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危語言

在語言學中並沒有形成對語言瀕危性鑑定的統一方法。判斷的標準有許多種，例如2000年2月在德國科隆召開的瀕危語言學會議，會員們一致通過將語言按現狀分為7個等級，分別是：

安全的語言：前景非常樂觀，羣體的所有成員包括兒童都在學習使用的語言。

穩定但受到威脅的語言：羣體內所有成員包括兒童都在學習使用的、但是總人數很少的語言。

受到侵蝕的語言：羣體內部的一部分成員已經轉用了其他語言，而另一部份成員包括兒童仍在學習使用的語言。

瀕臨危險的語言：所有的使用者都在20歲以上、而羣體內部的兒童都已不再學習使用的語言。

嚴重危險的語言：所有的使用者都在40歲以上、而羣體內部的兒童和年輕人都已不再學習使用的語言。

瀕臨滅絕的語言：只有少數的70歲以上的老人還在使用、而羣體內幾乎所有其他的成員都已放棄使用的語言。

滅絕的語言：失去了所有典型的瀕危狀態，使用者的語言。

有些語言，儘管使用的人數上萬，也仍然被鑑定為瀕危語言，因為該語言只有越來越少的青少年和兒童把它作為第一語言學習使用。

相比之下，處在文明邊緣的一些語言，即使使用人數不足百人，只要該語言的所有使用者（包括青少年和兒童）仍然把該語言作為主要的（或唯一的）交流語言，那麼這門語言的前景就被認為是樂觀的。

造成語言瀕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語言外部的因素，也包括語言自身的因素，如弱勢語言或是沒有書寫系統的語言的使用者，往往會發現該語言的詞彙和語法功能無法滿足社會複雜交流的需要。在當今世界，信息的全球化和不恰當的語言政策更是加速了優勢語言的興旺和弱勢語言的式微。此外，語言的瀕危還牽涉到語言使用者對自己母語的忠誠度等問題，有些族羣在母語受到強勢語言威脅時會採取強烈的反抗以爭取權利，而有些族羣則自願放棄將母語傳遞給下一代。

不同的瀕危語言，由於社會和歷史背景的不同，語言特點又有所差異，因而造成語言瀕危的因素也不盡相同。

在全球範圍來看，已經有超過750種語言滅絕，還有許多語言也只有少數的使用者。聯合國估計，世界上現存語言中，有一半的語言只有不到一萬名使用者，四分之一的語言只有不到一千名使用者，並且，除非採取有效措施，否則在一個世紀之內這些語言（至少3000種）都要滅亡。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多樣性正在遭受嚴峻的威脅。譬如塔塔爾族總人口5000餘人，但是塔塔爾語的使用人口不到1000人；赫哲語的使用者只有十幾位60歲以上的老人；仙島語（阿昌族一個支系使用的語言）的使用人數也僅為百人左右；此外瀕危的語言還有土家語、仫佬語等。

遼寧新賓是清王朝發祥地，滿族人口占全縣人口79.8%，但是全縣掌握滿族語言文字與滿族民間技藝的人已鳳毛麟角。為了搶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瀕危語言的滿語，傳承滿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遼寧撫順市滿族自治縣永陵滿族小學將滿語引入課堂，編寫校本教材《滿語讀本》，作為校本課程在全校1至6年級的學生中普及教學。同時，還將滿族剪紙代表性傳承人關淑梅、滿族舞蹈家欒榕年和撫順地秧歌傳承人巴恆金請進學校，向孩子們傳遞滿族民間藝術的“接力棒”。 ^[1] 

對於語言多樣性的流失，人們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瀕危語言的滅亡是難以估量的損失，因此要不惜一切代價拯救它們。這個觀點的理由包括：

這些即將消失的語言能夠為語言學家、認知科學家和哲學家研究人類的思維提供大量的寶貴資料。

本土語言是該地區的文化和自然資源的唯一載體，是不可替代的。

語言能夠幫助人們瞭解人類的歷史。

而另一個極端的觀點認為，語言多樣性的消失不但不可惜，而且還應當被政策所鼓勵。這些人認為語言多樣性是一種浪費，所有的語言都應當被一種或幾種強勢語言所取代。更少的語言意味著人們能夠更輕鬆、更徹底地交流，而且還可以省掉多語資源翻譯流通的昂貴費用。但是，一個單語文化的社會能否穩定地存在併為人們帶來如此大的便利，仍是不得而知。並且，這種極端的觀點與當今世界上越來越崇尚包容開放的多元文化價值觀不符，並不被主流社會接納。

對此，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語言是人類文化的載體和重要組成部分；每種語言都能表達出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觀、思維方式、社會特性以及文化、歷史等，都是人類珍貴的無形遺產；當一種語言消失後，與之對應的整個文明也會消失。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正面臨着強勢語言、全球化、互聯網等的衝擊，正處於逐漸消失的危險；因此，有關機構和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搶救瀕臨消失的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他説。

有兩種方法來補救瀕危語言，它們分別是語言檔案編制和語言復興。

語言檔案編制是指將該語言的語法、詞彙、句法以及一些民間文學形式按照語言學科學的方式完整記錄下來的過程。語言復興是指通過政治、媒體或教育的手段來增加某種瀕危語言的使用者數目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