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爾什·雷熱

涅爾什·雷熱（Nyers Rezső，1923年3月21日——）

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匈牙利社會黨主席。

1923年3月21日生於布達佩斯的一個工人家庭。父親老涅爾什（1898——1956）是一名機械工人，1945年起先後任基什佩斯市（1950年併入大布達佩斯，改製為布達佩斯第十九區）市長、布達佩斯第十九區人民議會主席。涅爾什·雷熱自幼在布達佩斯讀小學和中學。1938——1942年在印刷技術學校學排字，1942年起在奇爾切和達爾紹圖書公司印刷廠當排字技術工人。1943——1945年在不同的印刷廠工作。

1938年起，涅爾什·雷熱參加人工人運動，1940年加入匈牙利社會民主黨。1941——1942年任全國青年委員會委員，1942年加入印刷工人工會。1944年被強徵入伍，為逃避兵役於同年12月轉入地下。1945年解放後，曾一度在人民警察局工作，1945——1947年任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基什佩斯市委員會副書記、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進入社會民主黨機關報《人民之聲報》報社出版部工作。1947——1948年先後任社會民主黨佩斯州和佩斯周圍地區組織副書記、書記。1945——1948年任社會民主黨青年運動全國領導機構成員，同時任基什佩斯議會社會民主黨團書記。1947年8月31日作為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當選為佩斯州和貝凱什州國民議會候補代表，1948年4月26日作為工會提名的候選人當選為國民議會代表。1948年3月任社會民主黨佩斯州委員會書記。 ^[1] 

涅爾什·雷熱積極參加匈社會民主黨左翼運動，是社民黨與共產黨實現兩黨合作和合並的倡導者之一。1948年6月匈牙利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併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在匈勞動人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勞動人民黨中央候補委員，任匈勞動人民黨佩斯州委員會組織書記，1949——1951年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農業政策部工作。1949年5月15日作為匈牙利獨立人民陣線候選人當選為佩斯州國民議會代表。1950年參加佩斯州人民委員會的領導工作。1951——1954年任政府國內貿易部水果和蔬菜司司長。1951——1956年就讀於布達佩斯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布達佩斯經濟大學），同時於1954年畢業於科蘇特學院。1954年5月30日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黨的中央委員。1954——1956年任合作社全國聯合會副主席。1956年7月30日——11月3日任政府食品工業部長。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後，參與成立工農革命政府和重建黨的工作。1956年11月31日參與組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組織部。1956年11月7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委員，11月23日——12月13日負責食品供應工作。1957年1月13日任工農革命政府公共管理委員會主席。1957年2月26日起一直當選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1957年5月——1960年1月任合作社全國聯合會主席。1958年11月16日——1990年3月25日作為匈牙利愛國人民陣線提名的候選人一直當選為巴奇-基什孔州國民議會代表。1960年1月16日——1962年11月27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長。1962年11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成為掌管經濟工作的決策人物之一。1966年12月3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兼任黨中央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和黨中央經濟工作小組組長。他是匈牙利1968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倡導、組織者之一，被稱為匈牙利的"新經濟體制之父"。1973年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黨內保守派和蘇聯的批判，1974年3月20日在匈牙利社工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被免去黨中央書記、中央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和中央經濟工作小組組長等職務，改任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1975年3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被免去政治局委員職務，保留中央委員，實際上退居二線。1980年6月——1989年3月任國民議會貿易委員會主席，1987——1989年兼任國民議會改革特別委員會主席。 ^[2] 

1981——1988年任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顧問。1982年任匈牙利科學院副院長。1983——1990年任匈牙利經濟學家協商團第一副主席。1986年任卡爾·馬克思經濟大學名譽教授。1988年4月22日——12月55日任部長會議諮詢委員會委員。1988年5月22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重新當選為匈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與格羅斯·卡羅伊（總書記）、波日高伊·伊姆雷（國務部長）、內梅特·米克洛什（總理）構成黨的新一代領導核心。1988年11月24日——1989年6月27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國務部長。此外，他還兼任政府經濟改革委員會（1989年7月改稱經濟管理諮詢委員會）主席。1989年6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匈牙利社工黨主席、四人主席團成員、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政治局改為政治執行委員會)。主張黨同時保持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實行民主社會主義。1989年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代表通過決議，把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時，在匈牙利社會黨“一大”上當選為社會黨全國委員會主席，1990年5月在社會黨“二大”上改任匈牙利社會黨名譽主席。1990年3月——1998年7月當選為匈牙利共和國兩屆國會議員，1998年退出政壇。2000年任匈牙利銀行業協會秘書長，任期5年，2005年連任。 ^[3] 

