燉馬靴

1930年代末的東北抗聯時期，父親所在的分隊突襲日軍守備隊失手，死傷慘重。虎口脱險的父親不辨方向，單槍匹馬開闢了一條計劃外的逃跑路線。作為火頭軍，他常年揹着一口鐵鍋，跋涉在漫天飛雪中，突然“背後的鍋猛地一震，衝擊力讓他險些栽倒”。一個日本兵竟跟在身後，窮追不捨，兩個人的周旋和戰鬥，在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上演。當父親升起火堆，篝火噼啪燃燒，瞎眼狼正式登場，這後半段故事攪起的波瀾，每一次都讓“我”心生光亮。 ^[2] 

原抗聯部隊某支隊的火頭軍，他可憐尾隨支隊的瞎眼母狼，做了幾個鼠夾子，將拍死的老鼠扔給它。作為火頭軍，無論行軍還是打仗，他總是揹着一口鐵鍋。那鐵鍋跟菜墩那般大，與他的背一樣寬，所以他揹着它的時候，一點也不突兀，就像他身體的一部分，當然這使他看上去像個羅鍋。除了鐵鍋，他棉襖外還斜挎着乾糧袋，裏面裝着二斤左右的炒米。此外他棉軍服的裏子，靠近胸口的地方，還縫了兩個布袋，一個裝鹽，一個盛火柴。父親所持的是一支自制的轉輪手槍，有些笨重，但很好使。父親自詡槍法不錯，用它打過野豬和狍子，為支隊改善伙食。不過對他的槍法，“我”一直懷疑他有吹噓的成分，因為在“我”童年時，看他參加武裝部的運動會，父親投擲的鐵餅和鉛球，都是不聽話的孩子，落腳點不在規定範圍內，沒一次成績有效的。還有他每每教訓“我”時，無論是飛向“我”的磚頭還是空酒瓶，也無一砸中。

在小年夜突襲日軍守備隊的行動失敗後，他與部隊走散，被一個敵手，不懈追擊。他擊傷了敵手，敵手懼怕尾隨的狼，而緊隨父親的腳步，最終死亡。父親的炒米遺失了，只好烹煮了敵手的馬靴，依靠尾隨他們的瞎眼狼母子，走出了森林。父親得救後，認識了後方被服廠的母親。他們在“我”之前，生了一個女孩，跟着他們轉戰，營養匱乏，兩歲就死了。“我”命好，出生在抗戰勝利後。父親待“我”甚為嚴格，他像嚴苛的教官，要求“我”學習攀巖、游泳、滑雪、測繪、爆破甚至跳傘等本領。據母親説，這些都是抗聯戰士當年要學的科目。每到小年的時候，他都要講一遍燉馬靴的故事。父親每回講完燉馬靴的故事，總要仰天慨嘆一句：“人吶，得想着給自己的後路，留點骨頭！” ^[1] 

“磨牙王”不僅睡覺磨，行軍磨，吃飯也磨。挨着他睡的戰士，夢中被他擾醒，常將臭襪子塞他嘴裏。他咬着襪子，吭吭哧哧的，磨不出聲了，但醒來後塞襪子的戰士就慘了，襪子濕漉漉的不説，對着太陽一照，還亮光點點（到處是窟窿眼），好像他用牙齒，在襪子上播撒了繁星。在夜襲日軍守備隊的行動中，父親所在的支隊沒有全軍覆沒，得益於“磨牙王”。交戰處於被動時，靠近糧庫的副支隊長下達了撤退令，父親眼見着身負重傷的“磨牙王”，咬着牙，趁亂爬向彈藥庫，在凍土上爬出一條墨似的血痕，用自制的手雷引爆了彈藥庫。 ^[1] 

