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指揮

軍隊指揮的基本問題主要包括軍隊指揮分類、指揮要素、指揮特性、指揮原則、指揮方式和指揮的組織與實施等。軍隊作戰行動的指揮，按作戰規模和層次，分為戰略指揮、戰役指揮、戰鬥指揮；按作戰空間，分為地面作戰指揮、海上作戰指揮、空中作戰指揮；按軍種、兵種，分為陸軍部隊作戰指揮、海軍部隊作戰指揮、空軍部隊作戰指揮、戰略導彈部隊作戰指揮和步兵、裝甲兵、炮兵、防空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電子對抗兵、潛艇部隊、水面艦艇部隊、航空兵、空降兵等作戰指揮；按作戰形式和專業，分為聯合作戰指揮、合同作戰指揮、後勤指揮和裝備指揮。軍隊其他行動的指揮，主要指組織所屬部隊的戰備行動、訓練演習、處置突發事件、搶險救災、國際維和等行動的指揮。構成軍隊指揮的必要因素，是軍隊指揮存在的基礎。包括指揮者、指揮對象、指揮手段、指揮信息和指揮環境。軍隊指揮的主體，包括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主要職能是為達成作戰目的進行運籌謀劃、發令調度和控制協調。除最高統帥外，指揮者同時又是被指揮者，具有指揮者與被指揮者的雙重性質。軍隊指揮的客體，構成指揮關係的被指揮單位和人員的統稱。又稱被指揮者。主要職能是以執行者的身份，按照上級的意圖、命令和指示去完成作戰或其他任務。被指揮者直接對指揮者負責，接受並具體貫徹執行指揮者的命令、指示。指揮活動中所運用的指揮工具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指揮器材、通信工具等，是指揮者與被指揮者相聯繫的橋樑和紐帶，是指揮信息的主要載體，是指揮活動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其性能對指揮效能具有重大影響。實施軍隊指揮活動所需要的情報、指令、報告和資料等的統稱。它直接反映指揮所需的各種客觀情況及其發展變化，是使指揮者與被指揮者通過指揮手段進行溝通、交流和聯繫的“中介”，是指揮活動能夠得以進行的一個基本條件和必備要素。影響指揮的各種客觀情況和條件的統稱。包括作戰時間和空間、指揮場所、電磁環境，以及戰場自然條件和人為條件等。既是指揮者認識、利用、改造的對象和實施指揮的客觀因素，又是指揮對象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基本情況。軍隊指揮特性是軍隊指揮有別於軍隊領導、軍隊管理等行為的不同特性，是軍隊指揮特有的性質。主要有：作戰行動的對抗性在軍隊作戰指揮中的集中反映，貫穿軍隊指揮的始終，深入指揮的各個方面。主要表現為指揮過程中的智力對抗、信息對抗和指揮機構的生存對抗。雙方指揮者針對對方的企圖和行動，尋找對方弱點和要害，出奇制勝；或切斷對方的信息來源，破壞對方的信息加工，阻塞對方的信息傳輸渠道；或以火力打擊、特種部隊襲擊和心理干擾，癱瘓對方指揮中樞，造成其指揮人員心理失衡，破壞對方的指揮。即軍隊指揮是一種強制性的組織領導活動。表現在指揮者對下屬的指揮多以強制性手段來完成，指揮者與被指揮者表現為命令與服從的關係。指揮者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威信，通過指令約束指揮對象的行動；作戰命令、指示的內容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受令者必須堅決貫徹、絕對服從，不得討價還價，更不得違抗命令、擅自行動。強制性是軍隊職能與執行作戰和其他任務的特殊需要所決定的，是確保軍隊在險惡嚴酷的環境中完成任務的需要，是統一作戰目的、意志、行動等的要求。即軍隊指揮是一種風險性很高的組織領導活動。戰場上作戰行動的蓋然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作戰指揮存在風險性。作戰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局。指揮員作出的每一個決定，都要冒一定的風險。指揮失利甚至失敗所帶來的風險和責任比其他活動都大。軍隊的其他行動往往緊急、複雜、變幻莫測，對軍隊其他行動的指揮仍然具有極大的風險性。指在時間效用存續期間，以儘可能快的速度，完成對部隊的作戰指揮活動。軍隊指揮的一切活動都有特定的時間要求，這是軍隊指揮的重要特徵。如適時的信息是實施正確作戰指揮的基礎，而過時的信息則對指揮基本沒有作用；及時的決策可以奪取先機，而一旦超出時間要求，錯過時機，就可能使整個行動陷入被動。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勝利。講究時效、抓住時機，既是使軍隊潛在作戰能力快速轉化為實際作戰效能的關鍵因素，又是充分利用有利戰機克敵制勝的關鍵環節。