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金

第 101 建築托拉斯 33 管理處第二工區的工地主任久賓從財務科領來了獎金。“獎金領來了！快去拿獎金！”人們喊着向辦公室奔去。辦公室前頓時排起了一條長龍，久賓有條不紊，挨個兒地把獎金髮給工人，不一會窗口的長龍消失了，但還剩下一個波塔波夫工作隊遲遲不來領取。久賓只得把獎金送上門去。“波塔波夫，七十盧布……”工地主任喊着花名冊上的姓名和獎金數，可是無人應聲，沒有一個人前去領獎。隊長波塔波夫告訴工地主任，他們全隊一致決定拒絕領取這筆獎金。“為什麼？”久賓困惑莫解。波塔波夫説，理由要到黨委會上去説，但這絕不是和他——工地主任作對。

第二天，勞動工資科、幹部科以及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紛紛來找波塔波夫，要他解釋拒領獎金的理由。但隊長一概不予作答，堅持要到黨委會上去作解釋。黨委決定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拒領獎金這件事。波塔波夫帶了隊裏一位名叫托里亞的青年工人出席黨委會。波塔波夫首先在會上發言，陳述他們集體拒領獎金的理由：因為“這些美好的獎金使工人們蒙受損失，我們拿這些獎金不合算！”托拉斯經理巴塔爾採夫、黨委書記索洛馬欣以及其他黨委成員聽了都摸不着頭腦。於是波塔波夫以青年工人托里亞為例進一步解釋説，“這個托里亞是三級混凝土工，他每年為了停工要損失 400 盧布，他要這幾十盧布獎金幹嗎？”“你們把那損失的 400 盧布給他，然後再給獎金，那才叫做獎金！”與會的黨委委員們依舊無法理解，他們認為停工和獎金就象“接骨木長在菜園，叔叔住在基輔一樣，風馬牛不相及。停工損失了，可為什麼獎金還不拿呢？50 盧布難道不是錢嗎？”波塔波夫不得不再作解釋，他説，獎金是一種評價，之所以給企業以獎金，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得了第三名，“人們給我們的工作評價是‘優秀’，是‘好’。”如果這位托里亞把獎金裝進口袋，就是説他同意這一評價，承認這一評價。可是他同意什麼呢？同意停工？同意損失 400 盧布？托里亞拿計件工資，混凝土沒有，就得停工，別的什麼沒有也得停工，停工對他來説就是扣除工資。他的基本工資還缺 400 盧布，談得上什麼獎金呢？獎金對他不過是施捨的安慰物，甚至是嘲弄。這時計劃科長沙圖諾夫仍堅持獎金和停工是兩碼事，互不相干。而黨委書記索洛馬欣同意這兩者是有聯繫的，他對沙圖諾夫説：“這在你們計劃科是互不相干的，而在他口袋裏卻是相干的！”托拉斯經理巴塔爾採夫承認波塔波夫講得有道理。停工是違反憲法的，因為憲法規定工人有權工作 8 小時，拿 8 小時的工資。不過他又表示，企業要做到所有物資都不間斷地供應有困難，但他當場關照下屬今後要特別關心波塔波夫工作隊。這個工作隊既然能集體拒領獎金，説明他們之間有“友誼”，隊長有威信，有水平。因此要“理智”地對待他們。波塔波夫則聲明他到黨委來不是要求特殊照顧。停工現象整個企業都存在。水泥沒有等客觀原因修改原來的計劃，從而“超額”完成任務並在勞動競賽中“榮獲第三名”。波塔波夫認為，原計劃沒有完成根本不是那些客觀原因，而是因為整個工地混亂不堪。例如一星期中連續 3 天混凝土供應不上，只能做半班。可是石子和黃砂堆積如山，水泥也有的是。倉庫裏更是一片混亂“就象一場戰爭剛剛結束時的模樣。”組織管理更是令人憤慨。工作隊接受任務辛辛苦苦澆製了一個混凝土基礎，結果發現無法安裝進口機器。原來 3 個月前早已換了新圖紙，但就是不通知施工的工作隊，結果損失了數以千計的盧布。因此托拉斯“榮獲”的第三名完全是假的，37000 盧布的獎金是“搶”來的。波塔波夫這番話使某些人暴跳如雷。有人建議撤他的職，而計劃科長説他是喝飽了老酒説胡話，是對整個企業示威並要他拿出證據來。波塔波夫霍地一下子站了起來，他叫托里亞從包裏拿出兩本記錄薄，這就是證據。上面記錄着整個企業停工等種種混亂情況和數字，它證明原計劃是完全可以完成的，沒有任何根據要修改計劃，因此獎金是完全不合法的。會場裏一下子靜了下來，可是不一會又紛紛議論起來。有人批評波塔波夫一點點拋材料，做得不大“漂亮”。有人要追查給流塔波夫提供材料的後台。黨委書記認為此時不是討論波塔波夫的行為而是要研究這兩本材料。

