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與毒藥

遠藤周作（1923 - 1996），日本著名作家，文化勳章獲得者。幼年皈依天主教，青年時期留學法國。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對哲學、宗教、社會、東西方關係有着深刻的思考，獲得了芥川獎、谷崎潤一郎獎在內的諸多獎項。 ^[1] 

黃真，江西省銅鼓縣人，文學碩士。先後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北京大學，自2010年開始翻譯日語文學作品，已譯介東野圭吾、伊坂幸太郎、橫溝正史等多個作家的數部作品。 ^[1] 

小説《海與毒藥》的創作素材取材於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二戰末期，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的石山福次郎教授等人，曾經利用美軍戰俘進行過活體解剖。遠藤周作得知上述罪行後，覺得事件的深處，埋藏着日本人罪惡的秘密，於是決心把它挖出來。他細心收集當時相關的新聞報道、法庭審判記錄，還多次赴九州考察，甚至偽裝成病人，混入九州大學醫院並進入當年給美軍俘虜做活體“實驗”的手術室調查真相。遠藤周作將一系列資料消化吸收，面對九州夕陽下黑沉沉的大海，感慨萬千，終於完成了一部對罪惡行徑懷有深度反省的名作——《海與毒藥》。

《海與毒藥》這部書最大的特點，在於它並不將焦點對準殘酷的、折磨性的“實驗”。作者對“實驗”本身的描寫僅僅佔據整個作品的一小部分，用的也全是白描手法，無一絲多餘的渲染；相反，他着重關注的是參與“實驗”的人，尤其是那些日本的“小人物”。

遠藤周作一直在思考，“日本人是什麼人？”“日本人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罪行？”“日本人是天生的惡魔嗎？”小説《海與毒藥》是他這一思考的發軔之作，

那麼，這本書裏到底講了什麼呢？簡單地説，遠藤周作要解讀日本人的罪與罰。而他進行解讀的過程是通過一個引子和三個人物來完成的。

筆者這裏扼要地介紹一下這部小説的梗概：

小説的開篇，是戰後的東京近郊，一派貧窮而安寧的景象。敍述者“我”，是一個未曾上過戰場、一心想過平安和平凡日子的普通老百姓。對於打破這種和平生活的戰爭，“我”當然是拒絕的。然而，“我”慢慢地發現，鄰居里的那些看似普通的人，比如加油站的老闆，裁縫店的店主，好多是從戰場回來的人。但是，他們並不感到罪惡和羞恥，甚至還炫耀自己在戰場上的傷痕，感慨當年“搞了好些女人”。彷彿他們曾經是普通人，上了戰場，回來又做了一個普通人，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

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為什麼會犯下如此嚴重的罪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認識了一位古怪的醫生，名叫勝呂，並得知了他的秘密之後，才有了答案。

勝呂名牌大學畢業，卻窩在一個小診所裏做醫生。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勝呂出身貧寒，憑藉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名牌大學醫學部。然而，自卑始終纏繞着他。對於留學海外、娶了德國女人的導師，他只有羨慕，不敢有一絲嚮往。他的理想也很平凡，混幾年軍醫，回鄉當個大醫院的大夫，如果還能娶上一位富家千金，人生就圓滿了。他處處謹小慎微，也還保留着醫者的一份人性的關懷，對貧苦無望的老太婆也施以援手。可是，醫學院高層的鬥爭，讓他被迫捲入瞭解剖美軍戰俘的“實驗”中。勝呂本可以拒絕，可長年的懦弱和妥協讓他默默地參加，而“實驗”的可怕過程，讓他僅存的對醫學的信念全部破碎，最終走向崩潰。

勝呂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個角色。不難看出，遠藤周作想借勝呂，給讀者傳達日本民族中的一種特性：盲目服從、無條件地妥協。他們是被軍國主義裹挾的一批人。

除了勝呂之外，書中還有另外兩個主要的“小人物”，三人共同構成了遠藤周作對日本人精神內核的分析，筆者在此也做一介紹：

與勝呂相對的，是同級的研究生户田。户田出身醫學世家，對醫院的體系瞭如指掌。他家境優越、學習拔尖，從小就是學校裏備受矚目的驕子。但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結結實實地犯過許多罪行：寫虛偽的作文矇騙老師、陷害新來的優秀同學、偷竊老師珍貴的標本又嫁禍他人、和表姐通姦等等。每一次他都沒有得到任何懲罰。户田從最開始的心懷內疚，漸漸地，把責任全都歸結於別人。“我沒有罪，有罪的只是被逮到。”在户田身上，已經看不到對醫者理想的追求，他現實、冷酷。當勝呂因精神崩潰而無法進行手術時，户田主動地接替他，完成了那個駭人的人體活體“實驗”。

