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憨山

一九二四年農曆十一月初三生，湖南湘鄉人（現雙峯縣龍田鄉保豐村）。二OO一年十月。

王憨山樸實、憨厚、真率。早年讀過南京美專，成為一個隱於鄉里的畫家。

王憨山（1924—2000），國畫家。湖南省雙峯縣人。1924年農曆11月初三出生在雙峯縣走馬街鎮保豐村一個農民家庭。早年先後求學南京美專與杭州國立藝專，拜國畫大師高希舜與潘天壽為師，專攻寫意花鳥，練就了紮實的基本功，曾一朝圖成《百雛圖》並兩次舉辦了個人畫展。1949年夏，回鄉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湘鄉地方兵團，在兵團宣傳部搞宣傳工作。九月，去長沙蔘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湖南省軍區文工團工作半年，後調省軍區戰士畫報社，任編輯工作兩年。於1951年轉業地方工作，在湖南省教育廳轄下的幻燈製片廠任美術編輯與中南民族委員會搞少數民族文物展覽。1953年回縣，先後在永豐鎮一完小與雙峯二中任教，1956年秋調雙峯縣文化館，直至1980年退休。

文化大革命期間，王憨山先生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度進“五七幹校”，下鄉與修橋修路工地“勞動改造”，但先生忍辱負重，服從安排，於下鄉“支農”期間，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年改變所在生產隊的面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舉國上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先生如獲新生，重操畫筆，彩染盛世。曾於1984年與王潤蘭先生合作，賣畫集資24000元，盡捐龍田中學擴建校舍。開希望工程之先河。

1985年，先生作品入選省美展，榮獲一等獎，自此創作愈奮，夜以繼日，最先於1987年5月，在湖南師大藝術系展館舉辦個人畫展，甚得省內外報刊、專家好評、中央電視台及湖南、廣州等省市電視台播放《花鳥畫家王憨山》電視專題片，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王憨山畫集》。後專題片還榮獲1989年全國電視片評獎中的唯一的專題片獎。

1991年，王憨山赴北京中央美院陳列館舉辦個人畫展，反響甚大。專家教授評論，“這是高層次的東西，低層次的人不一定喜歡，但一個國家需要，否則就沒文化了。像陳景潤的數學，多少人懂，沒有行嗎？”還把王憨山先生與藝術大師齊白石先生的藝術相比，鼓勵他發揮自己的特長，為中國乃至世界創作更多更美的作品出來，以後，王憨山先生還先後在廣州、深圳、台灣高雄、湘潭、株洲等地舉辦個人畫展，均獲得很大成功，好評如潮。為此，1997年，故宮博物院收藏了王憨山先生的兩幅力作。2000年6月湖南省美術出版社出版大型畫冊《王憨山》。

2000年2月12日逝世，終年76歲。

《王憨山畫集》（1988年）

《王憨山》大型畫冊（2000年）

《論王憨山的寫意花鳥》（1991年）

《憨山世界》、《憨山不死》（2000年）

2001年，其作品《羣雀圖》入選“百年中國畫展”；作品《大吉圖》《麻雀圖》入選中學美術教材。

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深圳美術館、中央美院、廣州美院、齊白石紀念館等單位均收藏其作品；

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中國書畫報、湖南日報、湖南電視台、《美術》、《國畫家》、《榮寶齋》等媒體均專題介紿其生平及藝術成就。

王憨山選送的美術作品參加省里美展，作品總是在邵陽市（當時雙峯屬邵陽地區）文化局便被打了下來。

當時的感覺是：要麼是先生的作品水準太低；要麼是審稿者水準太低，沒有眼光，無人識得和氏璧。後來朱劍宇先生點悟：在那個沒有文化、沒有藝術的特殊年代裏，憨山先生滿紙漆黑的花鳥魚蝦，不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就萬幸了，怎能出名獲獎？

