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殊

1924年10月生於江蘇常熟。

1946年4月參加革命工作，先後任蘇皖邊區政府教育廳編審室編輯、新華社第三野戰軍總分社記者等。

194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1年10月任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記者，1953年4月任新華社國際部編輯，1955年8月起先後任新華社駐巴基斯坦、加納、幾內亞、馬裏、扎伊爾、古巴、聯邦德國分社社長。

1972年10月起先後任中國駐聯邦德國使館參贊、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1976年12月任《紅旗》雜誌社總編輯。

1978年5月任外交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80年4月任中國駐奧地利大使，1984年1月兼任中國常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1986年7月任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1998年9月離休。 ^[2] 

2020年9月25日，外交部原副部長、黨組成員，中國前駐聯邦德國、奧地利大使王殊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王殊同志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 ^[1] 

王殊是第八屆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委員。 ^[3] 

《五洲風雲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1月 ^[4] 

24歲時，王殊身着人民解放軍軍裝，作為新華社第三野戰軍總分社記者，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大上海的報道。而他寫的第一條新聞竟然是我軍圍殲黃伯韜兵團取得全面勝利的消息，成為當時淮海戰役的重大新聞。朝鮮戰爭爆發後，王殊又被調到新華社駐志願軍總分社工作，換上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軍服，一干又是兩年半。

時任記者的王殊採寫了反映中朝戰俘在戰俘營中為反對美方迫害扣留而進行堅決鬥爭的《美國將軍的供狀》和《虎口餘生》等通訊。同敵人的虛假宣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後來談判代表團用報道中提到的事實在會議上大力揭露美方強迫扣留我戰俘的陰謀。 ^[5]  王殊寫的兩篇揭露所謂“自由遣返”戰俘騙局的文章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後，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重視。毛主席讀後致電前方稱：這些報道揭露了美蔣特務利用所謂“自由遣返”戰俘欺騙公眾的種種事實，談判代表團應利用這些事實，在談判桌上，揭露美方強迫扣留我戰俘的陰謀。這次成功的報道，對王殊是一次極大的鼓勵和鞭策。

回國後不久，因他有懂英語的優勢，被分到新華社國際部南亞分社，常駐巴基斯坦，從此開始了駐國外記者的生涯。他先後去了加納、幾內亞、馬裏、古巴、聯邦德國等亞、非、拉美、歐四大洲做長駐記者。王殊是中國第一位單槍匹馬闖非洲建新華社分社，打破中非長期隔絕的傳奇人物。

1959年，他先是在加納首都阿克拉籌建新華分社，後又去新獨立的幾內亞首都採訪，並破格受到總統杜爾的接見。在該國新聞部長的幫助下，順利地在該國首都科納克里建立了新華分社。那時，王殊身兼二職，在兩國間穿梭。同年10月4日，中國同幾內亞建交，幾內亞成為撒哈拉以南地區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1960年7月，加納總統接見了中國特使柯華，並於當晚簽署了中加建交公報。同年10 月，王殊去馬裏採訪，友人安排拜見總統凱塔，但必須講法文。王殊法文講得不好，心裏很緊張。然而總統很友好，開門見山表示，願意同中國立即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外交部接到王殊的報告後，立即派時任中國駐幾內亞大使柯華作為政府代表，赴馬裏談判建交，並順利達成建交協議。於是，王殊又開始籌建新華社第三個駐非洲的分社。

1961年底，王殊又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華分社，經過考慮，最後決定分社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王殊為分社社長。萬萬沒有想到，在他到達哈瓦那幾個月後，就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機”。他在戰壕裏、海岸邊日夜採訪，向祖國人民報道古巴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僅僅一個月，就發了130多篇報道。總社兩次通報表揚他們特別能戰鬥。

1969年末，王殊為頂“缺”，“臨時救場”，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他既不懂德文，又不瞭解歐洲和德國的情況，感到從未有過的沉重壓力。王殊開始學德文，並硬着頭皮走出去，請進來，進行了大量採訪和調查研究，終於渡過了“困難期”。此後，他集中精力，研究總社和外交部給他出的兩個調研題目：一是蘇聯的戰略意圖究竟是向東還是向西；另一個是中、西德兩國關係如何發展。這兩個問題的調研報告出來後，註定了王殊將開始人生角色的第二次轉換。 ^[6] 