軍隊指揮原則，是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對所屬部隊作戰行動實施指揮所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反映着人們對軍隊指揮規律認識和把握的水平，集中體現着軍隊指揮思想的成熟程度。正確的軍隊指揮原則，對於完善軍隊指揮理論體系，推動軍隊指揮理論的深入發展，指導軍隊指揮訓練和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軍隊指揮原則，是隨着軍隊指揮的實踐而發展的，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軍隊，指揮原則不盡相同，但許多原則有其通用性。因此，要依據對軍隊指揮規律的科學認識，結合未來信息化戰爭軍隊指揮的客觀要求，探索和確立軍隊指揮原則，使軍隊指揮原則始終保持鮮明的時代特色，能夠系統地反映軍隊指揮必須把握的重要問題，並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主要原則包括：知彼知己，使主觀指導符合客觀實際；正確定下決心，周密計劃組織；統籌全局，抓住關鍵；集中統一指揮，積極機斷行事；堅定、迅速、不間斷指揮；力爭主動、力避被動；靈活使用兵力，巧妙運用戰法；周密組織協同動作，全面實施保障；充分準備，不打無把握之仗；充分發揮指揮機關特別是司令部的作用，提高指揮效能。軍隊指揮方式，是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對軍隊實施指揮的方法與形式。基本方式是集中指揮和按級指揮，還有分散指揮和越級指揮等。軍隊遂行作戰任務時，通常實行集中指揮和按級指揮，必要時實行分散指揮和越級指揮。集中指揮是部隊集中行動時實行的統一指揮，通常按照隸屬關係實施；不同建制部隊共同遂行任務時，由指定的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統一指揮。按級指揮即依照隸屬關係逐級實施的指揮。分散指揮是部隊在分散獨立行動時，根據上級總的意圖和原則性指示，結合具體情況所進行的獨立自主的指揮。越級指揮是在緊急情況下，對執行特殊任務的部隊超越一級或數級實施的指揮。越級指揮時，上級指揮員通常將指示通報被超越的指揮員，特殊情況下，也可不通報被超越的指揮員；被超越指揮部隊的指揮員在情況允許時，可向直接上級報告越級受領的任務和執行情況。通常按軍隊的編制和作戰序列形成的指揮系統組織與實施。軍隊作戰行動的指揮，根據作戰目的、作戰方針、作戰原則和上級命令，結合戰場實際情況，科學組織與實施。一般步驟和方法有：根據作戰目的，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需要掌握的主要情況有：敵方兵力、部署和行動企圖；上級的作戰意圖、任務，本級的作戰任務及可能得到的加強等；作戰地區地形特點，居民地、道路、港口、機場及社會、人文等情況；作戰區域氣象水文特點及其變化規律，作戰區域戰爭潛力等情況。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對敵情、我情、友鄰和戰場情況進行綜合分析研究，作出正確判斷，定下作戰決心。決心的主要內容包括：作戰企圖、主要攻擊方向、突破口或扼守的要點、作戰部署、行動方法、重要保障措施、完成作戰準備的時限、指揮的組織等。指揮機關根據指揮員的作戰決心，迅速制定作戰行動計劃和各種保障計劃，並將有關內容以命令和指示的形式迅速、準確地下達給部隊；組織協同動作和各種保障；組織建立作戰指揮系統；督促檢查部隊完成各項準備。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不間斷地掌握戰場情況的發展變化，通過監視戰場、督導執行、控制協調活動，始終保持對所屬作戰力量的不間斷指揮，糾正作戰中的行動偏差，保證作戰行動按計劃進行。當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應迅速定下新的決心，組織新的協同動作，實施強有力的保障，保證作戰任務的完成。當作戰任務已經完成，或政治、外交等形勢需要結束作戰，或戰場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原定作戰任務已無法完成，繼續作戰將陷入被動時，應根據上級指示，果斷結束作戰，並適時調整部署，組織部隊休整，準備執行新的作戰任務或撤離戰場。軍隊指揮是隨着軍隊的出現而產生的，並受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制約與影響。按歷史時期分為古代軍隊指揮、近代軍隊指揮和現代軍隊指揮三個發展階段。