1958年率匈牙利合作社全國聯合會代表團訪問中國，1983年率匈牙利經濟學家代表團訪華。

勞德諾蒂·米克洛什反種族主義獎（2007年）、匈牙利共和國勳章（2009年）。

涅爾什·雷熱主要著作有：《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合作社》（1959年）、《技術發展在我國經濟政策中的作用》（1964年）、《我們的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改革》（1968年）、《關於經濟政策問題的25個問題和解答》（1969年）、《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的原則和實踐問題》（1969年）、《我國的盈利能力和收入分配問題》（1970年）、《共同的政策問題》（1970年）、《沿着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前進的我國國民經濟》（1973年）、《探索——改革》（1988年）、《對話》（胡薩爾·蒂博爾，2004年）等。 ^[4] 

卡達爾時代匈牙利經濟模式的特點是計劃經濟與市場機制的結合。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匈牙利經濟學家們就開始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運行機制，討論照搬蘇聯模式帶來的問題，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官僚主義提出了尖鋭的批評。

1956年事件對匈牙利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照搬蘇聯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贏得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開始，匈牙利先後在農業和工業領域進行了嘗試性改革，引入市場機制。農產品收購採用官定價格和自由市場價格結合的混合價格機制，工業生產部門指令性計劃指標減少，成本利潤成為考核企業的主要指標，分配方面採用了利潤分紅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經濟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是如何使計劃經濟與維護市場成分並行不悖，市場成分會不會取得優勢，會不會把國家的經濟引向自發和無政府趨勢等。對市場作用應予以肯定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可。當時提出的設想是，在堅持計劃經濟的前提下，基本取消下達計劃的作法，由國家用經濟手段實現計劃目標，突出價格制度的改革和利潤的作用。這實際上是匈牙利以後經濟改革的雛形。但由於國內外條件不成熟，改革的主張未佔上風，方案未被採納，“新經濟體制”思想受到批判。直到1962年蘇聯別爾曼建議發表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再次提上日程，國內理論界開始對改革展開熱烈討論。1964年12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研究了經濟體制改革問題，認為“對現今的經濟體制（包括計劃、財政、價格、物質利益制度）進行全面的批判性的審查和按情況進行改革是必要的”。在以涅爾什·雷熱為首的黨中央國家經濟委員會領導下，黨中央經濟理論工作組吸收了130名專家學者（後擴為250人）參加，分別對計劃、企業管理、農業社、外貿、商業、價格、工資和物質利益、投資、科技、地方議會及職工參與管理等11個專題進行研究，在對國外經驗和實踐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擬定改革方案，提出了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目標，並開始進行全國性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大討論。 ^[5] 

涅爾什·雷熱所設計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經濟模式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涅爾什設計的經濟模式的特點是：中央計劃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政府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市場，企業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市場主體；通過集體利益的實現促進社會利益的實現；在物質利益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承認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共同發展。1966年5月匈牙利社工黨中央全會通過了由涅爾什·雷熱主持制定的《匈黨中央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原則》和《匈黨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決議》是對改革作出全面理論概括和實踐指導的重要文件，在以後匈社工黨執政時期，始終堅持決議中確定的1改革基本原則。

按照這些設想，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經濟、學術準備，匈牙利 1968年1月1日正式開始全面的新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改變傳統的計劃體制，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指導原則》規定：改進國民經濟計劃體系，建立中期計劃（五年計劃）為主、包括長期計劃和短期計劃的新體系；中期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形式，長期計劃是五年計劃的基礎，短期計劃大部分靠市場機制來解決經濟發展的進程；在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業下達指令性指標的做法，把大部分經濟決定權下放給企業，讓企業參照國民經濟計劃的要求和市場的需要自行制定計劃；國家主要抓宏觀經濟決策，運用利潤、價格、税收、信貸等經濟槓桿從經濟利益上促使企業執行或不偏離國民經濟計劃。

