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與西藏

再版序言

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元明王朝與西藏的關係

第二節 清王朝與西藏的關係

第二章 支持喇嘛教 利用喇嘛教：清王朝對西藏的基本國策

第一節 後金政權與西藏的最初接觸

第二節 清王朝對達賴、班禪的冊封

第三節 金奔巴瓶制度的確立

第四節 清王朝的喇嘛教宣言：《喇嘛説》

第三章 政教合一 經濟一體：清王朝對西藏的特殊政策

第一節 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基本法：《欽定章程》

第二節 政教合一體制的確立

第三節 西藏的地方經濟與貨幣

第四章 有力的靠山 強烈的向心：達賴、班禪的內地之行

第一節 五世達賴北京之行

第二節 六世班禪承德之行

第三節 十三世達賴北京之行

第五章 進駐西藏 管理西藏：清王朝駐藏大臣的設置

第一節 駐藏大臣設置始末

第二節 駐藏大臣衙門

第三節 駐藏大臣事蹟

第六章 維護統一 維護統治：清王朝出兵西藏

第一節 康熙朝驅除準噶爾之戰

第二節 雍正朝平定西藏內亂

第三節 乾隆朝擊退廓爾喀之入侵

第四節 出兵西藏的歷史意義

第七章 民族和睦 共建家園：內地與西藏的文化交流

第一節 清代漢藏關係

第二節 清代蒙藏關係

第三節 清代滿藏關係

第八章 國家一統 雪域繁榮：清王朝統治西藏的歷史功績

第一節　中國版圖的最後確定

第二節　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第三節　西藏地區的百年安定

參考書目

附表：

一、清代皇帝一覽表

二、歷世達賴、班禪一覽表

三、清代歷任藏王、攝政一覽表

四、清代駐藏大臣一覽表

後記

清代筆記卷帙浩繁、內容豐富，記載了大量有關西藏的史料，既可與《清史稿》《清實錄》等正史相互印證，也可補正史之不足。 筆記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數次用兵西藏、駐藏大臣設置、章嘉呼圖克圖等內容，體現了清代中央政府鮮明的國家主權意識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也為我們更全面、更客觀地瞭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 清廷治藏的成功經驗對解決西藏現實問題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 

縱觀元明清三朝對西藏的治理，雖各有所長，但總體來説，清朝對西藏的經營是最成功的，也是最全面的，即使鴉片戰爭以後，國運多艱，內憂外患，清政府對西藏的主權意識仍沒有絲毫的減弱，而是竭力周旋，千方百計地維護西藏地方的穩定，使其內向中央，這在學術界已基本達成共識。 作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文治武功之盛一向為後人稱道，在其二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中，戰爭從來都沒有缺席過，不是對內平叛亂，就是對外抗侵略，康乾的盛世之音也不是純粹的昇平景象，因此，清朝的歷代皇帝普遍能勵精圖治，且具有憂患意識，文武大臣也不乏棟樑之才。 只是到了近代，老邁的大清帝國再也追不上歐美、日本諸列強前進的步伐，頻遭侵略，屢戰屢敗，戰敗則求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晚清重臣如李鴻章之流也回天乏術，終致各地蜂起，民國建元。 在大清的歷史舞台上，“西藏”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它像一面鏡子，映照了數百年的風雲變幻、興衰榮辱。

有關清代西藏的史料，多見於《清史稿》《清實錄》《東華錄》《東華綠錄》等正史，徐珂編撰並彙輯野史筆記及當時新聞報刊所載的《清稗類鈔》也有 25000 餘字的西藏史料，另有後人整理、點校的數十本清代筆記，也將西藏納入關注的對象。 受乾嘉學風的影響，清代筆記作者的創作態度也是非常嚴謹的。《舊典備徵》“自序”：“餘性甘淡靜，自庚寅官中書後，公退多暇，惟以文史自娛，凡夫藝苑遺聞、中朝故事，涉獵所及，輒裁矮紙漫筆記之。 歲月侵尋，忽忽廿載，聚書稍富，聞見日增，篋中叢稿所積遂亦尺許厚矣。 年來蒿目時艱，百事廢懶，久不復留意於斯。 兄子聯沅與小兒輩懼其日久散佚也，嘗竊竊偶語，議付手民為梓行計。餘謂此記問之學，只可自怡，一旦流佈士林，恐宿儒病其浮疏，新學且嗤其陳腐也耳。 顧念雪鈔露纂，寒暑迭更，每當一燈熒然，羅書滿幾，潛心探討，觸類引申，往往因一事之搜求，檢閲羣編，鈎稽累月，眼昏手繭，心力交疲，享帚之珍，良有不能自已者。 爰勉徇其請，復取所錄，手自整理，薙厥煩蕪（原稿於説經考史諸條採摭最富，第經史本為專門之學，條舉細故，不免掛漏貽譏，因汰去十之七八），掇拾所存，尚輯成為四十卷。 ”［1］而筆記隨筆而記的特性，相比正史，雖難免龐雜，但經過詳細鑑別、比對，還是可補正史之闕，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