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戰爭的發展，軍隊指揮由簡單到複雜，由將帥直接指揮到通過司令部組織指揮，指揮的內容、方式、手段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最早的軍事組織發源於原始社會的狩獵活動，領袖為有效地組織各種力量，形成合力，必須對其進行編組、分工和指揮，於是，具有軍事意義的指揮行為便出現了。中國史書記載的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等爆發於原始部落之間的戰爭，其指揮尚處於一種最初始的形態。隨着奴隸社會的產生，出現了專門用於作戰的軍隊，也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軍隊指揮。到春秋戰國以前，戰爭規模、作戰方式都發生了許多變化，但軍隊指揮活動仍處於低級階段，主要特點：指揮主體簡單，作戰主要由統帥直接指揮，國家上層統治官員的文武職能沒有明確的分工，卿、大夫等平時管理政事，戰時指揮打仗；指揮手段簡單，統帥通常以口令、手勢、旗、鼓、鑼等發出的目視和音響信號對部隊作戰實施指揮控制；指揮控制範圍空間有限，由於軍隊比較少，作戰隊形密集，作戰空間較小，統帥站的地勢較高或騎在馬上就可以觀察到整個戰場的情況，指揮控制所屬軍隊的作戰行動。從春秋戰國到公元10世紀，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鐵的冶煉，軍隊的編制裝備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出現了建制的步兵、騎兵和水師。作戰中，車兵、步兵、騎兵緊密配合，出現了奇襲、迂迴、包圍、伏擊、側擊等戰法。各諸侯國常備軍數量急劇增加，僅秦、楚兩國就號稱軍隊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戰爭規模擴大，作戰機動距離也擴展到數百里至數千裏。這一階段軍隊指揮的主要特點：①文武分途。出現了專司統兵作戰職責的“將”，代表國王（統帥）出征作戰，專職將帥對作戰指揮具有很大的權力。《六韜・龍韜・立將》記載：“將已受命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出現了謀士羣體和幕僚機構，輔助將帥實施作戰指揮。《六韜・龍韜・王翼》敍述了專職謀士羣體的人員組成及專業分工：“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自戰國後期開始，謀士羣體作為一個機構（一般稱幕僚府）在軍隊中固定下來。幕府屬官主要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等，一般工作人員有掾屬、令史、御屬等，其主要職責是為主將出謀劃策、起草文書、傳達命令、評定賞罰。世界其他國家這一階段也出現了與中國古代相類似的謀士羣體和幕僚機構。如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軍隊的指揮機構中，有秘書、副官、憲兵、補給、工兵等幕僚人員輔佐將帥實施指揮；古羅馬統帥凱撒的指揮機構中有視察官、侍從官、秘書、勤務、監察等專業謀士人員。②指揮層次增多。軍隊體制出現了軍、旅、營各級，客觀上增加了作戰指揮的層次，進一步擴展了將帥和各級指揮員作戰指揮的內容。③指揮手段逐漸多樣化。除利用手勢、口語、旗、鼓、鑼、煙火等簡單手段指揮部隊外，以乘騎為主的運動通信、驛站通信、信鴿通信，以及利用陰符、陰書進行的保密通信成為信息傳遞的重要手段。中國從10世紀開始製造和使用燃燒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火器逐步登上戰爭舞台。初期，火器數量少、性能差，未能對作戰方法和作戰樣式產生重大影響，軍隊指揮未出現明顯的變化。中國的火藥技術和火器傳到歐洲後，許多國家在14世紀中葉也製造和使用火槍、火炮。隨着社會生產力和武器裝備的發展，軍隊數量和兵種增多，戰爭規模擴大，作戰傷亡與消耗增大，軍隊指揮增加了組織和運用火力、組織兵種協同等內容，戰鬥編組、後勤保障、戰場管理等比以往復雜。進入17世紀，火器逐步成為歐洲國家軍隊的主要裝備，軍隊人數迅速增長，軍隊指揮日趨複雜，有些國家軍隊中開始設立專門的組織機關。18世紀初～19世紀末，火器在作戰中得到廣泛運用，火槍、火炮的質量大幅提高；無線電通信用於軍事，許多國家相繼建立了龐大的陸軍、海軍，許多新的兵種得以產生，靈活的散兵線隊形出現；特別是隨着蒸汽機的運用和輪船、火車的出現，軍隊遠距離機動能力和後方補給能力大大提高，戰爭的規模和流動性進一步增大，引起了軍隊體制編制和作戰樣式進一步改革，客觀上要求軍隊指揮體制、手段、方式與之相適應。19世紀初，法國軍隊出現了參謀機構，通常被認為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司令部。普魯士軍隊成立了陸軍總參謀部，下轄4個署，並進行了嚴密分工。之後，歐洲等國家軍隊相繼設立了參謀部、司令部。在中國，清雍正八年（1730）建立了軍機處，負責處理軍務。