從敍事倫理角度來看待《燉馬靴》，它側重從“輕逸”一面探尋人性在那段特殊歷史中可能呈現的面貌。小説講故事的手法是雙重疊加的，父親講述他年輕時經歷的一次戰役，再由“我”轉述父親的故事。這種“講故事”的形式本身就削弱了那段歷史的沉重感，甚至在“我”的轉述中，對於父親反覆講述的那場偷襲行動失敗被追逐的經歷提出質疑和不確定性，甚至最後逐漸厭倦了，也是在模糊歷史的“真”。但是對於後半程故事“總能在我心底攪起波瀾。我對後半程的故事永不厭倦，就像對一首喜歡的樂曲，不管循環播放多少次，依然愛聽”。也就是父親所經歷的“再遇瞎眼狼”“燉馬靴”這兩段故事，在這裏“我”以及隱藏於後的作者的情感態度乃至小説本身的價值取向才有所顯露。父親是否最後真的如敵手之願火葬了他，“父親給出的答案總是模稜兩可的”。因為站在民族國家的角度，給敵手最後人間的温暖，讓他死得其所，是對戰爭中死去的戰友的背叛。這是民族情感的一種倫理衝突。而在“我”看來最接近答案真相的一次，是父親説：“唉，讓他和那個姑娘的相片一起化成灰，他做鬼也值了吧。”這裏沒有對於日本兵的痛恨與控訴，原本中日戰爭時期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與對立，原本沉重特殊的倫理情感在這裏融化為對於人性善意的展現。父親保留了敵手最後生命的尊嚴，這是父親對於生命的尊重，是個人的一種超越民族的道德選擇。遲子建小説中以中日戰爭時期為背景的敍事有很多，典型的是《偽滿洲國》，她一方面以客觀冷峻的筆墨展示日軍侵華給中國底層民眾造成的苦難生活，另一方面側重於戰爭時期具體的個人經歷，所體現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善惡抉擇、道德選擇。人與動物，人與環境之間也是有着倫理訴求——萬物有靈且平等。父親與瞎眼狼互救的故事也是父親最開始的善意行為帶來的善果。且不論現實生活中狼性是善還是惡，但是作為小説敍事故事中的主角之一，作者想講述的是，即使人類與動物之間有着物種意義上的差別，但是“至善”這一倫理道德卻是能夠超越生物學意義上的物種限制，成為自然界倫理道德中的首選。

拋開宏大的歷史背景，《燉馬靴》更多體現的是個人的生命體驗，父親所經歷的一次戰役，對於日本兵的複雜情感態度，與瞎眼狼之間的互幫互助這段經歷不僅讓父親也讓“我”領悟到生命的意義所在。正如劉小楓“敍事倫理學”所説，通過個人經歷的敍事提出生命的感覺，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燉馬靴》的文本敍事着眼於父親年輕時的一次戰役經歷，父親所在連隊偷襲日軍是敍事的一部分，但並不是承載作者情感價值表達的一部分，而是後半部分父親與日本兵、瞎眼狼之間的牽連才是文本的主體，同時也是作者思想情感表達的載體，父親與日本兵之間的民族情感倫理的道德選擇，與瞎眼狼之間的善意互救，在這種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營構的背後，體現的是遲子建個人的一種獨特的敍事倫理，也就是一種人性之善的選擇，與徐岱的敍事倫理“德性之善”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契合。這種敍事看似圍繞個人命運，實際上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民族國家之間，應該以怎樣的情感態度面對歷史遺留的種種問題？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又應該以怎樣的原則和諧相處？遲子建通過這部短篇小説傳遞出她的情感態度，即萬物有靈且平等，需善待生命。 ^[6] 

2019年12月6日，《燉馬靴》獲第十屆“茅台杯”《小説選刊》年度獎短篇小説獎。 ^[3] 

2021年12月2日，《燉馬靴》獲第四屆《鐘山》文學獎中短篇小説獎。 ^[5] 

遲子建，女，1964年元宵節出生於漠河。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黑龍江省作協主席。已發表作品六百餘萬字，出版有長篇小説《偽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等，小説集《北極村童話》《清水洗塵》《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散文隨筆集《傷懷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有英、法、日、意、韓、荷蘭文等譯本。《額爾古納河右岸》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短篇小説《霧月牛欄》《清水洗塵》、中篇小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獲第一、二、四屆魯迅文學獎。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