西藏的安寧關乎國家的穩定，但凡其地有事，清廷上下都非常重視，屢次派重臣統兵入藏，並且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進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維護了西藏的安寧，促進了西藏的繁榮。 福康安、海蘭察、嶽鍾琪等名將皆為一時之選，都曾入藏作戰，戰功赫赫。 皇十四子允禵、福康安更因遠征西藏而授“大將軍”銜，這是極高的榮譽。《舊典備徵·卷一·大將軍》載：“（康熙）五十七年十月，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徵西藏）。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福康安為大將軍（徵廓爾喀。 原授將軍，徵文則加‘大’字）。 ”［2］

乾隆後期驅逐廓爾喀之戰，使清中央政府更好地對藏行使主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稱得上是畢其功於一役。 筆記所記也很翔實。《嘯亭雜錄·卷六·廓爾喀之降》載：“廓爾喀自古不通中國，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 ……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黥，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木巴珠爾。 復以通商事，後藏人倚班禪勢不與其值，遂相結怨，其人突入後藏據之，此乾隆五十三年事也。 純皇帝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剿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諳番人語，遂命監其軍。 巴忠自恃為近臣，不復為鄂、成二人所統屬，遂自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願歲納元寶一千錠以贖其地。 廓爾喀欲立券約以為憑信，時達賴喇嘛以為不可，而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約而歸。 逾年，廓爾喀頭人索歲幣，達賴喇嘛吝不與，其有呈進表文，語不恭順，復為駐藏大臣普福匿不以聞。 廓爾喀頭人遂劫藏中頭目瑪爾沁以為質，復構兵入後藏，擄掠而歸。 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並欲棄前藏歸，賴達賴喇嘛不肯輕棄重器以免。 事聞，上震怒，巴忠畏罪，投河自斃，乃命褫保泰爵，改名俘習渾，國語所謂賤役也。 乃命粵督福康安、領侍衞內大臣海蘭察為大將軍，統索倫、吉林及川、陝諸路兵入討之。 其糧餉則命大學士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 五十七年春，福康安由青海路進兵。 時青草未茂，馬皆瘠疲，糧餉屢絕，運糧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絕其餉以令其自斃。 賴福康安行走速疾，於四旬至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師。 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絨轄，防其抄襲後路。 福康安、海蘭察二人與賊戰於擦木，戰於瑪爾轄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侵後藏地悉復。 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據於噶多溥。 福康安分前隊為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為二，福自統之。 遣護軍統領枱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爭持，福康安由間道衝賊營，海蘭察又繞山出賊營後，與福相合勢。 共克木城、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某。 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康安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以壯軍威。於是舉國洶懼，遣人乞降。福康安曰：‘是緩我兵也！弗可聽。 ’嚴檄斥之。 七月庚子，裹糧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木集等處七百餘裏，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 至熱索橋，福康安以為勢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以戰，自比武侯也。 我兵皆解橐鞬負火槍以休息，賊乘間入，我兵狼狽而退，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陣亡者。賊復遣人乞和，福康安遂允其請。 賊獻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木第馬達特塔巴等齎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上鑑其誠，乃許受降。 八月丁亥班師。 是役也，巴忠既辱國於前，福康安復僨師於後，猶賴夷人畏葸，為國家威德所懾，故爾獻表投誠，以結其局。 後之用兵絕域者，應引以為戒歟。 ”［３］