就這樣，憨山先生屈居山野大半生，到上世紀末才“大器晚成”，名震遐邇。

王憨山先生是中國文化中第一個為“麻雀”“平反”的人，他，不從俗，不媚勢，不肯爭做“明主”的走狗奴才，自甘做“無德無材”、命運卑微的小麻雀，“不隨丹鳳朝陽去”！王憨山一反屈原在《楚辭》中的審美意象，而又直追屈原那種追求“獨立”、不委從時俗的精神，可謂能入其裏，出其外，實為屈原以下唯一之人！也是五千年中國文化獨一無二的人。

聽人講，王憨山先生曲居雙峯鄉間，聲稱“兩分寫字、兩分畫畫、六分讀書”。一個“鄉野村夫”能有如此的悟性，實乃非凡。雖然他受盡打壓，但是仍然他作為小小"麻雀"也要上天.古人説得好，“詩窮而後工”，“蚌病成珠”，悲慘之際遇難道不正是成就人生之處嗎？而我正要告誡“麻雀”們，正視你自己，成材之路就你腳下！

其實，“丹鳳”、“麻雀”只是兩個符號，它們秉具的文化意義是士人所強制賦予的，“外爍”而已，並無自主的選擇權。因此從禪宗來説，“丹鳳”也罷，“麻雀”也罷，善惡是非俱不涉，獨立而任由之。當然，王憨山先生不是禪師。

王憨山，人們只是從他的極具感染力的花鳥畫作品中認識他，同時去追尋體會他的藝術境界，探求藝術世界的諸多神韻。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他的意味雋永的書法與鄉土氣息的題材、獨具創見的畫法和見解去更近地瞭解他並熟識他。

他成就是很大的，他的600餘件精品和存世千餘幅畫作、畫稿、無不展示他卓越的書畫才能。題畫文字也清逸雅豔，不阿流俗。丹青水墨，不論是丈八大幅鉅製抑或是盈尺小幀精美佳作給人以極深刻的印象。

他的書畫文質相兼，花鳥長魚在其筆下點劃為精靈，美不可言。聯想到他這些意藴深厚的書畫作品在京、廣、鵬城、台灣展出所帶來的轟動，感到他形同一座大山，讓人肅然起敬。

他的飛鷹吧，《沛乎塞蒼冥》裏，炯炯的兇眼、鐵鈎似的嘴，鋪天蓋地的雙翅如電光石火，扶搖萬里的逼人氣勢，撲面而來，讓人的心靈不得不震撼。

再看他的鬥雞《勝乎、歡乎》裏，兩隻怒髮衝冠的雄雞，在進行瘋狂的搏鬥！那扭曲的身姿，血紅的雙眼，虎視眈眈的氣勢，驚心動魄的樣子，使人喘不過氣來。是力的表現，火的宣泄！

遊蝦，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一反白石先生着力表現的晶瑩圓潤，淺水嬉戲的悠然，專注於蝦的堅硬挺拔，翻山倒海的崢嶸。一如《蒼海湧波君莫笑，萬里煙波筆底生》。先生喜歡從正面畫蝦，濃墨重筆，恣意揮灑。筆下的蝦子，個個是威武雄壯的鐵甲鬥士，張須舞鉗，彈跳搏擊，充滿動感，充滿力度。細細的對比白石先生與憨山先生筆下的蝦，愚以為各有千秋，一文一武，一靜一動相得益彰地把一種小的生靈，活靈活現，淋漓盡致地表現 在萬物之靈的人類面前，不得不使人拍案叫絕！

先生在用筆——更準確地説，是在用筆下充滿鬥志、充滿豪氣的生物，表現——或者説抒發自己心中“未受春風一點恩”的不平；抒發先生一生坎坷，鬱郁不得志的躁動！抒發先生懷才不遇，“不辭日暮重抖擻”，豈甘沉淪的鬥志！也抒發了先生對生活充滿了愛的藝術家的情懷。

