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地委

1941年1月，湖西地委正式建立。轄單縣、金鄉、豐縣、魚台、沛縣、湖東等縣黨組織和徐（州）北中心縣委。機關駐單縣、豐縣、魚台等縣邊沿地區。書記潘復生，秘書長李劍波，組織部長郝中士，統戰部長郭影秋，民運部長鹿渠清。

早在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從蘇聯一回國，便照搬蘇聯的模式，大肆鼓吹“肅託”。1938年1月，康生拋出《剷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幫》的長文，毫無根據地指責陳獨秀是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漢奸，從而把肅託和反對漢奸相提並論。康生又於1938年2月8日和28日在延安《解放》雜誌第29、30期上刊出《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幫》一文，虛構誇大託派的聲勢，造成了惡劣的後果。1938年8月，康生擔任中共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後，便直接掌管“肅託”大權，濫殺無辜，惡劣影響涉及全黨，很多共產黨員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肅託”的文件傳達到山東和蘇魯豫邊區，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當時，廣大幹部甚至許多領導“肅託”的人，其實並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詞的含義。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從康生的小冊子裏受到影響，把“託派”當成漢奸來理解。

1939年1月，國民黨中央五屆五中全會召開，決定設立“防共委員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動方針，頒發《限制異黨活動方案》。之後，國民黨政策的重點逐漸從對外轉向對內，蔣介石揭去了罩在他反共嘴臉上的最後一層面紗，施展了反革命伎倆，一方面，籌集軍備，準備進攻抗日根據地，絞殺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派遣特務間諜打入我黨內部破壞抗日。掀起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4月，國民黨江蘇省第九行政區督察專員董鐸到徐州召集國民黨各縣縣長會議，傳達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精神，開始在政治上限制共產黨的活動與發展，排斥和打擊在國民黨軍隊工作的中共黨員，加緊向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軍事進攻，限制我黨我軍發展。同時“加強特務工作，組織黨團打入共黨組織”等，在我黨領導的黨政機關中混入了壞人。如當時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就是混入我黨的暗害分子。湖西區黨委書記白子明等黨政軍主要負責人面對複雜多變的形勢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和足夠的應變能力，一遇風吹草動就驚慌失措起來。加之缺乏原則上的團結，輕信王須仁並委以重任，致使混入黨內的暗害分子乘機挑撥離間。與此同時，反革命陰謀家康生為迎合國際上出現的那股反托洛茨基風潮，在延安《解放》雜誌第29、30期上連續發表題為《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幫》的反託派文章，大肆虛構並渲染所謂託派罪行，在許多同志心目中造成了一種對託派的神秘感和恐懼感，給不少人的思想造成了混亂。

1939年5月，蘇魯豫特委升格為區黨委(即山東第五區黨委)，又名湖西區黨委，下轄湖邊、魯西南兩個地委和3箇中心縣委、3個直屬縣委、涉及蘇魯豫皖邊區22個縣，面積約l萬平方公里，人口近千萬。這是湖西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史上蓬勃興旺的時期，也是湖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政權建設的最好時期。這一時期，各縣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都轉而依靠中共，要求黨派幹部去其部隊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號下，銅北辦事處，銅山三區、四區，沛縣五區，豐縣二區、三區民主政權相繼成立，後又建立了湖西專署，湖西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湖西“肅託”事件首先是從湖邊地委開始的(湖邊地委書記李毅，地委轄魚台、鄒西、滕西)。湖邊地委根據區黨委指示，為了適應抗日鬥爭形勢和根據地建設的需要，在魚台縣谷亭鎮西北大田家村創辦湖邊幹部學校(青年幹訓班)，參加學習的都是各地來的知識青年。幹校負責人，名義上是地委宣傳部長袁汝哲，實際上，幹校的日常工作由非黨員教員魏定遠負責。因而，幹校內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得較差，政治空氣較薄弱，加之，參加學習的學員絕大多是小知識分子。他們雖有較高的抗日救國熱情，但卻缺少革命的組織性、紀律性，思想較易浮動。8月，臨近分配之際。部分學員不願留在湖邊工作，特別是一些沛縣的學員提出要回沛縣去，又發現學員中有“同鄉會”組織。湖邊地委領導人發現這些情況後很驚慌，懷疑是敵人的破壞活動造成的，恰此地委書記李毅正患惡性瘧疾，不能主持地委的日常工作，於是把這件事交給了被認為過去做過鋤奸工作、審案子有經驗的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調查處理。王須仁未經實事求是地調查研究，即將地委幹校發生的一般性思想問題，捕風捉影地與託派聯繫起來，便聳人聽聞地斷定：魏定遠居心不良，是這一“潮流”的背後組織者和煽動者，主觀羅織罪名，將教員魏定遠逮捕、審訊，並採用殘酷的肉刑逼供和點名指供。魏定遠在酷刑下，承認是“託派”，接着又逼出了所謂“託派組織”，牽連到一些人，這樣就為“肅託”事件的惡性發展打開了缺口。 ^[1] 