此次驅廓之戰的起因、經過、結果，《清史稿》《清史錄》中均有詳細記載。“巴忠畏罪自殺”一事，筆記與《清史錄》略有出入。《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丙子諭：“前因廓爾喀侵擾後藏，派令鄂輝、成德、巴忠前往辦理。 巴忠自恃御前侍衞，率意專擅，欲圖草率完事，且因通曉唐古忒語言，輒向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私自計議，與廓爾喀説和，令其退回侵佔之聶拉木、濟嚨、宗喀三處，每歲議給元寶三百個作為地租。 嗣因丹津班珠爾以事已完畢，未照前議給銀，致廓爾喀復行滋擾。去年起事之時，巴忠自知罪重，即投河自盡。”［４］這與《嘯亭雜錄》中“願歲納元寶一千錠以贖其地”在數量上不一致。 丁實存的《駐藏大臣考》載：“十二月清廷命將軍福康安由青海抵藏督兵進討，五十七年正月，福康安奏廓爾喀起釁情由，因上次巴忠陰許藏給廓番銀元寶三百枚，退還藏地，後唐古忒不能如數給付。 廓爾喀犯邊界之前，曾寄稟保泰等懇給付所許銀兩，並於藏地行用廓爾喀錢，保泰等徇隱不奏，致生事端，高宗命將保泰枷責示從，以示懲戒。”［５］這則材料出自李桓所輯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八十六·將帥二十六》，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且與《清實錄》所記基本一致，筆記所載可能有誤。

關於台斐英阿的死因，正史與筆記所載相差很大。 正史中台斐英阿是在進攻甲爾古拉、集木集時陣亡，而在進攻這兩個地方之前，清軍早已拿下熱索橋，筆記所言有誤，但問題的關鍵是台斐英阿之死與富康安的指揮到底有沒有關聯。《清史稿·福康安》只是輕描淡寫：“福康安恃勝，軍稍怠，督兵冒雨進；賊為伏以待，台斐英阿戰死。 ”［6］而《清實錄》所記皆為福康安所奏，隻字未提指揮不當。 魏源的《聖武記·外藩·乾隆徵廓爾喀記》中只説：“海蘭察欲扼河立營，福康安不可，踰橋攻之，冒雨上山二十餘裏，至斗絕處，賊乘高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賊三路來犯，我兵且戰且卻，死傷甚眾，賴海蘭察隔河接應，而額勒登保扼橋力戰，乃退賊。”［7］因無明確佐證，不知從何説。但福康安恃功自傲、行事剛愎自用卻是不爭的事實。《清史稿·福康安》中有這樣一段話：“福康安受高宗殊寵，師有功。 在軍中習奢侈，犒軍金幣輒鉅萬，治餉吏承意指，糜濫滋甚。 仁宗既親政，屢下詔戒諸將帥毋濫賞，必斥福康安。”［8］這可與《郎潛紀聞三筆·福康安威福自恣》相印證：“……又綿州李觀察調元《童山詩集》有《清江行》，為福公出徵後藏過綿而作。 其述當時供張之盛，聲勢之赫，亦復窮極奢麗，尊若帝天。 可見福公雖有功邊疆，未免威福自恣，宜仁宗皇帝諭旨，每誡臣工，多以福康安與和珅並舉歟。 今之身非勳戚，進由武功，國寄鎖鑰，家對旌節者，幸無忘滿盈之戒，開貨賂之萌，而使蠻酋獠長，笑中朝宰相之非人也。”［9］

至於“和珅指使運糧布政使欲絕福康安大軍餉以令其自斃，幸未得逞”這一説法，恐不實。 一方面，他的弟弟被乾隆皇帝委以重任，督辦前藏以東台站烏拉等事，並因恪盡職守而得皇帝的褒獎；另外據《清史稿·阿桂》定廓爾喀十五人：“大學士福康安、阿桂、和坤、王傑、孫士毅、領侍衞內大臣海蘭察、尚書福長安、董誥、慶桂、和琳、總督惠齡、護軍統領枱斐英阿、額勒登保、副都統阿滿泰、成德。 ”［10］和珅也名列其中，僅在福康安、阿桂之後，作為朝廷重臣，應該不會如此不識大體，道聽途説的可能性比較大。

