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

作為身心之學，王學的大前提是心即理，意思是説天理不在心外，它就是心之本體，是人的良知良能。人只要不被私慾、習氣所累，讓心按本來狀態呈現出來，那麼它一定是符合天理的。守仁把這個觀點徹底地貫徹到道德哲學的一切方面去，全面解釋修養中的各種問題與儒家經典中的各個概念、命題，從而形成王學的整個體系。

王學相信理論直覺，在功夫論上主張靜坐，即默坐澄心，以為這可以使心體擺脱私慾的干擾，到了一定程度即可讓心體直接呈露。守仁在滁州時期曾經重點倡導靜坐，後來雖然又提倡存理去欲，事上磨練等等，但直到後來靜坐都是王門的重要功課。

格物是理學所講的重要功夫。朱子認為格物是人德的第一步，人要進行道德修養，就要致知，而要致知就要窮格事物之理。王學與朱子學的對立，在理論上首先表現為對格物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釋。王學認為，物即是事，亦即心所從事的活動，所謂物理就不是外物之理，而是人心之理，它在心內而不在心外。孝之理不在父母身上，忠之理不在君王身上，都只在自己心上。因此“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格物不是格外物，而是格心之物，亦即格念頭。念頭正了，人在處理事務時件件正確，便是格物。朱子學問務博而缺少頭腦，不知恰恰應在心上做格物功夫。

知行關係既是認識論的也是功夫論的重要內容。朱子主張知先行後，表現出認知主義傾向。守仁則與之相反，主張知行合一，知與行都是身心修養這個功夫整體的一個方面，因而是一回事，不能分割。他認為知與行是開始與完成的關係，是指導思想與行動的關係，知之真切篤實處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因此知之必能行，不行不足以為知。任何將二者分割的理論都是錯誤和有害的，知先行後造成的惡果即是使人老是求知而不去行，於是終身不行，因而也就終身不知。

守仁晚年提出致良知學説，這是王學的成熟形態，是孟子良知説與《大學》致知説的綜合。這個學説明確點出本體與功夫，本體即良知。它是天命善性的自然流露，表現為靈昭不昧，知是非，知善惡。功夫就是“致”，即把良知之天理推至事事物物，使它們都得到天理。致良知既包括致知也包括格物，既包括知也包括行，既包括靜，也包括動，因此它以極其簡明的語言概括並整合了王學的全部內容。

王學的分化王守仁去世後，王學發生分化。以王畿、王艮為代表的現成派發揮守仁強調用的思想，認為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發出來便是中節之和，它是當下現成的，依它而行即能個個圓成，用不着下修證功夫，也不必向本體復歸。由於這種現成良知説進一步加強了個體的自尊無畏精神與無視天理的傾向，受到保守勢力的抨擊和激進派的歡迎。泰州學派的何心隱、鄧豁渠、李贄繼續發展這一思想成為具有離經叛道的市民思想，超出了理學的界限。以聶豹、羅洪先為代表的歸寂派，不滿現成良知説，以為不把握本體即談應用，必然漫無準繩，產生偏差。因此在修養功夫中他們強調靜默的重要性，要求人們在靜中體認本體。這一派在思想上是比較保守的。以鄒守益、歐陽德、錢德洪為代表的功夫派既不贊成現成派，也不同意歸寂派，在本體與功夫問題上走中間路線。他們認為作為本體的良知不能離開日常踐履而存在，因此脱離日用，專求虛寂以便在本體上下功夫是錯誤的。但是良知也不是當下現成的，它是在做功夫的過程中加以體認和把握的。只有經過由功夫而把握本體，由本體而指導功夫這個無限循環往復的過程，人的道德水平才能不斷提高。 ^[1] 

王學崛起於明朝中葉，經王守仁及其弟子的闡發弘揚，在明中後期形成一個強大的思潮。王學否定了朱子學天理對人的壓抑，使主體性原則升入中天，倡導自尊無畏，解放思想，對於感受壓抑，尋求解放的各階層人士都具有巨大的警醒和鼓舞作用。無怪乎它能席捲大江南北，將朱子學陣腳衝得七零八落。王學本意是要動員士大夫階層自覺維護封建道德，求得大明帝國的長治久安，但是它所孵化出來的主體性原則，卻不是它所能控制，在泰州學派那裏得到陽明始料不及的發展，超出了名教所能容許的限度，它的倡導者李贄等人因此遭致悲慘結局。

清朝建國，朝廷大力支持朱子學，王學逐漸衰落。近代以來，許多改革派和革命派的人士如康有為、梁啓超、魯迅、郭沫若都曾學習和鼓吹王學，用以激勵自己的主觀戰鬥精神。新儒學的代表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也都以王學為傳統文化的正宗，加以繼承和發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