外交家——風景這邊獨好

作為一名記者，最需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魄力。在1969年3月，中蘇發生珍寶島武裝衝突後，國內外對蘇聯戰略是東移還是聲東擊西的討論雀起。王殊不唯書，不唯上，深入調查研究，以翔實的材料和精闢的分析，最終做出美蘇兩霸爭奪的重點仍在歐洲，蘇聯戰略向西，不是向東的結論；對於中、西德關係，當時國內政壇對此似有很深的偏見，普遍認為：戰後，德國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仍占主導地位。王殊則通過深入全面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分析，大膽提出，在西德，占主導地位的是和平主義，而不是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他坦言：“我主張中國和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係。”他多次報回上述報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事實證明，王殊的見解是正確的。在他的“穿針引線”下，原聯邦德國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時任基民盟副主席、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訪華，並就建交問題達成內部諒解。

令王殊沒有想到的是，他作為一名中國駐波恩的記者，竟被中國政府任命為建交談判的中方全權代表，同時調我駐東德和捷克使館部分外交官到波恩協助王殊工作。經過8輪艱苦談判，於1972年9月29日，雙方代表草簽了建交公報，並在同一天發表共同消息，宣佈建交談判已順利結束。西德謝爾外長應姬鵬飛外長的邀請，於同年10月訪華，王殊也應召回國接待。待他再回到波恩時，已被任命為中國駐聯邦德國使館參贊，並以臨時代辦的身份，籌建中國大使館。至此，王殊已從一位名記者轉身成為高級外交官，而這識“士”點“將”之人正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兩年後，尚不滿50週歲的王殊便當上了中國駐聯邦德國的第二任大使。是機遇，更是挑戰，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就在中國同聯邦德國建交前後，王殊有兩次非常難得的機會，見到了晚年的毛主席。第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當他懵懵懂懂被帶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時，才發現那是毛主席接見外賓時的個人書房。當毛主席知道他長期在國外當記者，便風趣地説，我也當過記者，我們是同行。王殊非常激動，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為緩和王殊情緒，主席請他抽支煙。他接過煙仔細端詳，那是一支特製的尼古丁含量極低的小雪茄煙，他沒有抽，而是把它放在身邊的小茶几上，準備帶回家做個紀念。沒想到，接見結束後，那支煙不見了，原來是坐在他身旁的喬冠華順手牽羊給抽了。毛主席洋洋灑灑縱論國內外大事3個多小時後，周總理又在小會客室和大家談了很久。總理還把經主席批准的外交部關於同聯邦德國談判建交的請示報告給大家看，王殊在報告上看到一條總理批的建議：請主席考慮，如果有時間，接見王殊一次。王殊剛剛平靜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瀾……第二次見到毛主席是在3年後的1975年10月30日。王殊大使回國參加接待西德總理施密特訪華，毛主席會見施密特時，王殊也參加了。而這次會見後不到10個月，毛主席就逝世了。在毛主席最後的歲月裏，能兩次聆聽一位世紀偉人的談話是王殊大使一生的殊榮。

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後的1980至1986年，王殊被任命為中國駐奧地利大使兼任中國駐維也納聯合國組織代表。結束駐外使命回國後，又被委任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從而開始由官員到學者的第三次人生轉換。

普通人——平淡生活顯真情

離休後，王殊仍身兼數職：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顧問、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中德友協會長，還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世界發展研究所的名譽所長，常常出席國內外舉辦的有關國際問題的會議和講座。但畢竟已進入耄耋之年，他的工作和生活節奏慢慢平緩下來。

王殊一生喜歡讀書，他認為讀書可以開闊心胸，擴大視野，提高政治敏感性，鍛鍊思維能力，從而探知事物的風雲變幻，提出工作中的高招；也可以陶冶情操，豐富精神生活，提高文學修養，增長遣詞造句能力。他提倡在桌上、椅邊、枕邊，凡目力所及之處，放幾本書，開卷有益嘛！

王老另一大愛好是聽音樂，説來也巧，他竟被任命為中國駐奧地利（一個充滿音樂細胞的國度）大使。到任後，他收到了一份最珍貴的禮物——維也納市政府贈送給每一對駐奧大使夫婦全年免費音樂會票。就在1981年1月1日，王殊大使夫婦終於坐在維也納金色音樂大廳裏，盡享了一次音樂“饕餮大餐”。2006年9月，外交部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而舉辦的一次音樂會上，外交官合唱團身着紅軍衣帽，深情地演唱了長征組歌，筆者也站在演唱者中間，曾親眼看到王殊端坐在前三排中間的位置，不時地抹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