駐藏大臣是研究清史，尤其是研究清代西藏史的學者無法忽視的重要關節，這方面的專著、論文不勝枚舉，筆記中同樣也有零星片斷的記載，雖不成系統，但仍有參考價值。

《清史稿·藩部八·西藏》記載：“（五十七年）八月，廓爾喀遣使進貢。 福康安以廓爾喀屢請投誠奏入，奉旨受降。 時以廓境益險，八月後即雪大封山，因允所請。 於是福康安率大兵凱旋，撤回藏。 議定善後章程：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平等；噶卜倫以下由駐藏大臣選授；前後藏番歸我設之遊擊、都司節制訓諫；自行設爐鼓鑄銀幣；設糧務一員監督之。 至是，我國在藏始具完全之主權。”［１１］駐藏大臣雖不是設於乾隆時期，但其權力的擴大卻是在廓爾喀納降之後。 黃奮生撰寫的《清代設置駐藏大臣考》一文，刊載於《邊政公論》①第一卷第二期，材料可靠，考證謹嚴。 全文共分六個部分：1.引言；2.駐藏大臣之創始時期———康熙；3.駐藏大臣之明定時期———雍正；4.駐藏大臣職權之確定與擴大時期———乾隆；5.駐藏大臣職權之衰微時期———光緒；6.後論。 將駐藏大臣的職權歸納為六點：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平等；文武官吏任免與指揮、監督權；大喇嘛轉世監定權；財政監管審核權；通信檢查權；交通統制權。 這樣，政治、軍事、宗教、財政、交通諸種大權統攝的駐藏大臣，與康雍兩朝的駐藏大臣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了。 魏源在《聖武記·外藩·國朝撫綏西藏記下》一文中盛讚：“自唐以來，未有以郡縣治衞藏如今日者。 ……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１2］將乾隆朝作為駐藏大臣職權的確定與擴大時期，是比較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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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邊政公論》，1941 年 8 月 10 日創刊於四川巴縣，由南京中國邊政學會邊政公論社編行，初為月刊，後於 1946 年 7 月第 5 卷第 1 期起在南京出版，改為季刊。 該刊主要欄目有：論著、譯述、文藝、書評、紀行、專載、讀者通訊、邊地通訊、邊政資料、考古調查報告等，以“專著”欄為主體，同時隨時增開各種專欄。

成書於乾隆朝後期的筆記也有類似的表述。《嘯亭雜錄·卷二·活佛掣籤》記載：“西藏喇嘛自宗卡卜興揚黃教，其徒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呢率言永遠轉生以嗣其教。 行之日久，其徒眾稍有道行為人推許者，亦必踵其轉生之説，以致呼畢爾罕多如牛毛。 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貲產者，乃請託達賴喇嘛指其子侄為的乳，互相承授，與中國世爵無異。 純皇帝習知其弊，因其陋習已久，難以遽革，因命制金奔巴瓶，設於吉祥天母前。 遇有呼畢爾罕圓寂者，即揀其歲所生產子之聰慧者數人，書名於籤，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封名掣之，賄請之弊始絕。 時謂之活佛掣籤雲。 ”［１3］《樞垣記略·西藏設官》記載：“西藏地分前後，相距千餘裏。後藏西南毗連巴勒布（即科爾喀）番界，距後藏千數百里。 乾隆五十三年侵犯後藏邊境，經官兵申討，畏威服罪，始移駐唐古忒兵丁防守。 其設官如名‘噶布倫’者，總理全藏事務；‘戴繃’管理番兵之職；‘第巴’為守土之官；均由駐藏大臣會商達賴喇嘛酌定奏補。 外有理藩院司員（即章京），由京簡放，專司達木額魯特及三十九族番子事務。 其管理刑法頭人，番語呼為‘朗仔轄’，凡唐古忒番人犯罪者，分別輕重，罰以金、銀、牛、羊，即行減免。 此國例也。 ”［１4］《聽雨叢談·西藏蒙古藩封》記載：“輔國公二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倫四人（內一人用輔國公兼之）。 戴琫五人，第巴三人，堪布一人，聽駐藏大臣節制。 ”［１5］