在計劃體制改革的同時，價格體制也進行了較大的改革。把原來價格一律由國家規定，改為由生產成本、市場評價及國家優惠三要素確定，新的價格體系由三部分構成：固定價格、有官價限制的協議價格（最高限價和浮動價格）、自由價格。 60%的生產資料和30%的消費品價格在市場上形成。在利潤分配、使用制度上，改革前企業財權有限，僅能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改革後，企業財權擴大，企業收入和利潤的一部分通過納税形式上交，另一部分自用。 在工資制度、投資制度、外貿體制和加強企業民主管理方面也進行了改革並在之後多次進行調整。同時通過積極向西方開放，發展同歐美髮達國家的經濟、貿易關係，以獲取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6]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所有制結構得到了肯定。“在社會主義成分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業、零售商業、自產自銷和非農業人口經營的輔助經濟仍有存在的必要。” 非公有經濟成分在匈牙利被稱為“第二經濟”。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經濟非常活躍。 ^[7] 

匈牙利改革初期，國際經濟條件和政治氣候有利，西方經濟不景氣，國際市場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低廉；東西方關係緩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在蘇聯首倡“新經濟體制”，對東歐各國的管控一度有所鬆動，一時之間改革之風吹遍東歐（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先後掀起改革運動），匈牙利領導人敏鋭地把握住時機，果斷決策，改革進展順利，經濟發展均衡，1968~1972年國民收入增長6.5~7%，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較大提高，被稱為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使涅爾什·雷熱成了一個在經濟問題上頗有見地的領導人，而逐漸提上日程的經濟改革的大舞台又使身居要職的經濟專家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説，涅爾什政治生涯中的黃金時代是隨着經濟改革的進行而開始的。 ^[8] 

在這一改革進程中，涅爾什·雷熱一直扮演了極其重要、關鍵的角色。卡達爾起用了一批富於改革、鋭意進取的幹部，改革派陣營在黨內一度佔據優勢。涅爾什·雷熱是“新經濟體制”的總設計師，福克·耶諾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強有力的執行者，阿策爾·捷爾吉提供理論依據併為改革大造輿論，費赫爾·拉約什分管國防、安全、政法、監察和農業，為改革提供物質基礎和政治保障。而涅爾什和福克無疑是改革的靈魂人物。

早在1964年5月全國經濟工作者會議上，涅爾什就已指出，增加國民收入“主要是靠更合理、更 經濟地使用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而不是靠建設新工廠和增加勞動力”。他強調：“必須研究進一步變革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發展的方向是進一步合理地提高企業的獨立性，更有效地、更靈活地實現中央的意圖”。

1964年12月，匈黨提出要對經濟體制進行全面審查。在這之後，由涅爾什領導的中央經濟理論工作組開始研究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他們組成了 11個小組，分別研究計劃工作、企業領導、外貿管 理、價格、投資、勞動報酬等問題，共有130名專家參加這一工作。從此，涅爾什作為規劃經濟改革的主要負責人在政治生活中出現。

1965年4月，涅爾什就經濟改革問題回答了記 者的問題。他在闡述經濟改革的原因時説，粗放發展的潛力正在減弱，要轉入集約化發展；國內外市場要求的提高，需要在生產和貿易上有更大的靈活 性；提高經濟效率對經濟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他提出，改革要“縮小直接（指令、行政性）調節經濟過程的範圍，更廣泛使用社會主義的商品一貨幣 關係和貿易方法”。

1965年7月，他發表文章，批判了當時對改革的幾種錯誤認識，提出改革有其原則性的原因和實踐的原因。主要的原則性原因是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不斷要求改變經濟結構”。改革的實踐原因是，“今天的經濟結構已不能保證最有利的條件”，“不能很好地保證個人、企業和整個社會活動的最有利的統 一”；在以往經驗的基礎上，有可能對經濟活動“根據某些科學的需求加以干預”。他批評當時實行的計 劃制度“已成為官僚主義的”，“在制定有關經濟領導的主要比例時已起不到應有的重要作用”。批評企業中經濟核算原則貫徹不堅決；工資制度過分建立在平均主義基礎上；價格制度不能正確反映社會必 要勞動量，不夠靈活；企業無償取得投資，對節約不感興趣，生產和商業的經濟聯繫不夠，等等。

