洵口戰役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乘紅一方面軍分離作戰，中央蘇區東北面守備薄弱之機，突然發起進攻。9月25日，敵周渾元率第8縱隊3個師從南城、硝石南犯，直逼中央蘇區北大門黎川，企圖扼制中央蘇區北部咽喉，阻斷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以及東方軍與中央軍的聯繫。“左”傾冒險主義者領導者匆忙調兵遣將，以求“禦敵於國門之外”。9月27日，中革軍委令東方軍從閩西北上就敵，“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撫河以西力量，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然而，遠水解不了近渴，東方軍尚未啓程，黎川即於9月28日失陷。 ^[2] 

“左”傾冒險主義者領導者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失，急令東方軍晝夜兼程北上，迅速反擊硝石、資溪橋、黎川地區之敵，並以一部趕到黎川西南，阻擊黎川之敵南犯。 ^[2] 

9月29日，命令彭德懷率領東方軍（轄紅3、5、7軍團及第21師一部）撤圍福建將樂、順昌，迅速回贛，以一部趕到黎川西南，主力進攻硝石、資溪橋、黎川之敵，以阻止其向南推進。中央軍主力由永豐、樂安地區東移，攻擊和牽制南城、南豐地區之敵，以保障東方軍對黎川地區的進攻。東方軍預定於10月8日攻擊硝石之敵第24師，並殲滅南城及黎川方向的援敵，為收復黎川創造條件。東方軍開進途中，在飛鳶、洵口地區與敵北路軍發生遭遇戰。 ^[2] 

敵第8縱隊司令周渾元於10月3日獲悉，洵口地區有紅軍千餘人，判斷為非紅軍主力部隊。乃決定派所部第6師18旅旅長葛鐘山率第17旅31團、18旅34團及第5師27團及黎川保衞團一部，赴洵口偵察遊擊。10月4日午夜，敵從黎川輕裝出發，5日其先頭部隊第34團到達洵口後即向湖坊飛鳶方向警戒，並派出偵察分隊。隨後，敵27、31團也先後到達洵口、石硤地區。 ^[2] 

10月6日晨，葛鐘山對洵口東部5公里處的飛鳶紅軍陣地發動攻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保衞黎川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門”，阻擊敵人向南推進，命令彭德懷率紅軍由福建回師江西，向黎川飛速挺進。6日13時許，當紅軍右縱隊前鋒紅四師進抵飛鳶後，遇上紅七軍團一部正與敵軍第31、34團激戰，張錫龍指揮紅四師當即搶佔高地，對敵人展開猛烈攻擊。17時許，彭德懷率領右縱隊第五、六、十九、二十師到達飛鳶。敵旅長葛鐘山不敢戀戰，於傍晚時分在第27團炮火掩護下，迅速撤回洵口，等待增援。 ^[3-4] 

為了消滅洵口之敵，彭德懷決定於7日7時30分，分三路向洵口守敵發動總攻擊。部署紅五軍團第三、十三師為左翼縱隊，截擊由黎川城向洵口增援之敵；紅三軍團第五師為中央縱隊，向洵口、石硤之敵發動攻擊；第四、二十師為右翼縱隊，分別自東向西、從北向南對洵口發動攻擊。 ^[3] 

總攻時間一到，紅軍分三路向洵口發動猛烈攻擊。霎時間，槍聲、炮聲、手榴彈爆炸聲、紅軍戰士的喊殺聲連成一片，震撼山谷。正準備吃早飯的敵軍，在晨霧迷漫中突然聽到槍聲大作、殺聲四起，嚇得膽戰心驚。洵口外圍的蓮塘、石硤等處的敵軍陣地迅速被紅軍佔領，葛鐘山所部被逼縮進洵口村內。與此同時，周渾元於6日晚從黎川城派出3個團的增援部隊，被董振堂紅五軍團堵截於距洵口5公里的白沙地段，無法向前邁進半步。7日1時，在紅軍三路勁旅的強攻下，被困於洵口村內的4個團全部被殲。 ^[3] 

此時只剩下敵一個營據守山頂土寨繼續負隅頑抗。粟裕率領的紅二十師及時調整部署，將山嶺緊緊包圍，由一營正面向上進攻。由於敵人在山頂構築了工事，並用兩挺機槍交叉射擊，雨點般的子彈封鎖了上山道路，紅軍進攻受阻。 ^[3] 

粟裕在前沿陣地觀察到，山的左邊有一條蜿蜒崎嶇小道可達山頂。於是命令警衞排排長黃福根，挑選十名精幹戰士組成敢死隊，在炮火掩護下，從小路向山頂攀登，衝到葛鐘山藏身的土寨前。戰士吳忠海手持上了刺刀的長槍，一腳踢開寨門，朝着門裏一連挑倒兩個敵人。這時葛鐘山的副官李小虎拔出手槍，吳忠海眼明手快，一刀刺進李小虎的腹部。李小虎一聲慘叫，咬牙死命用雙手抓住刺刀，吳忠海用力拔了兩次都沒拔出來。他一扣扳機“砰”的一聲，結果了李小虎性命。另一個敵人用槍托打在吳忠海左額上，吳忠海感到一陣劇痛，蹦出寨門，伏在地上，把腰上的手榴彈一個個扔進土寨，隨着接二連三的爆炸聲和一片慘叫聲，土寨裏的敵軍終於用竹竿挑出一塊白布不斷晃動。一臉塵土的葛鐘山舉起雙手，低頭走出土寨投降。 ^[3] 

這一戰役，紅軍共殲敵3個團，俘敵旅長葛鐘山以下1100餘人，繳獲機槍29挺、迫擊炮2門、長短槍1048支、無線電發報機1台。洵口戰役取得大捷，1933年11月11日出版的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第二版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報道了洵口大捷。文章中稱“1933年10月7日發生在黎川縣洵口鎮的洵口戰鬥，是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第一戰。‘活捉葛鐘山’一戰，成為運動戰的經典之作，它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蘇區的反動氣焰，極大地鼓舞了紅軍蘇區人民保衞蘇區、戰勝敵人的信心和決心。”。這次意外戰鬥的勝利，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博古、李德“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信心，對長達一年的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產生深遠影響。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