邢氏四世祖妣鹹氏 撰文 ，此碑猶 存 ，碑文已基本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