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洋五七幹校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時任軍委副主席的林彪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隊不但要搞軍事，還要多業並舉，並提出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又説“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既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澤東肯定了這一做法，認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好機會，除老弱病殘外都應該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由此，“五七幹校”就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在全國各地湧現出來。

五七幹校舊址(2張)

據統計，“文革”期間，中央一級機關幹校共有106所，各省機關幹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幹校”、江西中辦幹校、奉賢幹校、河南息縣中科院幹校等的規模和影響較大。 建於1952年的沙洋農場（現沙洋監獄管理局）是全國大型勞改農場之一，整個農場分佈荊門、鍾祥、京山、天門、潛江等五縣市，有廣袤的已開墾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員生活、勞動使用的房屋、農機具，得天獨厚的條件相繼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單位相中，成為創辦“五七幹校”的最佳選址。1969年初，沙洋農場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會的指示，將所屬的一農場、二農場、上羅漢寺、周磯、苗子湖等農場全部和黃土坡、范家台農場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農機具設備等先後移交給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省直有關單位和部隊辦幹校，而這些農場的原有幹部則被安排在七里湖農場創辦了湖北省“五七幹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幹校”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應運而生。

五七幹校是“文革”進入“鬥、批、改”階段所催生出的特殊學校。1968年，根據毛澤東“廣大幹部下放勞動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全國掀起了在偏遠農村新建五七幹校的熱潮——18個省區共創辦了一百餘所“五七幹校”，先後下放十餘萬幹部、3萬家屬和5000名知識青年。此外，各省市地縣還辦起了數以萬計的基層五七幹校。　1969年春節剛過，中央、省直各單位陸續來到沙洋創辦“五七幹校”。一些原準備將幹校建在東北的中直機關，因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爆發，中蘇關係緊張，出於備戰的安全考慮也轉移到了沙洋。當時，在沙洋創辦“五七幹校”的中央國家機關及部委有：全國人大、政協、八大民主黨派、工商聯、社會主義學院、中華職工教育社、統戰部、外交部、財政部、二機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農林部、石油部、鐵道部、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024部隊（總參）、274（總後）等。湖北省直單位有：省革命委員會機關、省公檢法、糧食廳、水利廳、林業廳、文聯、長辦、武鍋、大橋工程局、武漢大學、湖北工學院、冶金學院、華中農學院等。 ^[1] 

下放到沙洋“五七幹校”的幹部及家屬有2萬餘人。其中不乏政壇要人、文學巨匠、社會名流：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社會學家費孝通，全國政協副主席經叔平，中央統戰部部長張執一，原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副部長章含之、楊文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黃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長鬍之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李克木，財政部部長項懷誠，財政部常務副部長吳波，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原國家農發辦主任韓連貴，原青海省委書記扎西旺徐，作家冰心、馮亦代，畫家周紹華，數學家羅聲雄，社會活動家吳文藻，駐英國大使查培新，駐芬蘭大使張直鑑，駐聯合國副代表張義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後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國藏學研究奠基人于道泉，中國著名的刑事訴訟法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國藏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堯，財政部研究所所長賈康、財政部行政法規司司長李林池，中國建設銀行執行董事俞二牛，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旺午、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幹校”勞動鍛鍊、學習生活過。 幹校的組建一般首先來先遣小組，經過洽談、選址、建校等前期籌備後，學員們才身背行李，拖家帶口，分期分批來到沙洋，户口、工資、糧油及其他物資供應關係也一律轉到“五七幹校”。各幹校的學員、家屬、子女不管年齡差異、性別不同，都按解放軍一樣要求，按連、排、班建制統一編隊。

1972年底，中央國家機關及各部委在沙洋創辦的“五七幹校”開始陸續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後，沙洋“五七幹校”才全部撤銷，學員被安置，“五七幹校”的財產移交、帶走或變賣給沙洋農場和當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幹校”結束。經歷了短則3年、長達7年多勞動鍛鍊和農村生活的幹校學員陸續回到北京和武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