與上一時期的幕僚機構相比，司令部具有一定的輔助決策功能，還初步具備了傳遞信息、檢查反饋和協調等貫徹實施將帥決心的執行功能。這一時期軍隊指揮的主要特點：①指揮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代意義上司令部的出現，使統帥與司令部共同構成軍隊指揮的主體，司令部在軍隊指揮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強。②指揮對象發生了變化。騎兵失去了主宰戰場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裝備着大量火器、成疏散隊形作戰的步兵，並出現了炮兵、工兵、輜重兵等新的兵種，軍隊逐漸向步、騎、炮、工等諸兵種合成方向發展，軍隊指揮的主要對象也隨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③增加了指揮的內容。作戰常以火力射擊開始，以冷兵器格鬥結束，組織與運用火力，組織槍、炮等火器與冷兵器之間的協同及不同兵種之間的協同，組織各兵種作戰編組、交通和後勤保障等，成為軍隊指揮新的內容。④指揮方式變化顯著。在作戰中，指揮員要經常判斷情況、定下決心，及時組織力量投入有利的方向去奪取勝利。為適應這種變化，作戰指揮逐步發展為以組織所屬部隊的作戰行動為主。⑤指揮手段實現了質的飛躍。出現了有線電、無線電通信，極大地提高了指揮效率。⑥擴大了指揮的範圍。由於戰爭的規模和流動性增大，指揮的時空範圍大為擴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飛機、坦克，化學武器也開始使用，原有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和海軍潛艇部隊有了很大發展。為了協調聯盟國之間的軍事行動，一些國家設立了不同形式的聯合指揮機構。組織聯盟國軍隊協同作戰和諸軍種、兵種合同作戰，成為軍隊作戰指揮的主要內容。有線電和無線電通信成為指揮的主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主要參戰國軍隊的主力兵團多數實現了摩托化、機械化，一些國家的空軍也成為獨立軍種，空降兵作為新的兵種出現在戰場，航空母艦編隊成為海軍的主力。軍隊指揮主要是組織諸軍種、兵種進行大規模的陸上攻防作戰和大規模的海戰、空戰、島嶼作戰、登陸作戰，以及相當規模的空降作戰等。一些國家組成了由國家和軍隊首腦參加的最高指揮機構，統籌本國的戰爭動員和軍隊作戰。戰爭期間，指揮空間擴大，指揮內容大幅增加；由各級司令部組成的指揮機構形成了指揮體系；電話、電報、無線電通信等指揮手段廣泛運用於戰場。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1927年開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戰勝了國內外強敵，奪取了全國政權，積累了豐富的軍隊指揮經驗，顯示了卓越的指揮藝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實行的是戰略上的集中指揮和戰役戰鬥上的分散指揮。根據地的最高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往往既是戰略指導者，又是戰役乃至重大戰鬥的直接指揮者。指揮手段比較簡單，只有高級指揮機關和少數主力部隊使用電話、電台聯絡，戰鬥指揮主要靠視聽信號和通信員的傳令。紅軍初建時，團以上部隊僅有精幹的指揮機關。1930年開始在軍團或軍的基礎上組成方面軍及其指揮機關。1931年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時建立了總參謀部，統籌戰略指揮。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主要是在敵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根據游擊戰爭秘密、迅速、突然、堅決、流動等特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指揮強調計劃性、主動性、靈活性。戰爭的全面計劃和部署，由中央軍委決策並集中指揮；根據地和游擊區抗日武裝的行動，由當地最高指揮員及其軍事機關決策並集中指揮；深入敵後開展遊擊活動的部隊，根據總的意圖，按實際情況分散指揮；主力軍與地方軍共同作戰時，由主力軍統一指揮。戰爭初期，中央軍委採取設立軍委分會等方法，分別統一指揮當地抗日武裝鬥爭。隨着根據地的擴大，相繼建立了軍區、軍分區。初期由主力軍指揮機構兼任地方軍區指揮機構。在敵人大規模“掃蕩”“清鄉”時，主力軍指揮機構一般不再兼任地方軍區指揮機構。戰爭中、後期，形成了從中央軍委到大軍區、軍區、軍分區比較健全精幹的指揮體系。指揮手段除簡易信號通信外，較普遍地使用了有線電通信和無線電通信，並組織羣眾性的情報、通信、交通網。