湖南省解放前夕，因內戰尚未修完杭州藝專學業的王憨山回到長沙，在地攤上發現了一顆古印：石質似玉，8公分見方，高12公分，重達7．5斤，陽刻着“田園宰相”四字。再仔細把玩，印體上還有浮雕山水及“雨雅山人”及“項子京鑑賞”等題刻，屬明代舊物。他以一塊銀圓得手，從此變成了他的閒章。

也許是命運使然，僅管他曾參過軍，當過教師，做過縣文化館美術專幹，最終還是退守田園。2000年2月12日，他丟下那些曾與他整天在一起快活着的小雞、小鴨、小蛙、小雀，還有那頑皮的猴兒，悠遊的魚蝦，翱翔的雄鷹，以及那頭疲乏至極伏卧在地的老牛，…… 竟來不及道聲別，就匆匆地走了。

他怎麼放得下從他筆底生動出來的這些生靈呢？他曾給筆者寫過一張短箋：“田園生萬物，萬物在我心。劍宇先生以為然否？”還特地蓋上了那顆“田園宰相”的大印。“田園宰相”上明顯地劃了一把叉。筆者問何故？他説“文革”期間，為保此印，曾將其寄存在一友人家；後風聲日緊，友人認為“宰相”是封建名詞，故用鋸子鋸了一把叉，倘若被搜去，亦可表明自己已劃清了界線。後筆者悼他時，就從“田園宰相”切入，作了一副輓聯：

相田園，師造化，任勞任困，任毀任譽，惟大手筆能本色。常恨造物忌才，綠水青山誰作主？

讀遺卷，仰高峯，亦畫亦詩，亦憨亦介，是真功夫始風流。遽憐高人棄世，落花啼鳥總傷情！

田園裏的生靈們又何嘗捨得它們的“宰相”呢？以後誰來關愛我們？誰來給我們以無窮的樂趣？誰來給我們以無盡的生命力？……

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才從他的田園裏冒出來的。其時，他已六十多歲。但在此後的三十年中，他那套文人畫的本事，不僅無用武之地，還會招至災難。他的藝術生命，被極左路線長期封凍了。

等到他見到一線藍天的時候，已到了他人生之旅的日暮時分。於是，“不辭日暮重抖擻”，夜以繼日，日以繼夜，發誓“要用完一千擔洗墨水”。他的筆，“墨要給足，色要給足”，下得很重。同時，反巧為拙，硬碰硬，直奔形象。這拙卻遠勝於巧，絕無柔媚、雕琢之態，噴發出一種不可壓抑的力和氣勢。這就是大。重，拙，大！人如其名，畫如其人。這要歸功於他長期生活的田園。那最廣闊的天地，在太陽底下敞着胸膛的肥田沃土，到底和花盆裏的細土膩壤不一樣，它的自然粗獷和鮮活生動，會讓真正沉進去的人空靈脱俗。 他從田園裏走來，從雙峯，到長沙，到北京，到廣州，到深圳，到海峽彼岸，用中央美院周建夫教授的話，是“一股大風來了，一個很大的聲音來了”。於是，他成了中國故宮博物院收藏在世畫家作品的第一人；他死後，作品入選2000年中國畫“世紀畫展”和全國中學美術教材。

前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著名畫家張仃在2000年9月，為中國美術館《王憨山藝術展》所寫的《前言》中説：“……我觀王憨山的畫，謂其有‘四氣’。一是土氣。他自號‘田園宰相’，紮根鄉野，作品滿溢泥土芳香；二是文氣。‘六分讀書’（王另有‘二分畫畫二分寫字六分讀書’閒章 — 筆者注）的努力，使他的詩文書法同畫一樣燦然可觀，昇華了籬落池塘的小天地；三是才氣。造形的奇拙，構圖的驚險，入骨三分的神情刻畫，表現了畫家的才情和修養；四是大氣。開張胸臆，剛健清新，小題材畫出大氣象。這‘四氣’，當是中國畫至為寶貴的元氣和真氣。” ^[2] 

