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煥椿

洪煥椿66歲，是一個沒有進過大學門，靠自學成才的史學家。1949年，在友人的引薦下，經著名教育家吳貽芳校長同意，他破例就教於金陵女子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執教南京大學。1957年他光榮加入共產黨。

為了黨的事業，他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安排。他專長於明清史研究，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為了組織好學校的文科科研工作，學校曾兩次把他從歷史系調科研處擔任行政領導工作。當時有許多人為他惋惜，可他總是很高興地服從組織決定，從不討價還價。在校科研處工作的近十年中，他一方面認真安排學校的科研工作，同時還兼教歷史系的課程，常常是夜以繼日地工作，被同志們譽為“雙肩挑”的典範。

洪煥椿對知識分子中那種文人相輕的習氣深惡痛絕。他常説：“正當的名利是社會根據每個人的貢獻給的，若是徒有虛名，白給也不要。”他主編的三種四冊書籍都是以集體名義出版發表的。在與兄弟單位合編著作時，他也是再三謙讓，甘居殿後，從沒有在名利上計較過。他所在的單位有一位1923年入黨的胡允恭教授，84歲。胡老專長於南明史，但由於年高體弱，已無力整理記錄自己畢生的研究成果——明末農民戰爭史手稿，他是多麼希望有一個人能幫助他完成這最後的心願。剛剛動過癌症手術的洪煥椿得知後，為了使胡老的學術見解能傳之後世，讓他在耄耋之年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拖着手術後虛弱的身體，毅然放下自己手頭正在編纂的著作，整理胡老的手稿。當老洪開始整理時，他才知道工作量是如此之大，由於歷史的原因，文稿中有許多史料沒有出處，需要重新核實，而在浩瀚的史料中尋找，簡直如大海撈針。另外，手稿的體系編排上前後也顯得重複。南京的夏天號稱“火爐”，有時温度高達三十七八度，甭説老洪大病初癒，就是正常人也常常感到吃不消。可是，洪煥椿硬是用三個多月時間，重新編寫了手稿，在尊重胡老學術觀點的前提下，使其內容更簡潔，觀點更明朗。他查閲了幾十種史書，對全書的引文資料進行核實，那怕是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書稿最後的謄清工作，有一部分也是由老洪找人抄寫，並自己出錢支付抄寫費。以至到最後的五次校對，全部都是在洪煥椿幫助下完成的。當胡老拿到洪煥椿整理的13萬字的《李自成與張獻忠起義》定稿時，不禁老淚縱橫，執意要在書的前言裏寫上幾句對洪煥椿的感激話，被他婉言謝絕了。

對中青年同志，洪煥椿更為關心，讓他們挑大樑，唱主角。他主動提出辭去明清史教研室主任職務，並推薦一位有成就的中年教師擔任。

正當洪煥椿同志為黨努力工作的時候，癌魔已悄悄來到他身上。1981年8月13日，經過4個多小時的手術，他的胃被切除4/5。胃癌，這個叫人寒心的字眼，確也使老洪痛苦過，他熱愛事業，眷戀人生，儘管他已過花甲之年，仍壯心不已，有着宏偉的計劃。病情稍好一點，他就向黨支部書記要求參加組織生活。

遵照醫生的囑咐，他採取三條措施：好好治病；加強鍛鍊，增加免疫能力；繼續搞點教學科研。在病榻上，他又拿起了那支永不生鏽的筆。他的60萬字的專著《浙江方誌考》就是在醫院裏定稿的，研究室幾項重要的科研規劃也是在醫院裏制訂的。他身邊的幾個研究生，在他住院期間仍定期到醫院接受指導，他為他們批改作業。自1982年以來，在近5年時間裏，他完成了《浙江文獻叢考》、《浙江方誌考》、《明清社會與江南經濟》、《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等4本專著，主編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傳》，《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大學中國史論文選讀》第一、二冊等叢書和專集，發表論文11篇，擔任《中國歷史大辭典·明史分冊》編委，撰寫詞條300餘條。除已經出版的265萬字論文、論著外，若再把另一部30餘萬字交出版社的專著包括在內，5年內他帶病撰寫了300萬字的文稿，每年平均60萬字。最近，老洪又帶領教研室的同志承擔了國家“七五”重點項目——上海經濟區歷史研究，着重研究該地區，特別是太湖流域公元1368～1840年期間的農業經濟、手工業生產、商品生產以及城鎮建設、對外貿易等，總結經驗，為上海經濟區的騰飛提供一個科學的歷史背景。老洪除了科研工作以外，他還帶研究生，除已畢業的3名外，又招了2名。

7月1日，南京大學黨委作出決定，授予洪煥椿同志“優秀共產黨員”稱號；9月，國家教委授予洪煥椿“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老洪的事蹟，在南京大學引起強烈反響，大家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判斷自己的價值，如何珍視共產黨的光榮稱號。一位熟悉老洪的教師説：“當不少人為自身價值困惑的時候，當有的人在那裏撥弄自己的小算盤時，洪煥椿卻以自己樸實無華的高尚行為，把自己的全部價值溶化在為振興祖國的科學文化事業中去了。”的確，在洪煥椿的身旁，儘管沒有硝煙瀰漫和槍林彈雨，但同樣面臨着死神的威脅，可他沒有絲毫的怯懦，仍站立着，前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