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事蹟，也見於筆記。《嘯亭雜錄·卷九·拉傅二公》記載：“拉忠襄公佈敦，姓董鄂氏。 以世蔭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 公多巧思，每剪製衣服，修理洋鐘錶，皆稱絕伎。 乾隆戊辰，奉命同傅襄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 傅為孝賢純皇后之兄，性甚忠鯁，其弟文忠公貴，公尚於人前呵叱之。 時藏王頗羅鼐新故，其子朱爾墨特札布性兇悍，與準夷勾通，誣其兄某謀逆，手剚其胸，計日舉事。 二公密劾，上命嶽襄勤公鍾琪率兵討之。 道里遼遠，嶽公不時至，而賊逆謀益日熾，二公計曰：語云‘千里裹糧，土有飢色’，況兵行萬里乎？ 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矯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為其屠害，而嶽公不獲進討。 非惟徒死無益，而是棄二藏地也。 不若先發制人，雖死猶生，亦可使繼之者易為功也。 二公因矯詔召朱至樓上宣詔，預去其梯，朱跪拜際，傅公自後揮刃立斷其首。 賊眾圍樓數重，二公知事不濟，傅襄烈先自刎死，拉忠襄揮淚久之，挾刃跳樓下，殺數十人，腸出，委蛇於地，然後死。 事聞，上震悼，封二公為一等伯，建雙忠祠於石大人衚衕以祀之。 ”［１6］這與《清史稿》中傅清傳、拉布敦傳所載的基本一致，只是敍述得更加詳細，更加生動。 駐藏大臣紀山也因對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姑息養奸而被賜自盡，《清史稿》中無紀山傳，有關他的結局也只有一句話：“（乾隆十六年三月）乙丑，賜紀山自裁。 ”［１7］而筆記所述卻可補其不足。《舊典備徵·卷五·大臣罹法》記載：“駐藏副都統、前四川巡撫紀山（以事事順從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縱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誅後，都統傅清等為亂黨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盡）。 ”［１8］《蕉軒隨錄·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記載“:……初，紀山之在藏也，性怯懦，惟知順從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任其妄為，並與之盟誓。 令兵丁演戲，名自樂班，時與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宴會觀劇。 又送八轎一乘，派轎伕前往教演番奴抬轎。 迨傅清、拉布敦至，示以體制，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不遵，積成嫌釁，遂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錫等通欵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為汗，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為聲援。 值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及饋獻諸物，其事遂敗。該逆就擒後，將軍策楞等據實入奏，而紀山先已挐交刑部治罪，上怒甚，念其父曾經出師陣亡優恤，不忍肆諸市，命刑部尚書阿克敦、內大臣嵩春齎旨往獄中，令其自盡。 ”［１9］

滿、蒙八旗大臣多因軍功或祖蔭授官，但也有出身科甲的，有的曾任駐藏大臣（駐藏辦事大臣、駐藏幫辦大臣）。《舊典備徵·卷四·八旗大臣起家科甲者（摘錄）》記載：“本朝八旗子弟，專重騎射，風尚質樸，不以文事爭能，故起家科第、馳聲藝苑諸人，大都不甚貴顯（如納蘭性德、法式善、盛昱皆是）。 嘉慶甲戌科慶祿（駐藏辦事大臣）；道光癸未科赫果威特賀①（駐藏辦事大臣），丙申科毓檢（駐藏辦事大臣）；咸豐丙辰科錫縝（駐藏辦事大臣）；光緒丁丑科訥欽（駐藏幫辦大臣）；乾隆癸酉科嵩濂②（駐藏大臣）；同治壬戌科文海（駐藏辦事大臣）。 ”［20］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圖克圖併為清代四大活佛，達賴喇嘛駐前藏、班禪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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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清史稿》，即“赫特賀”。

②嵩濂為駐藏幫辦大臣。 參見顧祖成等編的《清實錄藏族史料·清代駐藏大臣年表》，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德尼駐後藏、哲布尊丹巴駐蒙古，章嘉呼圖克圖的本寺是青海互助縣的佑寧寺，幾次入藏，並曾長駐京師。李德成的《清代駐京八大呼圖克圖述略》載：“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康熙皇帝賜予二世章嘉活佛‘呼圖克圖’封號，又封其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賜金印，任命其為駐京掌印扎薩克達喇嘛，掌管北京的藏傳佛教事務，意在以其加強與蒙藏地區的聯繫。 這是章嘉呼圖克圖任駐京掌印扎薩克達喇嘛之始，也確立了章嘉呼圖克圖在駐京呼圖克圖中的領袖地位。 整個清代，只有章嘉活佛系統一直被任命為國師。 ”［21］章嘉活