“田園宰相”王憨山，名不虛傳耳！

熟悉王憨山的人都説，他樸實、憨厚、真率。我見他的第一印象也是這樣：衣着、身形、神態和氣質，都像個憨樸的農民。但實際上他不是農民--早年讀過南京美專，50年代初當過兵，復員後在縣文化館作美術幹部。1980年退休後，也以作畫為主（他説畫家要"二分寫字，二分畫畫，六分讀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敍述自己的藝術生活）。所以，他並非沒有學過繪畫的"農民畫家"（或日"素人畫家"），而是受過專業訓練、長期作基層美術工作的畫家。與一般久居縣城的基層美術幹部不同的是，他退休後回到農村生活，成為一個隱於鄉里的畫家。原名噓雲、一塵，又號軼塵、石父。一九二四年農曆十一月初三生於湖南省雙峯縣龍田鄉保豐村。二○○○年二月十二日逝世於雙峯縣城。早年師從高希舜、潘天壽，主攻寫意花鳥。提出“二分寫字，二分畫畫，六分讀書。”主張作畫要給足。“墨要給足，色要給足，給足才有分量。”其詩如白石，字似金農，畫則崇尚周頤論詞的“重、拙、大”的審美法度，磅礴大氣，不阿流俗、獨闢蹊徑。深厚的學養還表現在畫作題識上，寥寥數語即融入對社會、對人生的深切感受，韻味無窮。鄉野習見的花鳥蟲魚，在其文質相兼的筆下，都被點化為極富意藴的雅構。

其作品先後在長沙、北京、廣州、深圳、台灣展出，引起很大反響。生前乃湖南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南書畫研究院特聘畫師，被視為中國花鳥在新時期的大師之一，如一座大山巍然屹立。電視專題片《花鳥畫家王憨山》曾在全國各地及國外播放。出版有《王憨山畫集》、《論王憨山的寫意花鳥》、《憨山世界》及大型畫冊《王憨山》。二○○一年十月，其作品《羣雀圖》入選《中國百年畫展》。另有作品《大吉圖》《麻雀圖》入選新世紀出版的中學美術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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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憨山其人其畫（作者：朱劍宇）

他，二分寫字，二分畫畫，六分讀書。

他， 久居田園，自詡“田園宰相” ，飽吸天地之精氣，體悟時代之脈動，吞吐深沉，筆力千鈞，推許況周頤論詞的“重、拙、大” ，全無舊文人的萎靡。

他，扛一麻袋畫出山，人們以為是出售山貨的老農，待打開麻袋，卻不由得驚呼：一股大風來了，一個很大的聲音來了！

他，63歲首展長沙，發誓“還要用完一千擔洗墨水” ，卻在76歲猝然辭世。生前作品就入選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併為海內外收藏家收藏；死後遺作又入選2001年北京“百年中國畫展”與國家中學美術教材。

他，就是王憨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前後，中國美術界“怪事”連連：“四人幫”剛垮，立即從四川冒出個陳子莊；1986年，江西黃秋園的遺作進京展出，又轟動京華；接着又是湖南王憨山的出山，人們驚呼其作品，是“一股大風來了，一個很大的聲音來了”。

這個王憨山，就是我們雙峯縣的王憨山。他出生於1924年的龍田（今走馬街鎮）。早年，他求學南京美專、杭州藝專，成了國畫大師高希舜、潘天壽的弟子。在以後的歲月裏，他參過軍，當過教師，做過縣文化館美術專幹，最終又退守鄉土。他過去學的那套文人畫的本事，長期無用武之地，甚至還會招至災難。他的藝術生命，曾被極左路線長期封凍了。

等到見到一線藍天的時候，王憨山已到了他人生之旅的日暮時分。於是，“不辭日暮重抖擻” ，夜以繼日，日以繼夜，發誓“要用完一千擔洗墨水”。他的筆，“墨要給足，色要給足” ，下得很重。同時，反巧為拙，卻遠勝於巧，絕無柔媚、雕琢之態，噴發出一種不可壓抑的力和氣勢。這就是大。