從湖西來的大部分幹部都被抓了起來，王鳳鳴恐湖邊地委從湖西帶來的隊伍發生暴亂，便以軍隊指揮的名義宣佈將湖西武裝進行改編。人們只得俯首聽命，誰也不敢亂説亂動，否則，就要被打成“託匪”，立刻被綁起來。

接着，王鳳鳴與王須仁謀劃起如何處置這些被抓起來的“託匪”。

王須仁狠狠地説：“都宰了，留着也是禍害。”

王鳳鳴點點頭：“好，我也有此意，等消滅了這些頑固不化的傢伙，我們再集中精力對付比這更大的託匪！”

王須仁：“對，我們區黨委除白書記外，沒有一個好人，都是託匪。我們要殺向湖西，將那裏的託匪一網打盡！”

王鳳鳴：“好，清除了區黨委內部的託匪之後，再來清除軍隊裏的，分局裏的以至中央的大個的託匪......”

二人一唱一和，用心十分險惡。

王須仁：“看來我們的擔子還是挺重的啊！”

王鳳鳴哈哈大笑，隨之神秘地説：“擔子越重，挑起來越夠味！”接着又向王須仁示意：“出了問題有 我頂着，你放開膽子幹。咱們合作起來大幹一場吧！”

王須仁忙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都是為了事業嘛！”

王鳳鳴把手伸出，握住王須仁的手：“好，祝我們合作成功！”

王須仁問：“什麼時候動手？”

王鳳鳴：“我已讓人到村外挖坑去了，就在今晚……”

夜，漸漸黑了，一切都變得陰森可怕起來。

從湖西來湖東的人們都在回憶着白天那令人心悸的場面，不禁毛孔悚然。

好端端的一個個革命幹部為什麼會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裏竟變成了“託匪”？

這“託匪”的帽子難道能是隨便戴的嗎？

自己又將落個怎樣的結局的呢？

人們想詢問清楚，讓人解釋明白，可眼前一片漆黑，向誰去説？

李毅十分苦惱，他的病情仍不見好轉，反而越來越重了，他一直髮着低燒。在今天的會上，他還沒講話就被人打斷了，而且接着是逮人。他後悔自己不該和王須人一起定那麼多的人名子，這些人裏有好多人都在用眼睛瞪着他。

離開會場，他咳嗽得更厲害，吐出的濃痰裏帶着鮮紅的血絲。

李毅想不通，革命怎麼這麼難！兩年前，為了抗日救亡，他響應黨的“脱下長衫，到農村去，到敵後去”的號召，從天津衞來到魯西南這個偏僻的窮苦地方，發動羣眾，組織農民武裝，擴大抗日力量；他經受過一次次刀來槍往的血腥考驗，闖過了—道道艱苦生活的難關，但他畢竟是個“文弱書生”，風餐露宿，窩頭野菜，加上夜以繼日的奔波，身體漸漸垮了下來。湖邊“肅託”開始時，他的肺病正在發作，儘管上級巳安排他休息養病，儘管王須仁主動承擔了工作重擔，可他有一種‘慷慨悲歌赴國難”的革命熱忱，有老黃馬般的吃苦耐勞精神，又有為黨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出於地委書記的強烈責任感，還是儘可能地參與領導了湖邊肅託運動。

谷亭會議對他啓發鼓舞很大，他認為這是一次在蘇魯豫邊區創建史上有時代意義的重要會議。湖邊既然有“託匪”，就不能含糊，就必須徹底肅清。上級既然肯定了前段的肅託成果，就應該進一步抓好。可這例黴的身體使他力不從心，不得不建議領導把此光榮而艱鉅的任務完全交給了王須仁。對王須仁，應該説他是信賴的，這個經他一手保薦上來的組織部長，是很有辦法的。但鬥爭複雜呀，他工作中一向嚴謹細心，不親自過問，總放心不下。

一陣劇烈地咳嗽憋得李毅滿臉紫紅，他努力吐出喉管裏的粘痰，才感到身上輕鬆了許多。於是他的大腦皮層也隨着活躍起來。他感覺，王須仁確有魄力，僅僅一個多月，“肅託”的烈火竟然燒得這麼熾烈，挖出來的託匪竟這麼多！谷亭縣委的主要幹部；幾乎都有問題，湖邊地委的主要負責人除了他和王須仁以外也陸續被捕。這使他想想上形成了沉重包袱，甚至感到憂心忡忡，似乎難以置信自己身邊會隱藏着這麼多敵人。“萬一搞錯了……傷害了自己的人？……”他不感往這方面多想，他覺得那就是懷疑“肅託”是錯了的……那豈不……他這個地委書記豈不負有直接責任？

李毅曾經和王須仁多次交換意見，提醒他不要搞逼供信，要掌握政策，要真憑實據。可須仁一常態，執拗得出奇，一口咬定不採取刑訊，—定無把託匪一網打盡。再説，區黨委既然把“肅託”領導權交給了王須仁，自己就應該支持王須仁的工作。自己就是不放心，也不好固執己見，更不應橫加指責和干預。今天在會上他配合王須仁的舉動，讓很多的人不理解，他覺得很委屈。可是，為了黨的事業，再委屈，他也要忍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