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洙

沈洙初任梁朝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任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改任尚書祠部郎中，其時年紀在二十多歲。

大同年間，學者多涉獵文史，不搞古書的章節句讀，而沈洙獨獨積思於經術，吳郡朱異、會稽賀琛十分稱道他。到朱異、賀琛在士林館講制旨義，常派沈洙為主講者。

侯景叛亂時，沈洙竄逃於臨安，此時陳蒨在那裏，親自跟從他習業。到陳霸先入宮輔政，封沈洙為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

陳高祖陳霸先受禪，沈洙被加員外散騎常侍，歷任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

陳世祖陳蒨登位，沈洙改任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不久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改任光祿卿，侍讀照舊。

陳廢帝陳伯宗繼位，重又任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改任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兼帶琅邪、彭城二郡丞。

太建元年（公元569年正月），沈洙去世，時年五十二歲。 ^[1] 

《陳書 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儒林》

沈洙少年時大方文雅而又好學，不隨便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凡《五經》章句及諸子史書，問無不答。

陳朝有司上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的門生陳三兒書札稱主人的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由於想要迎喪，很久未返。這個月末就是第二週，主人弟子在此的，是到月末除靈，內外就吉？還是等待主人還情禮就申畢？帝以此事諮詢左丞江德藻，江德藻議道：“王衞軍説：‘久喪不葬，惟主人不變，其餘親人各終月數而除靈。’這是引《禮》之文論在家內有事故而未得葬的人罷了。沈孝軌既然在異域，雖已迎喪，回還日期無指望。諸位弟子如便不除靈，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許不太公允。中原淪陷之後，應當有類似事例，可諮詢沈常侍詳細議之。”沈洙議道：“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説：‘久而不葬的，惟主喪的不除靈，其餘以麻終月數的解除喪服就可以了。’《注》説：‘其餘指旁親。’如鄭玄所解，眾人都應不除，王衞軍所引，是禮之正。但是魏氏東關一役，既失亡屍棺材，葬禮無期，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因而制使除喪服。晉氏喪亂，或有死於寇虜之庭的，無法迎殯，江左因而又申明其制。李胤的祖父，王華的父親，都存亡不測，他們的子孫制服按時脱去喪服，這都是變禮之宜。沈孝軌雖然因奉使便要迎喪，但戎狄難親，還期不測。我以為應該按塞鹽過去的規矩，在此國內的，都應脱去喪服，毀靈附祭，如果喪棺得以回還，另行改葬之禮。白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落於絕遠之地，情禮無法得申，像這類人，恐怕不止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不脱喪服，朝廷自應為此作出限制，以禮義決斷恩情，通訪博識之士，以禮折衷。”江德藻同意沈洙之議，上奏被允准。

梁代舊的法律，測囚徒的辦法是，每曰一上，開始於下午三時到五時，結束於夜裏九時到十一時。到比部郎範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間太久，不是人所能忍受，劃分其中的刻敷，每日二上。廷尉認為新律制太輕，請求集八座丞郎並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同尚書省詳議。此時高宗錄尚書，集眾人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説：“不知獄中所測的人，有幾人服罪？幾人不服罪？必須先責取人名及數目並加罪目，然後再集。”得廷尉監沈仲由陳述，實行別制以後，有壽羽兒一人殺了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偷了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期完畢仍不服罪。劉道朔犯了七次偷竊，依法測立，前後二日便服罪。陳法滿被使封藏、背法受錢坐罪，沒來得及上就服罪。弘正議道：“凡小大之獄，必應之以情，正言依準審案的五種方法，驗它們的虛實，哪可全憑拷問鞭打，來判定罪刑。況且測人的時節，本不是古制，近代以來，才有此種方法。起始於下午三時到五時，結束於夜裹九時到十一時，難道是常人所能夠忍受的？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沒有人不服罪，冤枉的人便多了。早晚二個時間，同等刻敷，進退而求。於事才為折衷。假如説小促前期，致使實罪不伏，如再將時節延長，那麼沒有不錯服罪的。況且人所能忍受的，原本即有強弱，人的立意，更有多途。至於如貫高鞭笞刺身，身上體無完膚，戴就燻烤針刺並加致極，病重垂危仍不變移，哪關時間長短，鞭打而測的優劣？與其殺無辜者，寧可失之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造就是古代聖王，重視此明法。我認為依範泉所著的律制，於事為妥。”舍人盛權議道：“比部範泉的新制，尚書周弘正的明議，都適合《虞書》惟輕的旨意，《殷頌》布正的言論。我私下尋思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共有獄囚十一人，其中所測的人十個，只有一人服罪。我以為服罪的囚犯，獄官應明加辨析，盡考事理。如罪有可疑，自應重審另判，做到沒有濫測；如罪有實際驗證，才可重審測立；這樣就枉與直有分別，刑罰與寬大合理了。範泉今訟述《漢律》，説‘死罪與除名，罪證明白，拷問鞭打已到，而抵賴隱瞞不服罪的，處罰應當列上’。杜預注説：‘處罰應當，指證驗明白的罪狀，列他抵賴隱瞞的意思。，我尋思舊制深刻嚴峻，一百人中不服罪者一個，新制寬大優厚，十人中不服罪者九人，參會兩文，寬嚴是如此不同，處罰應當列上，未見改正。愚以為應付典法，更要詳明‘處罰應當列上’之文。”沈洙議道：“夜間測立，緩急容易欺騙，應兼用滴水計時的漏壺，於事妥當。但漏壺刻制有久近之分，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沖之、佢之父子的《漏經》，都從關鼓到下鼓，從晡鼓到關鼓，都是十三刻，冬夏四時沒有不同。如果曰有長短，分在中午時分前後。今用梁末改的漏壺，下鼓之後，分別短長，夏至那天，各十七刻，冬至那天，各十二刻。伏承命令旨意，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訴訟，因時刻短促，致使罪人不服罪。我的意思是應去除夜測的闇昧，遵從晝漏的明白，斟酌於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去秋冬的少刻，依從夏日的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時的夏至，早晚上測，各十七刻。比之於古代的漏刻，那麼一上多於過去四刻，就用今日的漏刻，那麼冬至多了五刻。雖然冬至之時，敷刻侵夜，正是少，於事不疑。使得罪人不以漏刻短而為依捍，獄囚不因在夜間而遭受誣陷，求之於我的意思，我自己以為是允合的。”眾人議論以為應依範泉的前制，齷説：“沈長史之議説得合理，可再加廣議。”左丞宗元饒議道：“我尋思這選之議並非完全不同於藝星，正是想使四時都平均刻敷，兼斟酌它們的佳處，以使勞逸平均。便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細更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祖父：沈休稚，梁餘杭令。

父親：沈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