重，拙，大！人如其名，畫如其人。

王憨山先後舉展於長沙、北京、廣州、深圳、台灣，像“一股大風”一路吹去，那樣陌生，又那樣鮮活，見之者無不震驚。然而，儘管他比四川陳子莊、江西黃秋園幸運，是自己活着時衝出來的，但也只衝了十三個年頭，便於2000年初春，在他的“憨山畫屋”猝然辭世。人們在嘆息之餘，不由得又在思索：這些畫家為何突然在那段時間冒出？後出的王憨山那如“一股大風”極具張力的畫風，究竟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王憨山的藝術道路究竟給我們怎樣的啓迪？

王憨山為人樸實，憨厚，滿頭白髮，一臉憨笑，乍一見就像一個老農，所畫的又都是鄉村習見的山花野草，魚蟲雞蝦，初出山一度被人當作“農民畫家”。如細讀其畫，那構圖之險絕，造型之誇張，用筆之堅挺，用墨之凝重，物象造微入妙，輒取裝飾美感，花鳥擬人傳情，意象生髮不窮,其書法樸拙厚重，其題識韻味無窮，焉能出自“農民”之手，非慘淡經營、千修百鍊可得？漸漸，王憨山引起了行家與媒體的關注，幾年間，從南到北，颳起了一股“王旋風”。在長沙，就有人喊出“白石再世” ；在北京，又有人排出“北崔（子範）南王（憨山）”。

而具代表性的意見，是王憨山早年在十二兵團的戰友而今已是全國知名畫家的林凡，他對憨山有認真的研究，認為“王憨山對白石老人是師心、師神，自有創造的” ；“崔子範之反覆着筆，成渾厚華滋一格；……而憨山先生之逕情一揮，成豪縱強勁之一格”。他從王憨山推許前人論詞的標準“重、拙、大”來感受王憨山的畫風，認為“他（王憨山）在自己的作品裏標舉這些，是可以得到反覆澄見的。作花鳥畫要達到‘重、拙、大’的藝術境界，正是氣氛淋漓、真體內藴的緣故，而這都源發於王憨山深厚的藝術修養根基”。

另一位德高望重開創中國焦墨山水的老畫家張仃先生，在看了王憨山的畫後（此時王已辭世，遺屬在京辦遺作展），指出王畫有“四氣” （土氣，文氣，才氣，大氣），認為“這‘四氣’，當是中國畫至為寶貴的元氣和真氣”。接着又深情地寫道：“今天看到王憨山的畫，我想起當年可染先生面對黃秋園遺作時的感嘆：‘國有顏回而不識，深以為恥。’憨山多次來京，我亦數次去湘，竟緣慳一面。恨不能起憨山於地下，執手相敍,以慰我懷。”

金無赤足，人無完人。王憨山亦不可能十全十美。在2000年9月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王憨山藝術展》的藝術座談會上，有人就直率地指出，王憨山的畫缺少浸潤的筆墨效果；林凡撰寫的紀念文章，也談及“憨山先生作畫，他是奮筆直書一款的，好處是逕性一往，痛快淋漓，能一掃那種柔靡扭捏的毛病。但也有過於直質，用筆上略少變化，而不利於筆墨的詭幻、滋潤和捕捉那種意外的‘天趣’。”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意見，當屬著名評論家郎紹君先生為大型畫冊《王憨山》所作序言裏的論述，郎先生在肯定王憨山的諸多特點後説：“應留其有力有趣的一面，去其粗糙簡單的一面，或者説，強其率直，弱其草率；強其曉暢，弱其刻露；強其單純，弱其簡單；強其有力，弱其粗悍。果能如此，必有新的突破與飛躍。”

