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以風

1922—1928年，烏以風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

1928—1933年，任浙江省圖書館編纂和杭州省立高中教師；

1933—1934年，任安徽省教育廳秘書；

1934—1939年，先後任安徽省立宣城中學、安慶一中校長；

1940—1942年，任四川復性書院典學和重慶大學副教授；

1943—1949年初，任潛山景忠中學校務主任、校長，1948年兼任安徽大學教授；

1949年5月，任景華中學校長；

1951年7月，任安慶女中教師；

1952年8月，調任安慶師範心理學教師。後被劃為“右派”，並因歷史問題錯判入獄；

1969年出獄後，被遣送到潛山農村勞動；

1979年7月，“右派”問題得到平反改正，歷史問題的原判也被撤銷，宣告無罪。同年，擔任安慶師範公共課教研室主任、心理學副教授；

1984年，榮聘為皖北農學院名譽教授；

1986年底，被評為安慶師範學院心理學教授；

1979年後，他曾先後被推選為安慶市第四、八屆人大代表，並擔任省政協第四、五屆政協委員。

從1933年起，烏以風就開始考察、研究天柱山。他攀登天柱山數百次，將其與五嶽、黃山相比，總結出天柱山集“雄奇靈秀”於一身的風景特點。從此，他誅茅開徑，先後捐資修天柱山房、望嶽亭；又約請友人募資修建了岳雲山館、七人洞以及從良藥坪至拜岳台的2000多級石階。

為了填補天柱山無志的歷史空白，他決心撰寫《天柱山志》。在撰寫山志的過程中，他翻閲了浩繁的典籍史料，發現不少史料記載與實地情形不符。如清代李雲麟在天柱絕頂書刻的“孤立擎霄”四字，有關典籍多寫為“孤立晴霄”。為訂正這一訛誤，1937年9月，他請6位藥農相助，親自登上海拔1488米高的天柱絕頂，用紅漆將“孤立擎霄”四個大字標出。後來(1979年)，他在編寫《天柱山志》時，經過多方努力，獲得了載於清王錫祺編著的《小方壺壘叢書地理志補編》中的李雲麟撰寫的《天柱刊崖記》，弄清了書刻“孤立擎霄”四字的真實詳情，澄清了傳説中的一些謬誤。

自1938—1956年，他經過多次實地考察，多方蒐集、考證資料，辛勤耕耘18年，完成了《天柱山志》書稿。“反右”前夕，他將志稿交友人刻印，不料被人掠去。他得知消息後，淚流滿面。在度過牢獄之苦歸家後，他檢點書籍，發現尚存部分山志資料。為了“為名山留一信史”，他晚年又重新伏案疾書。經過1500多個晝夜的耕耘，終於寫成《天柱山志》第二稿。1984年，該書由安徽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為開發被冷落千年的歷史名山，烏以風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烏以風在實踐着他的“開山”宏願的同時，為教育事業獻出了畢生精力。1943年，安慶行政督察區專員範苑聲召集安慶六縣和湖北黃梅等三縣知名人士，在天柱山麓野人寨議定修建抗日烈士墓和創辦景忠中學(景仰忠烈之意，今安徽省潛山野寨中學)，請烏以風下山擔負創建學校的重任。烏以風不負眾望，求助於社會賢達，奔走於省縣之間，為校址的選擇、校舍興建、經費籌集、教師聘任，歷經千辛萬苦。

1943年9月，景忠中學終於按時開學。可是當時，省教育廳以景忠中學未獲批准而擅自開學為由，不予立案，不承認學生學籍，並勒令停辦。烏以風對此極為憤慨，親自到省會周旋。恰好這時其同學汪少倫接任教育廳長，留烏以風擔任教育廳主任秘書。他到任後，即代行批准了景忠中學。隨即又辭官歸校，任景忠中學校長。烏以風愛校如家，靠一點山場、校田，將學校越辦越旺。建國前夕，戰事頻繁，為了防止學校毀於兵火，他將學校遷至安慶，堅持上課，直到潛山解放，他將景忠中學完好無損地交給了潛山人民。1949年5月，景忠中學與光華中學合併為景華中學(後改名為野寨中學)，烏以風被指定為該校校長。其時，景華中學辦得有聲有色，它是潛山縣從建國前延續到建國後的一所中學。

烏以風一生坎坷，秉性耿直，豁達善良，甘於淡泊，艱苦樸素。他終生致力於哲學、史學、文學、佛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治學嚴謹，涉獵廣泛，著述較多。同時，他還長於書法、繪畫、古董鑑賞，具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他早年著有《李卓吾著述考》，建國後，著有《天柱山志》、《中國中古時期儒釋道三家關係史》、《馬一浮先生學贊》、《馬湛翁詩詞輯》、《性習論》、《岳雲山館詩稿》、《天柱老人書信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