1965年11月匈黨中央全會上，涅爾什作了全面審查經濟管理制度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談了改革的必要性，新經濟體制的基本特點，改革的指導原則及新體制的實施等問題。他指出，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目標、途經及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應當由中央統一規定”；同時，“應當給企業以比目前更大得多的自主權”。他還提出，要取消給企業規定計劃指標的做法，由企業自己制定年度計劃和多年計劃， 自主決定生產計劃和固定資產的使用方向。在合作社中加強獨立核算和企業式經營，逐步減少並最後取消行政干預，使税收發揮更大作用；逐步轉向按月支付工資和利潤分紅制度。1968年將全面調整生產者價格，消費者價格也將逐步調整，今後的價格分為國家的固定價格，最高價格和指導價格，以及自由價格。大型生產性投資和非生產性專項投資由國 家決定，預算撥款；企業投資由企業決定，從企業資金中撥款，銀行提供貸款。以靈活的貿易方法代替現行的行政性分配方法；擴大生產企業直接經營 進出口業務的權限，商業機構也可得到經營對外貿易的權利，商業企業和商店可進行競爭，零售商可直接從工業部門採購。增強地方議會在財政上的自主性，加強議會在公共事業中的作用和自主性。在企業管理中，同時貫徹經理一長負責制和勞動者集體參與管理的原則，等等。全會同意他的報告，認為“必須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並決定就改革方針進行公開討論。

1966年5月，匈黨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及改革的指導原則。涅爾什在會議上 強調，改革的實質是“通過改革、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把國民經濟有計劃的集中管理同市場的積極作用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也正是匈牙利的新經濟體制與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的改革的主要區別。

1966年底匈黨九大時，涅爾什當選為政治局委 員，繼續擔任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央書記。在此之後， 尤其是1968年匈全面實行新經濟體制後，他一方面 堅決貫徹匈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在堅持改革方向的同時，制定措施解決改革初期出現的混亂情況；另一方面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極力維護民族利益，推行多方尋找出路的政策，積極發展與西方及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涅爾什曾公開強調：“各黨奉行最適合本國特點的經濟政策是正確的”。他在表示同意經互會一體化主張的同時，暗示匈牙利希望在超國家的決定範圍外保持國家控制權。 ^[9] 

匈牙利改革存在很大的侷限性和不徹底性，改革只涉及經濟領域，在結構體制改革方面動作不大，政治體制更是紋絲不動。受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及侵捷事件的影響，並由於擔心通貨膨脹和出現失業現象，改革初期對財政、信貸、工資、物價等方面的改革作了妥協。新舊體制長期並存，改革後體制仍保留許多直接控制特點，執行中仍習慣於行政命令。企業自主權尤其財權不夠大，20世紀70年代社會純收入的國家支配部分仍佔70%以上，缺乏有效的利益制度，平均主義傾向限制了企業積極性和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由於改革前期出現財政管理、價格和工資收入等方面問題，匈黨內圍繞新體制的爭論激烈，改革後匈牙利擺脱蘇聯控制趨勢加強，雙方在經濟等方面的矛盾公開化，蘇聯對匈推行新經濟體制，尤其是對匈牙科擺脱蘇聯控制的趨勢非常不滿，蘇聯領導人公然施加壓力，要匈改變方向。 ^[10] 

1969年，蘇共代表團去匈牙利考察經濟，對匈提出了批評，並以蘇聯將“重新考慮”對匈提供原料問題相威脅。1972年2月，卡達爾訪蘇要求貸款時，勃列日涅夫趁機指責匈的困難是新經濟體制引起的，説要根本解決問題就必須來個“方向性 的轉變”。同年3月，匈總理福克去蘇聯談原料供應 問題，勃列日涅夫又對匈橫加指責，批評匈牙利 “自行其是”並説匈牙利只靠幾個管經濟的人搞經濟是“危險的”。