“奮筆直書” 、“痛快淋漓” 、“一掃那種柔靡扭捏的毛病”是特點，“過於直質，用筆上略少變化”是缺點；“有力有趣”是特點，“粗糙簡單”是缺點。王憨山特點突出，缺點亦突出。特點裏有缺點，缺點裏有特點。甚至可以説，缺點也是特點。沒有這些特點，不是王憨山，沒有這些缺點，也不是王憨山。王憨山自己則認為，“他人譭譽誰管得，我有通天路一條”。那麼,他的“通天路”又在哪裏？

如今，王憨山已離我們而去。其人其畫，眾説紛紜。我們究竟怎樣看待他留下的這份藝術遺產？宋代蘇東坡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個憨山，恐怕不能光是就畫論畫，而要跳到憨山之外，站在時代的高度，摸清成就他的藝術的來龍去脈，方能看得清的。

王憨山曾為《畫家散文》一書撰寫過一篇題為《不辭日暮重抖擻》的文章，敍述了自己的藝術道路，也為我們目睹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中國美術界的“怪事”找到了答案。此種“怪事”，是中國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看似“突然”，實為必然。今後恐怕不會再有。王憨山早年師從高希舜、潘天壽等國畫大師，打下了堅實的傳統中國畫根基，此後極左長期的封凍，使他只能遠離傳統以扒生路，退休後蟄居農村，朝涉青山，暮宿瓦屋，“花花草草飛飛蝶，盡付莊周一夢中”，直到開放改革，“寂寞樓上春來晚”，春天畢竟還是來了，他才得以“不辭日暮重抖擻”，重新拿起他的畫筆。

重握畫筆，是走老路，還是闖新路？頗令王憨山思索。走老路，自是輕車熟路。王憨山從他的老師那裏得到真傳。他在文章中寫道：“……中國畫溶詩、書、畫、印為一體，非文人不能及。文人畫不工於形，而重於神，故以寫意為主。動於情趣,發於意旨，達於神韻。這情、意、達的發揮，又是由其人全部修養所決定的。故學畫必先讀書，還得真正讀進去。我的一枚閒章，‘二分寫字，二分畫畫，六分讀書’，就是源於這種認識。”

然而，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人畫在經歷了宋、元、明、清的輝煌之後，其最富有份量和中國藝術精神的花鳥蟲魚一脈，似乎早已在齊白石身上打上了終結號，取材多成定格，鮮有新創。正如林凡所説，“時下追文逐雅，演繹成奇。畫以金梅鄭竹為雅，題以抄詩掇句為雅，人以峨冠高髻為雅，文以洋詞洋調為雅”，“至於個別新文人畫家，嬌其形以為怪，徒取其妍奇，未得其拙正，猶有甚者，專畫小足、兜肚，衍為豔情，又奚以為訓！”於是有人哀嘆：“中國文人畫已步窮途末路”。

王憨山自然不願步這窮途末路。他要“一切從頭開始。從新讀書，從新練字，從新畫畫”。“但萬變不能離其宗，這‘宗’就是中國文人畫的優良傳統。朱耷‘白眼向人’的魚鳥，鄭板橋‘咬定青山’的墨竹，齊白石的《不倒翁》,蔣兆和的《流民圖》，直書胸臆，立見肝膽，忿世嫉俗之情，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傳統的技法也要有繼承，不繼承奢談創新，豈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問題是食古要化。化從何來？觀察生活。……要有你自己獨到的新的發現。你的畫就是你的話 — 你對世界的解説。這，也許就能夠出新了。”