解放戰爭時期，軍隊指揮的集中統一性空前提高，戰略方針、原則、計劃由中央軍委制定，重大的戰役行動由各野戰兵團在中央軍委指揮下進行。為適應大兵團作戰，組成了若干個野戰軍指揮機構。戰略決戰時，幾個野戰軍指揮員臨時組成總前委，按照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統籌黨政軍全盤工作和統一實施作戰指揮。這一時期，指揮機構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強調集中統一下的靈活指揮，指揮員的指揮能力大大提高，軍隊指揮內容豐富多彩，方式靈活多樣，特別是戰略指揮和戰役指揮，通觀全局，掌握關節，既指揮己方部隊，也調動敵人，顯示了高超的指揮藝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的軍隊都利用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發射各種偵察和通信衞星，建立電子偵察系統，擴大了獲取情報的手段和範圍，提高了傳遞處理情報的速度和能力；發展了電子干擾設備，加強了電子對抗能力；裝備了現代化指揮器材，特別是指揮自動化系統的建設和發展，不斷提高了指揮效能，保障了不間斷指揮；通過組織現代條件下的軍隊演練和模擬試驗，以及對局部戰爭的指揮實踐進行經驗總結，不斷研究和改進了軍隊的組織指揮。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以電子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現代高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發達國家軍隊的武器裝備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促使戰爭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並對軍隊指揮產生了極大影響。諸軍種、兵種聯合作戰成為主要作戰形態，軍隊指揮受政治、外交等因素的制約性加大，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需要關注的問題增多，指揮空間由陸、海、空擴展到陸、海、空、天、網絡電磁領域，指揮對象涉及更多的軍種、兵種。與作戰形態的發展變化相適應，指揮手段的信息化程度空前提高，建立和完善了指揮信息系統，極大地提高了指揮效能。作戰指揮層次呈減少趨勢，指揮體系向扁平化發展。指揮領域的對抗日趨激烈，作戰指揮系統的生存和穩定問題更加突出。奪取戰場信息優勢成為作戰指揮的重要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了新的正規化發展時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指揮特點。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了現代條件下指揮大兵團作戰和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指揮理論。這一時期軍隊作戰指揮的主要特點：指揮機構更加健全；大量實施越級指揮和靠前指揮；組織陸軍多兵種協同作戰成為作戰指揮的重要內容；計劃組織作戰的程序進一步成熟、規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軍隊作戰任務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遂行了國土防空作戰、近海防衞作戰、平叛作戰、援外作戰和邊境地區自衞反擊作戰等。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一江山島對國民黨軍隊進行聯合登陸作戰，取得了組織指揮陸海空軍部隊聯合作戰的經驗。這一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着眼未來反侵略戰爭的特點和發展，總結中外戰爭歷史經驗，開展軍事學術研究，不斷改善指揮組織和指揮手段，加強部隊和指揮機構演練，並在組織指揮戰備行動、訓練演習等行動中，提高了現代條件下組織指揮諸軍種、兵種合同作戰和聯合作戰的能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軍隊指揮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軍隊精簡了指揮機關，建立健全了軍事院校培養指揮人員的制度；修訂和頒發了司令部工作法規；大力開展指揮信息系統建設；廣泛開展了信息化條件下作戰指揮特別是聯合作戰指揮問題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成果；各級指揮人員的訓練演習不斷加強，聯合作戰的指揮能力進一步提高。