根據作者的意圖，户田是另外一種人的代表，他們只相信社會的懲罰，而不相信道德和良心的苛責。在明治維新之後一直狂飆突進的日本，這種人也大量存在。

護士上田是“實驗”的另一位參與者。她似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從護士學校畢業後就在這家醫院做護士，只因到了該結婚的年齡，接受了一位患者的求婚，婚後和丈夫去了大連。然而丈夫只把她當做一份財產，一個有些使用價值的老婆。當上田因為流產而失去生育能力後，丈夫並不關心，嬉笑着説“還能用，住院費也能報銷，反正沒有什麼損失”。最終丈夫和風月女子搞起婚外情，上田慘遭拋棄。

親戚不接納離異的上田。無奈之下，她重新回到這家醫院，做起了最底層的護士。人們對離異的上田並無一絲關懷，只把她當做一個可以忽視的勞力。她用微薄的薪水過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如行屍走肉一般。一次，她按照醫生的吩咐，給貧苦的病人打些鎮定劑敷衍了事，不巧被教授的德國夫人發現，被狠狠訓斥了一頓。她心懷憤恨，卻無力回擊。當發現教授是揹着夫人做那種非人道的“實驗”時，她高興地加入進去，以目擊教授犯罪的方式，作為自己的報復。

對上田，作者用筆最少，勾勒得也最淡。這恰恰也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他們如同渺遠的背景一樣構成了社會的基礎。上田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數。日本有千千萬萬這樣卑微的小人物。他們無力宣泄，也無力反抗，只能將承受的暴力加在更弱小的人身上。

縱觀全書，遠藤周作巧妙地用了三個人，提取出日本人精神內核中的盲目、冷酷、殘忍。三者又匯聚成一種毒藥：麻木和醜惡。

《海與毒藥》雖然是一部有虛構成分的小説，但其真實性和深刻性遠遠地超出了一般的文學作品。如果説《菊與刀》像一把長刀切開日本人的身體，那麼《海與毒藥》就是一把鋒利的匕首，從骨髓中剔出日本人那些自己不願承認甚至不瞭解的、不為外人道的醜惡。

有評論家這樣評論《海與毒藥》：命運如大海，個體只能隨波逐流；麻木如毒藥，毒害着每一個人。對於深入骨髓的醜惡的麻木，也許就是日本人不願正視歷史的原因。

可喜的是，遠藤周作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就在2015年4月，九州大學醫學部校史館開館，專門設置了一個版塊，介紹歷史上的活體解剖事件。九州大學的學者們敢於直面自己曾犯下的罪行，並坦然面對恥辱，牢記歷史。今天的日本民眾，絕大多數都是熱愛和平的。我們看到《海與毒藥》小説在日本已經家喻户曉，我們看到《海與毒藥》電影受到好評和熱捧，我們也看到，反對修改憲法第九條的人們，在國會聚集十萬之眾遊行抗議，日本全國超過一百萬人蔘加抗議行動。而不能正確認識日本侵略史的安倍晉三首相等人，應該認真地讀一讀《海與毒藥》。 ^[2] 

日本本土的“731部隊”。

1945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已窮途末路，美國空軍頻繁轟炸日本本土。在一次目標為福岡縣的任務中，美軍一架轟炸機不幸被日方擊中，十二名機組人員跳傘。其中三名死亡，九名被捕。在具有情報價值的機長被送往東京後，統轄當地的日本西部軍司令官橫山勇（著名的侵華戰犯，長歌泣血的常德會戰和衡陽保衞戰打的就是他）就下令不經審判，將八名倖存美軍飛行員全數處死。

九州帝國大學（今九州大學）醫學部的石山福次郎教授聞此消息後，稱自己 “苦於沒有實驗材料”，要“以醫學研究為目的”，向軍部申請“處理”這批戰俘，得到了同意。下石山所謂的“實驗”目的，大致有以下幾種：（1）肺葉被切除多少，人還能存活；（2）“新鮮”海水能否作血液的替代品；（3）肝臟、心臟、胃、肺等被切除後能存活多長時間。簡單地説，他們乾的是和731部隊相同的罪惡勾當——人體活體解剖實驗。可以想象，美軍戰俘受到了怎樣的慘無人道的折磨！更可怕的是，切下的美軍俘虜肝臟，被當做下酒菜，供前來“觀摩”的日本軍官食用。

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後，美軍全面接管了日本。日本當局為逃避責任，謊稱“戰俘拘押於廣島時被原子彈炸死了”。美軍上校阿爾伯特·卡蓬特，獨自進行了長達五個月的徹底調查後，真正揭開了活體解剖和吞食人體內臟這一恐怖事件的真相。罪行敗露，參與實驗的一邦人全部被捕。石山福次郎畏罪自殺，相關人等，五名被處以絞刑，十八人被定罪。橫山勇在此事件前從侵華戰場被調回日本國內，此次又揹負美國軍人的血債，罪責難逃，被判處絞刑，但因身體原因，一直收押，1952年病死於東京的巢鴨監獄，2015年4月，九州大學醫學部校史館開館，專門設置了一個版塊，介紹上述活體解剖事件，警示後人，以此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