深諳傳統，擁有生活，是王憨山的兩大優勢。他因禍得福。早年在部隊，曾因為一個展覽版面的顏色而小忤某上司，竟屢遭譴責，乃憤而轉業回家，僻居湖南雙峯鄉曲。數十年過去，他對農村生活無微不至地體察，面對山花野草、魚蟲雞蝦殫精竭慮地思索，與身居北京靠回憶與想象兒時農村生活的湖南老鄉齊白石，那感覺是不會相同的。農村常見的公雞鬥架，一經王憨山畫出，題上“勝乎？敗乎？”立即就有了無限的想象空間：紙上斗的，似乎已不是兩隻公雞，而像是楚漢相爭的劉項，爭霸世界的美蘇……然而，是非成敗轉頭空，一時的稱雄爭霸，又有什麼意義？他畫的《越過洞庭路八百》，畫上七隻麻雀正振翅飛翔在滔滔八百里洞庭湖上，人們説“洞庭湖的麻雀，經過了幾番風浪”，那是越過了的,還有多少沒越過，掉在湖中淹死了呢？由此 想到那些屢經“鬥爭”九死一生的人，怎不令人感慨萬千！還有一幅畫，畫上一隻青蛙伏在水中，與其相鄰的只有水中的月亮。王憨山題道：“相知只有中天月，伴我唱歌到天明。” 這是畫家的自況、自嘆，更是自傲。雞、麻雀、青蛙是王憨山常畫的題材，往往數十上百幀畫裏，畫法各異，形象、姿態亦各不相同。鄉野習見，另涵新機，異於前人，又高於前人。這得益於他的生活，亦得益於他的“二分寫字，二分畫畫，六分讀書”。王憨山不但熟讀書本上的小書，也熟讀了生活這本大書。

蟄居農村的生活，成就了王憨山的藝術，也造成了他生活上的貧窘。一家八口，除了四畝薄田，就靠他那點少得可憐的退休金了。所以，“畫畫的宣紙，只能用七分錢一張的次紙”，“辦這次（1987·長沙）畫展，我沒有（也不會）求贊助，也是打腫臉充胖子。為了省錢，白天在嶽麓山下的展廳忙上忙下，夜裏要趕乘十多里的公共汽車，投宿於火車站邊一間有上百個牀位的大房間，鋪號為96號。何哉？在長沙再難找到第二家只收1元錢的鋪位，而且這一路公共汽車早發晚收”。

從這些平靜的敍述中，我們看到畫家的藝術成就與他的生活地位竟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他是畫家,也是父親，他不得不為眾多兒女找飯碗而去“賣老臉”，也不得不為畫作防雨漏鼠咬像“李順大造屋”一樣的艱難建造畫屋，生前想出本像樣的畫冊也因無錢未能實現。於是，他只能把自己的全部寄託放在畫畫上，畫畫成了王憨山惟一自由自在的生命表達。然而，生命卻在他正值創作盛年未滿七十六歲時，就嘎然而止了。

王憨山生命終止，其藝術生命沒有終止。2001年的北京中國畫“世紀畫展”（1900 — 2000），湖南參展僅四人，王憨山名列其中；2002年新編的全國中學美術課本，“中國畫”一節中，王憨山兩幅作品與齊白石、徐悲鴻等大師的作品列在一起；接着，國內高等美術院校及權威美術期刊的學者編審先後幾批來到湖南雙峯，參觀王憨山故居，細讀王憨山作品（包括草圖、速寫本、讀書筆記），準備在北京召開一個高規格的研討會“再識王憨山” ；一些國內外的收藏家也紛紛來湖南“淘金”，高價收購流傳在民間的王憨山作品。一位來自新加坡的郭先生，僅一年就來了四次，已投資數百萬。

為什麼王憨山藝術繼續且越來越多地引發人們的興趣？筆者有幸曾與憨山先生共事且忝為知己，參與了與他藝術事業有關的一些活動，從聆聽學者平時的談活和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得到這樣一個信息：他們關注的，不光是王憨山的藝術本身，重要的是透過其藝術實踐，瞭解王憨山到底想要解決什麼問題。當今，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全球化的現象正在逼近我們，各民族的文學藝術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如何抵禦世界文化的趨同傾向等問題，已經擺在我們面前。要保持，要抵禦，就要競爭。競爭需要實力,需要不斷強化自己，才能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央美院美術史繫系主任羅世平説，在中國畫傳統受到時代與外來衝擊，生存受到威脅時，有人哀嘆中國文人畫已走向窮途末路。王憨山卻具有一種自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用自己的藝術實踐回擊了那種哀嘆。王憨山靈活運用法與理的辯證關係，無意把玩文人畫的筆墨，寧可捨棄一部分東西，強化另一部分東西，來充分表現時代精神脈搏。從王憨山的年齡看，似乎很難與現代性扯在一起，但王憨山能與時俱進，現代意識很強。王憨山的花鳥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藝術樣式，推出了一種更加雄渾、更加富有張力的繪畫語言，畫面效果十分突出，從傳統中走出了一條新路，是現代形態的中國畫。傳統應是一個生長的慨念。在傳統的樹上，你添了幾枝新枝，幾顆新芽？每一個畫家都要為傳統增加新的東西，傳統這棵樹才能枝繁葉茂，越長越高大。藝術要有創造。沒有創造，就沒有藝術。王憨山開啓了中國文人畫在新時期的轉換過程，這也決定了他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

