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孚

11歲以後一直師從劉紹寬，成為劉的入室子弟。17歲中秀才，一面繼續讀書，一面自己開館授徒，以此收入維持家庭生活。1901年考取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因家貧不能入學，乃轉至杭州武備學堂，僅讀一年多，便輟學回鄉。在鰲江創辦小成學院（後為鰲江公學的前身）。期間，同情與支持曾遭清廷緝捕的革命黨人陳大齊（後為考試院副院長）、陶成章（光復會主要人物）、冀寶銓（章太炎的女婿）等三人，一面安排教書，一面掩護他們進行革命活動。離開時，又幫助他們化裝，搭乘海船出港。1903～1908年，曾為平陽勸學所所長，不遺餘力推行新學制。特別是1905年跟隨瑞安孫詒讓先生在温州學務處總彙處協助工作，孫要求嚴格，要文不加點，一氣呵成，不更改一字。他後來回憶當時寫得很苦，幾乎難以應付，終於受到鍛鍊，受用不淺。

1908年以後，清廷準備立憲，各省成立諮議局、王理孚當選為諮議員和陳黻宸（議長）、陳敬第、沈鈞儒（均為副議長）等在一起，在會上痛陳省政利弊，向督府提出質詢，敢説敢為，嶄露頭角。為許多人所賞識，被選為駐會議員。還由於去平陽辦勸學所成績卓著，為省提學使（相當為省教育廳廳長）袁嘉穀所賞識，延攬為提學使署專門科科長。辛亥革命以後，曾參加章太炎所組織的共和黨，在平陽成立共和黨分部。不久，浙江宣佈獨立，湯壽?為浙江都督，成立都督府，王為秘書廳秘書，經管財政方面工作。在與上層人物周旋中，對官場腐敗有深切的瞭解。在一次襄理國會選舉中對一些自封為革命黨人在選舉中營私舞弊，深惡痛絕。公開出來揭發， 不料竟遭到賄選集團的打手一頓拳打腳踢的毆打，後雖經糾劾處理，但正如王理孚後來的表述：“奔走革命所得競就所望，深悔少年輕躁”。思想產生對政治生活的厭倦情緒，萌發了對張季直去南通創辦實業的嚮往。1916年冬，被委派到鄞縣任知縣，僅當了十個月的知縣，就決心辭職不幹了。“雨雪來時方歲暮，舟船明日又秋殘，相依不覺流年度，到此方知勇退難”。

自鄞縣掛冠回到鰲江以後，開始以自己的積蓄，開辦紅皮廠和碗窯，又經營錢莊。由於沒有經營管理的經驗，連續遭到失敗，直到次子王文川出來秉承父旨，創立廣源商號經營南北貨開始。後來代理滬商達興輪船公司的光濟輪船，開闢鰲江———瑞安———上海航線，又逐漸發展至大連、營口，南達福州、汕頭、香港等地的業務，組織閩北、浙南廣大山區出產的茶葉、煙葉、大米、明礬等出口，運回東北的豆餅、上海的肥田粉等農業生產資料，對發展本地的農業生產，促鰲江的經濟繁榮了良好的作用。

一生一貫來熱心為地方公益事業服務。如開辦學校建立勸學所，主持民國《平陽縣誌》的編纂，出錢修建道路，開鑿水井為居民改善飲水的條件等。而篳路蘭縷開發南麂島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業績。

南麂島地處蒼（南）平（陽）兩縣東南的東海中（今歸屬平陽縣），孤懸海外，為南北舟舶往來寄碇之所，明代嘉靖年間為避倭寇，曾大量遷移島民於內地，因此逐漸荒蕪。明末清初，鄭成功曾在此島駐兵，作為一個抗清的據點，清政府從未管轄和開發，所以未列為版圖之內。1905年，甌海關派員上島勘察，準備修建航海燈塔。因為島上之人，看見他們都穿西裝，遂訛傳外國人圖佔南麂，平陽知縣王蘭蓀託王理孚查清此事，才知事出誤會。在這次查詢事程中，啓發了開發南麂島的動機。1906年，瑞安、平陽兩縣對南麂島歸屬問題屢起爭執，王收集資料向甌海道力陳，依議遂定局平陽。1912年（民國元年）集資二萬元，建立南麂漁佃公司，開始開發南麂島。在島上建立滄浪草堂，置船護航。當時島上僅有漁民數十人，生活條件艱苦，米、鹽及零什物品，均由鰲江運去。王理孚於1913年初次登上南麂時，曾書寫“民國癸丑十一月王海髯由海路登陸”十五個大字，鐫刻去大沙岙三盤的石壁上。以後招募農工，置船護航，極大地便利交通。在艱苦經營二十餘年之後，陸續招集移民，耗資數萬元，使島上居民增加至萬餘，正式成為南麂鄉。1939年平陽縣成立縣立中學，將漁佃公司的全部地權、資金及收入，捐獻給縣立中學作為基金。

1912年，紳士王小亭、項志農、王志澄、王志文等人倡導興辦西橋學校。聯合西橋、橫浦、店下、徐家站、件頭五個地方，籌款派工，在西橋社廟後建教室四個，推選王志久（王遒）為校長，招收1～4年級學生42人，分為兩個複式班，於當年開學。因校址在南雁門户之荊山南麓，名曰“雁門初等小學”