從21世紀初開始，人民解放軍大力探討信息化條件下軍隊指揮理論，積極探索適應信息化條件下聯合作戰的指揮體制建設問題，並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指揮信息系統建設上，積極進行綜合集成，加強全軍通用指揮數據鏈系統建設，構建覆蓋全軍的互聯、互通、互操作的指揮信息系統，指揮手段逐步進入信息化時期。隨着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軍事革命的迅猛發展，傳統的戰爭理論和作戰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軍隊指揮作為履行軍隊職能的能動性活動，將隨着戰爭形態的發展而發展，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戰爭形態由機械化戰爭向信息化戰爭的轉變，要求軍隊作戰力量編成、行動的一體化，也必然要求其指揮的一體化。包括軍隊指揮結構一體化、指揮人員構成一體化和指揮手段一體化。軍隊指揮的一體化將各個指揮要素有機地融為一體，實現作戰力量的有機結合和資源共享，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能。隨着軍隊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升，軍隊指揮將越來越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指揮的科學性主要表現為作戰決策、計劃組織和控制協調活動的科學性。未來戰爭，戰場情況變化更加迅速，提高指揮決策效率的要求更高，應實施留有餘地的彈性決策和追蹤修正決策，適當下放決策權，賦予指揮對象臨機決策權，必要時實施委託式指揮等方式，實現指揮決策的靈活性。隨着計算機輔助決策系統的廣泛運用，以往單靠個人的指揮經驗、採用簡單的決策方法進行指揮的方式已成為歷史，智能化的輔助決策系統將逐步實現條理、客觀地評估戰場情況，精確實施各種戰術計算，顯示多樣性作戰方案，對不同方案進行優選評估，對決策執行情況進行跟蹤評估和自動形成補充、修正決策方案的功能，以減少指揮過程中的蓋然性，使軍隊指揮向科學化方向發展。精確高度集成的指揮信息系統和互通互聯的信息網絡，使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層次減少、指揮程序簡化、指揮手段一體。情報信息的蒐集、製作、分發和利用將通過網絡實時處理，指揮決策和情況反饋的時間將大大縮短；指揮機關對作戰力量、戰鬥單元、火力單元乃至單兵的指揮控制將依託網絡系統實施，實現扁平式網絡化調控，使指揮控制的精確性、時效性大大提高。未來戰爭，大量使用遠程精確制導、電子戰、信息攻防等武器，具備了直接將毀傷力、破壞力、摧毀力作用於敵方指揮系統中諸軟件、硬件的物質基礎和手段，指揮系統已成為敵對雙方打擊的關鍵目標，並貫穿作戰全過程，以“軟”“硬”打擊手段作用於敵方指揮信息系統的直接對抗，將成為指揮領域對抗的主體和重心，指揮領域對抗將逐步演變為一種關係戰爭成敗勝負的對抗形式。信息化戰爭，信息成為未來戰爭的戰略資源，圍繞信息展開的爭奪日益激烈、頻繁、持久，在向敵方指揮信息系統實施信息進攻的同時，還要保持己方指揮信息系統的穩定，防止敵方的攻擊破壞；在實施信息防禦的同時，也會採取以攻助防的策略，指揮的計劃組織將更加嚴密，指揮領域內爭奪信息優勢的鬥爭將更加激烈，指揮機構的防護能力和機動能力將不斷提高。信息化戰爭，戰場情況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要求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必須快速作出反應，協調部隊行動。為此，必須精確掌控信息，依託偵察監視、情報網絡、預警探測等系統，多途徑、多手段蒐集、獲取全方位的情報信息，為實時調整計劃、制訂方案、控制協調部隊行動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必須精確掌控時空，針對一體化聯合作戰持續時間縮短、作戰空間拓展等特點，對作戰時間、戰場空間進行實時、精確控制，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效凝聚廣闊戰場空間的各種作戰力量，使其作戰能量能夠聚焦釋放。必須精確掌控力量，針對一體化聯合作戰力量的特點，及時對部署高度分散的各作戰單元進行精確控制，確保能夠形成系統作戰能力，對敵進行協調一致的打擊。未來作戰的指揮主體不僅是精通作戰指揮理論、智勇兼備、善於指揮、敢於決斷、富有經驗的高智力指揮羣體，而且必須具備多種指揮技能。

發佈者：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