《中華文化畫報》主編郭曉川説，王憨山選擇了一條非常艱難充滿風險的道路。所以他耐得住寂寞，下功夫做學問；所以他的寫意花鳥不同於一般的文人畫，沒有偽的東西，不是空洞的東西，虛的東西。王憨山幸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語言，喊出了自己的聲音，有了自己的面貌。無論誰看到,確實不一樣。至於“剛”與“柔”的問題，王憨山強調“剛”，卻並不缺乏“柔”，畫冊《王憨山》反映的並不全面。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全面介紹王憨山藝術，使之成為取之不竭的源泉，不斷的去研究，挖掘，使王憨山藝術成為活的、永生的東西，讓大家認識王憨山的價值，培植新的力量。薪火傳承，繼往開來……（上為羅、郭在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筆者根據錄音整理）

原來，王憨山要解決的是全球化時代中國畫藝術的出路問題。他的“通天路” 就在這裏。

王憨山是開拓者，亦是實踐者。他身居陋室，心懷天下。1999年秋，在雙峯掛職的作家姜貽斌回長沙來我家辭行，我們都是憨山迷，便邀憨山先生一起來我家小聚。那次，憨山先生一改往日的木訥，可能潛意識裏已感到自己時間不多了，談了許多話。

在談到中國文人畫的危機時，王憨山説：“如今中國還有什麼？中國人還有什麼？穿西裝，打領帶，喝xo，唱卡拉ok，…… 我還在這裏苦苦地塗這些墨坨坨。有人説中國文人畫已走向窮途末路，我實在心有不甘。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像唐代兼容幷蓄外來文化，盛極一時；就是在元代、清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還是化入中華文化主流。難道到我們這一代就這麼沒出息，只等着別人來化我們？別人好的，我們要學，但要實行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吃別人的東西，長自己的肉。不能把自己變成黃頭髮、綠眼珠。有的人變不來，就把頭髮染黃（笑）。你還是中國人，變不了的。所以，我還是堅持塗我的墨坨坨。”

堅守文化特性，傳承民族基因。王憨山此話説過才幾個月，他就默默地離開了我們。臨終時一句話也沒有。他的話都留在他的畫裏。

記得當年驚悉憨山先生的噩耗，筆者的心情是那樣的沉重與悲涼，輓聯中有“……畢世苦扒苦撐，誰憐此意誰憐君？” 的設問。而今有這麼多行家讀者，重讀王憨山，再識王憨山，把筆者的疑慮打消了。

“莫道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憨山先生，您知道嗎？

筆者為王憨山慶幸，亦為中國畫藝術慶幸。

2012年4月8日，王憨山作品展在浙江美術館開展，120幅花鳥畫作品較為全面地展現了王憨山作品的藝術成就和風格面貌。據介紹，王憨山作品主要以大寫意花鳥畫為主，造型簡練誇張，注重詩、書、畫的有機結合，畫風自然率真，極富田園生活情趣。

2022年11月26日，湖南省雙峯縣走馬街鎮舉行王憨山故居揭牌儀式暨走馬街首屆書畫藝術節活動。 ^[4] 

王憨山作品選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