會議在休息以後，波塔波夫宣佈這兩個材料的來源——這些材料是由計劃科的卡列尼娜提供的。因為她曾給波塔波夫工作隊上過課。這樣，會議確認波塔波夫反映的情況屬實。於是波塔波夫代表全隊提出兩點建議：1.宣佈超額完成計劃作廢，恢復原計劃；2.既然獎金是不合法的，應當全部退還給銀行。這一下會場裏喧喧嚷嚷爭論開了。以經理為首的一方表示反對，以黨委書記為首的一派人全力支持，最後黨委書記認為問題基本上已弄清楚，他提出四條作為黨委決議提付表決：1.完全支持波塔波夫及其工作隊的原則立場，2.責成經理向總管理局提出恢復原計劃；3.黨委預先提醒經理不允許工程沒有全部完工就算竣工交付使用；4.召開黨員大會討論這件事。表決結果三票對三票，經理開始沒有表態，後在黨委書記追問下，他表示同意。這個決議最後以四票對三票獲得通過。 ^[1] 

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停滯不前，其原因之一是企業內部經營管理不善，弄虛作假、營私舞弊、紀律鬆弛等現象，比比皆是，於是一批反映經濟領域裏矛盾衝突的“生產題材”作品應運而生。這一題材的主要特點是一方面暴露企業生產和經營管理上的種種弊端；另一方面塑造了一批堅持原則、敢於鬥爭、敢於整頓、內行、善於管理的“新英雄”、“新的蘇維埃人”的形象。劇本《獎金》就是20世紀70年代在蘇聯引起鬨動的一部生產題材的代表作。作品以波塔波夫工程隊集體拒領獎金引發的矛盾衝突揭露了 101 建築托拉斯管理混亂、弄虛作假、騙取獎金等腐敗現象。波塔波夫不為幾十個盧布的獎金所動挺身而出，揭露矛盾，堅決鬥爭，最後終於贏得勝利。《獎金》上演和上映後反應熱烈。評論界指出，劇本充滿尖鋭的衝突，有關獎金的爭論具有“高度原則性的性質”，是“新的、先進的勢力和舊的、守舊的勢力的衝突”，是“表現前進的力量，表現這種新的勢力在道德上比舊的勢力優越”。劇本反映來自下面的“有覺悟的羣眾關心組織生產，並把它提高到合乎最新要求的水平”。這個戲不僅受到評論界的好評，而且得到勃列日涅夫的讚揚，他在蘇共二十五大上的報告中點名表揚，説“施工隊的獎金問題這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也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但是評論界也指出，劇本重視描寫情節的場面，意見的衝突，但缺乏生動的“情感的辯證法”。許多人物僅僅是“某種思想和意見的傳聲筒”，只是由於演員的演技精湛，這些缺點才得以掩蓋。 ^[1] 

亞歷山大·伊薩阿科維奇·格里曼（1933—）蘇聯作家，主要寫電影和話劇劇本。1956 年加入蘇共。畢業於技術專科學校，1960—1963 年在基希涅夫大學學習。1968 年起發表作品，著有電影劇本《夜班》（1970），《請將我當作成人》（1975）、《獎金》（1975，獲 1976 年蘇聯國家獎及第八屆全蘇電影節大獎，後又改編成話劇《一次會議的記錄》）、《反饋》（1976，1977 年另又改編成話劇劇本演出）、話劇劇本《驗收書上的簽字人》（1979）、《家醜外揚》（1980）、《長椅》（1983）、《季奴裏婭》（1984，1986 年改編成電影）等。格里曼還寫小説。他當過鉗工，在建築工地做過調度員，也當過記者，出任過黨委書記，熟悉企業的生活，因而其作品主要反映生產領域裏的矛盾與衝突。是20世紀70年代蘇聯“生產題材”作品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創作特點是積極干預生活，揭露矛盾，針砭時弊，提出時代的迫切問題，因而具有較強的紀實性和政論性。但作品往往忽視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道德問題的探索。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注意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並從道德觀念出發去剖析生產管理方面的問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