佛在青海、蒙藏地區都有崇高的地位和深廣的影響，為清政府管理藏傳佛教和有效治理蒙藏地區做出了重要貢獻。①

無獨有偶，筆記中對章嘉活佛的事蹟也有關注。《嘯亭雜錄·卷十·章嘉喇嘛》記載：“國家寵幸黃僧，並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 祗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仗其徒，使其誠心歸附以障藩籬，正《王制》所謂‘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 然亦有聰慧之士生其間者，如章嘉國師者，西寧人，俗姓張。 少聰悟，熟悉佛教經卷，純皇帝最優待之。 性直鯁，上嘗以法司案卷令師判決，師合掌曰：‘此國之大政，皇上當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之人所敢預也。 ’又寺與某相國鄰，師惡其為人，卒不與之往來。 其尤著者，為折服哲敦番僧叛謀之事，故詳載之。 乾隆乙亥，阿逆之謀既露。 誠勇公命喀爾喀親王額林沁伴之入覲。 額中途泄其謀，故縱阿去，上震怒，賜額自縊。故事，元太祖裔從無正法者。諸部蠢動，曰：‘成吉斯汗後從無正法之理。’因推其兄哲敦國師為主，勢多叵測。 師時扈從木蘭，上以其事告之，師曰：‘皇上勿慮，老僧請折簡以消逆謀。 ’因夜作札，備言：‘國家撫綏外藩，恩為至厚。 今額自作不軌，故上不得已施之於法，乃視蒙古與內臣無異之故，非以此盡疑外藩有異心也。 如雲元裔即不宜誅，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 況吾儕方外之人，久已棄骨肉於膜外，安可妄動嗔相，預人家國事也？ ’遣其徒白姓者，日馳數百里，旬日始達其境。 哲敦已整師刻日起事，聞白至，嚴兵以待，坐胡牀上，命白匍匐而入。 白故善遊説，備陳其事顛末，哲敦已折服。 更讀師札，乃善諭白歸，其謀乃解。 夫蒙古素稱強盛，歷代以全力御之，尚不能克，師乃以片紙立遏其奸，亦可嘉也。 師守戒甚嚴，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典盡識其字，人爭異之，亦彼教中篤行之士也。 或言師有奇術，因造諸怪誕不經之事以歸之，則非餘所敢知也。 ”［22］《檐曝雜記·蒙古尊奉喇嘛》記載“:……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怵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 其明驗也。是以上亦有國師，號章嘉胡土克圖，住京師之栴檀寺。 每元旦入朝，黃幰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為有福。 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 餘嘗見章嘉……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 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23］《清稗類鈔·宗教類·高宗詔譯佛經》記載：“乾隆時，高宗以舊譯佛經多失本真。 詔開清字經館，以唐古忒文譯西番文，又以蒙古文譯唐古忒文，再以滿文譯蒙古文，於是往之真面目始出。 又仿譯經潤文之例，董以親王，總以章嘉國師，置翻譯生若干員。《金剛經》之‘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句，原本甚冗長，凡十數句，唐人譯本節之耳。 又西藏獨無《楞嚴經》，章嘉國師乃以唐古忒文譯之，俾流佈於藏中。 ”［24］

章嘉活佛以其在蒙古地區的威望，消弭兵禍，使百姓免受戰爭之苦；雖備受恩寵，但並不妄自尊大，擅議朝政；愛國愛教，不辭辛勞，傳播經典，真是有德高僧，令人敬仰。

透過清代筆記中的西藏史料，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治藏政策皆以務實為本，恩威並施、剿撫並舉，以國家安寧、西藏穩定、百姓安居樂業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成為歷代王朝成功治藏的典範。 因蒙古崇奉黃教，清政府順勢而為，以綏安蒙古、屏障藩籬計，尊奉佛教、優待喇嘛，但卻不像明那樣一味縱容、亂封濫賞，而是因時、因地制宜，使各大活佛各得其所，各自發揮所長，可謂人盡其才。 清朝的宗教政策一直比較理性，包括藏傳佛教在內的各種宗教流播範圍有限，並一直處於可控狀態，儒家思想仍牢不可破，為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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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詳見星全成的《章嘉活佛系統在清朝治理蒙藏地區中的作用》以及陳柏萍的《清代章嘉活佛的地位和影響》，均出自《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3 期；又參見李德成的《清代駐京八大呼圖克圖述略》，《中國藏學》，2011 年第 2 期。

之本。 即使在喇嘛位高權重的元帝國，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元史·仁宗（三）》記載：“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 ’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25］《南村輟耕錄·後德》記載：“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 忽一日，帝師來啓太子母后曰：‘曏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 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損太子真性。 ’母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知道德。 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 舍此他求，即為異端。 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赧服而退。”［26］筆記中的史料大多符合史實，但也有虛妄荒誕之説，張冠李戴之處，需要與其他史書詳加比對才能使用。 但清代筆記中的史料仍為我們打開了瞭解清代西藏的另一扇“窗子”，看到了不一樣的“風景”，恰如嶽鍾琪將軍在《西藏口號》中的詩句“天連塞草迷征馬，雲擁沙場冷戰袍。 ”在今天乃至未來，筆記中仍有許多很有價值的東西等待我們去挖掘、去欣賞，這又是何等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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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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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徐珂編.清稗類鈔（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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