在匈蘇矛盾日趨暴露的情況下，涅爾什曾於1972年4月在電視台舉辦的論壇上，公開承認匈蘇在經濟上有爭論，説在提供原料的數量方面“只是進行了預先的商談，沒達成協議”；甚至提出：“不要指望在數量、質量以及價格上避免爭論”。 ^[11] 

卡達爾畏懼於蘇聯的威懾，害怕1956年事件和侵捷事件在匈牙利再次重演，更以納吉和杜布切克的悲劇為鑑，不得不作出妥協。

1972年為解決改革中的問題而採取的調整措施加強了經濟管理的集中性，行政干預擴大，削弱了對改革原則的貫徹。1973~1974年的世界能源危機導致石油和原材料價格暴漲，外部經濟條件惡化，匈經濟體制應對乏力。蘇聯在侵捷後又重新加緊了對華約-經互會國家的控制，同時，勃列日涅夫在對待“新經濟體制”的態度上發生轉變，轉而提出“建設發達社會主義”，柯西金受到壓制。這都給匈牙利的經濟和新體制發展造成困難。而得到蘇聯支持的改革反對派在1972~1973年與改革派的論戰中佔了上風，他們利用暫時的經濟困難和改革遭遇瓶頸大造輿論，公開表示“過高評價”經濟改革的“成就”，“低估別人成就”將會“危害”匈牙利今後的迅速發展。據英《泰晤士報》報道，當時他們還曾要求 “召開一次黨的非常代表會議”，“把一些居領導崗位的官員撤職”。在這場爭論中，涅爾什的態度是堅定的，他堅決捍衞了改革原則。1973年他在回答記者的問題時，闡述了改革的成效及問題，強調改革原則“在當前也是正確的”，“不應當改變”；“我們 在政治上沒有作出另一種決議，沒有批判我們自己 以前作出的決定”。同時，他提出黨、政和社會團體間“應彼此承擔工作的責任。這樣，我們就不會互相指責了”。1973年，反對派假借“布拉格之春”上綱上線，掀起反右傾運動，改革派在黨內失勢。1974年，中央經濟書記涅爾什、中央思想書記阿策爾被解職，副總理費赫爾退休，1975年，總理福克辭職。改革在1973~1978年進入長達6年的停滯期。之後的十多年，涅爾什·雷熱一直從事學術和理論研究工作。 ^[12] 

1974年3月匈黨中央全會上，涅爾什終於被解除了中央書記職務，與此同時，若干新經濟體制派的重要人物被撤了職。 但全會決議仍表示要“加強和繼續完善對經濟生活 管理行之有效的制度”。

三月全會後，尚保持政治局委員頭銜的涅爾什繼續公開發表與蘇聯不同的觀點。他在1974年第9 期《經濟評論》上的文章中提出，經互會一體化的基本原則是“把獨立的民族經濟聯合起來，而不是為建立擁有超國家權力的機構”；強調“應該懂得， ‘一切協調’的願望只能導致‘一切不協調’的實 際結果”；“不能在‘國際主義萬歲’的口號基礎上損害或忽視民族觀點”。指出“應該消除在某些情況下已僵化成教條的錯誤信念，即缺少可兑換貨幣就是社會主義國際合作的特點”。認為“當代的主要任務 之一”是“發展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經濟關係和建 立合作的常規”。主張在經互會和共同市場國家關係上。“某些‘綜合性’問題可以在一體化機構一級磋商一致，許多具體的關係問題要留給國家之間根據其特殊的要求來解決”。説“一體化不可能解決許多世界貿易的複雜問題”。 ^[9] 

1975年3月匈黨十一大時，涅爾什未進入政治局，只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及其他一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去職主要還是政治性姿態：並不表明他們主張的改革失敗或匈牙利要改變經濟政策。十一大繼續肯定新經濟體制“行之有效”，是今後的“總方針”。 西方也認為，這些人的被撤職“在一定程度上是卡達爾為了減少蘇東集團的戒心而決定的政治戰略”。

涅爾什在政治上失勢後，仍有一定影響。他不時發表文章，表明其改革派立場。1977~1978年，在改革派與親蘇派的爭論又激烈起來後，他發表了一篇文 章，表示除原則上一致外，出現重大差別也是“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關係的特點”，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的——即使是蘇聯的一樣板也不能抄襲”； 並就兩派爭執的經濟合作方向問題發表意見，主張 “應當繼續奉行面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兩方面的對外經濟政策”。