王理孚，字志澄（亦寫作“澄”），又名鋭，字劍丞；開發南麂島時自稱“海上虯髯”，因以海髯為號。1876年（清德宗光緒二年）生於平陽縣江南區陳營裏地方（今屬蒼南縣），1950年病歿於永嘉縣城（今温州市鹿城區），終年75歲。1993年《平陽縣誌》第37卷《人物》有傳。 王理孚幼時家貧，無力延師，從9歲起寄居張家堡（今蒼南縣龍港鎮郊）楊家附讀。11歲時，鄰村秀才劉紹寬應邀到張家堡楊家授徒，王理孚偕楊慕儔二人成了劉氏第一批門生。 王理孚曾自謂“少年輕躁”。這“輕躁”從另一面來説就是勇於實踐，敢闖敢幹。他在宣統元年（1909）34歲時當選省諮議局議員後，雖然資望較低，卻敢説敢為，深得同人賞識；在提學使司科長和都督府秘書任上，也以幹練而獲好評。他從劉紹寬那裏學到的主要是一些文史方面的基礎知識和有關當時政治形勢的部分常識，加上在本地辦學的點滴經驗，單憑這麼一點點本錢是不足應對新局面新要求的，但他以開拓進取的積極態度，在實踐中不斷增長才幹，不斷超越自我，終於完成了一生事業上的一次重大飛躍。這種業績，在他那一輩縣學生員中顯得很突出，更非為數眾多的潦倒終生的“孔乙己”型腐儒所敢比擬。民國元年（1912），他籌資二萬銀元親往南麂島開墾，更是一件十分大膽的創舉。温州詩人劉景晨在1949年為《海髯詩》作序時，特別推重王氏此一舉措，謂其“能建非常之事功”，“足為詩人張目矣”。他自此以“海髯”為號，説明他自己也很看重這一舉措。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説，這種種事功同宋代永嘉學派注重事功的思想有較深淵源，也與清初顏李學説的實踐觀相契合。因此也可以説是金晦、劉紹寬等人共同開創平陽新學風以來所取得重大積極成果之一。 現在所能見到的王理孚詩文作品多數是1916年以後所作。他自編的《文集》及其《日記》已毀於戰火，所以只能看到一部分散落在各處的文字。他的《萬石山墓表》甚得劉紹寬的好評，可知他的文筆頗得師門的風範。據王栻教授回憶他所自許的也是這一類的應用文。但在另一類文字，為他本人和家人都很重視的《南唐書校記》和《白沙劉先生年譜（未完稿）》中，呈現的則是別樣的現象：他的決心很大，用力甚勤，結果卻令人失望。《校記》裏沒有發現陸氏原書和周氏註釋以及南唐歷史中任何稍稍值得探究的問題。《年譜》未完稿只好算作初步的嘗試。如果説在前一類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從容整飾、揮灑自如的氣度；那麼，在後一類文字中，所見的作者就是力不從心，甚至無心戀戰了。民國四年（1915），劉紹寬主持修纂《平陽縣誌》時，聘請鮑銘書、周喟、夏紹俅等人分別負責各卷編寫工作，而任王理孚為主管事務的“總理”，師生二人再次愉快合作數年。從這樣的安排中可見，大家都認定王氏的志趣和特長在組織管理方面，而不在史志研究著述。以史學、考據聞名的劉氏門下出來最得意門生，不僅沒有承傳師父的專長，而且最不屑於考據之事（參照王栻文章）。依筆者之見，這正是劉王師生二人順應時勢而實學實用之成功處。顏李學派第一代創始人習齋先生就是不願著書的榜樣，他有一次對門人説：“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在這一點上，王氏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海髯詩》所收作品始於清宣統二年（1910），迄於1945年，但“刪餘”中保留的《三十述懷》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作品。此前是否作過詩，現已無從查考；又刪去多少，也難考證了。“刪餘”中有一組《四十述懷》共28首，是集清代著名詩人龔自珍（定庵）詩句而成的七言絕句。晚清至民國初年集定庵句成詩的人很多，但像王氏這樣一口氣作了28首的人卻不多見。由此可見王氏對詩歌這門藝術的執着追求和勇於實踐的堅毅氣魄。進入民國以後，他退出政壇，頗致力為詩，至1928年成立戊社，實際上成了平陽詩壇的盟主。不過這時候傳統詩歌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喪失殆盡，只能在極少數老書生之間相和吟唱聊以消遣了。王氏仍執着於詩壇，既可補償他退出政壇後的心理平衡，也可作為他逃避塵世騷擾的一道防線。他的作品很少反映現實生活，與他前期奉行的實踐實用主義適成強烈對比。不過他的作品仍然保持了一種傳統士大夫的正氣，而且力求在藝術上達到儘可能完整無缺。他達到了他那一代平陽人所能達到的高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古人説“詩無達詁”，對《海髯詩》，後人自可作出不盡相同的評價。筆者只從詩外説了些話，也許可以供後人作些參考。還對詩中涉及的人和事略作註釋，當否亦有待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