1978年以後，匈牙利黨內主張經濟改革的一派重新掌握了主動權，因此，涅爾什的公開活動又多了起 來，發表的文章也較前增加。 ^[13] 

20世紀80年代末，涅爾什·雷熱支持激進的變革和廢黜卡達爾·亞諾什，並在1988年的“後卡達爾時代”重新回到匈牙利政治舞台的第一線，1989年6月取代行將離世的卡達爾擔任社工黨主席。在這一時期，他與波日高伊·伊姆雷、內梅特·米克洛什、霍恩·久洛作為匈黨內“激進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主張政治體制多元化、實行多黨制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加劇了黨內的思想混亂和隊伍渙散，加速了黨內分裂。

1989年10月6~12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召開非常代表大會，涅爾什·雷熱致開幕詞，為這次黨代會定了基調，他説：“應當完全放棄斯大林主義，因為實際上斯大林主義不是一種社會主義，而是錯誤的道路，它採用了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方法。因此1956年反對斯大林主義的人民起義是正確的，它開闢了建立匈牙利社工黨及其現實政策的道路。”他談到導致黨陷入危機的一些重大錯誤，説1972~1974年改革停滯，1983~1986年沒有進行新的深刻改革的情況下黨主張加快經濟增長，無疑是一種政治失誤。這兩個錯誤也是造成匈牙利大量欠款的直接原因。因此人民追究匈牙利社工黨的責任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不能為自己開脱，應當接受批評。但是黨從這當中吸取了教訓，努力消除執政黨不受監督的情況和一黨制。從這當中得出的結論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匈牙利社工黨的歷史作用已經結束。

最後，涅爾什拋出了為當時動盪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轟動的建議，即應放棄實現官僚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建立民主社會主義。換句話説，就是解散原來的黨，另行建立新黨。黨代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終，激進改革派的主張獲勝，大會通過了把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的決議。

有人認為，一個擁有72萬黨員和70年光榮革命鬥爭歷史的共產主義執政大黨分崩離析，最後分裂為兩個分別僅有4~5萬人的小黨，國際輿論為之譁然，而它的最後一任黨主席涅爾什必須要負責。在1990年春季大選中，匈牙利民主論壇成為第一大黨，利用了自1985年後匈牙利經濟改革難以進一步深化，導致經濟發展停滯從而激發的民怨，將矛頭指向執政黨，趁機取得組閣執政地位，隨即推翻了對涅爾什、波日高伊、內梅特等人的承諾，包括推舉波日高伊為總統、與社會黨聯合執政等。社會黨雖然進入國會，但卻被逐出內閣，在執政40年後淪為在野黨。涅爾什、波日高伊等人自毀長城，導致匈牙利黨變質國變色。 ^[14] 

但又有人評價，涅爾什起步於當年卡達爾主政時期，後者起用了一批富於改革、鋭意進取的幹部，前者就是其中之一，匈牙利經濟改革比較成功，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消費者的天堂”，自然少不了“新經濟體制”之父涅爾什的功勞。然而好景不長，匈牙利在逐漸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內在始終未能擺脱“蘇聯模式”的根本弊端，後期改革與現行體制間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大，外在再加上蘇聯對匈牙利改革的各種限制與壓制，以及黨內各種政治派系的鬥爭與改革派失勢，經濟發展最終趨於停滯。自1985年後，在匈牙利國內各種危機的醖釀下，卡達爾未能響應呼聲越來越高的變革，最終導致他淡出了歷史的舞台。 ^[15] 

涅爾什作為改革的踐行者，深知改革無法繼續深化、無法擴大已有成績反而趨於停滯的根本原因在於本身的體制限制。於是，他選擇了比較激進的政治改革方式，而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分裂並淪為在野黨的，於是有人也因此而指責他。但是客觀地講，從匈牙利變革20多年來，國家經濟開始了真正地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斷提高，而且政府變得更加廉潔透明，行政效率也大有提升，而與國家利益相比，付出這樣的代價也可以説是值得的。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利益的增加也不得不承認要歸功於涅爾什的抉擇。因此，與其説他是“斷送江山”，不如看成“重開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