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許可證交易

政府對付污染造成的外部性的手段，使廠商擁有許可證才能排污，但是許可證可以交易。

建立污染許可證拍賣制度是利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一種方法。它的基本思路是：在污染嚴重的地區設立一個“污染許可證拍賣局”。該局的任務是：首先，根據這一地區的最優污染水平確定污染許可證的數量：然後，向污染者拍賣這一既定數量的污染許可證，並規定，只有購得許可證的人才有權進行所容許的一定量污染。 ^[1] 

從目前來看，污染許可證拍賣制度還存在着一些侷限性，主要表現在：

一、它尚不能有效地解決當前一些特別重大的環境問題。因為當前一些特別重大的環境問題都具有如下幾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是全球性，即某一地區的環境污染的影響常常要超過該地區甚至所在國家的範圍；第二是長期性，對於某些環境污染來説，產生它的原因可能早已消失，但其影響卻會長期存在下去，常常要延續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第三是不確定性，指的是某些環境污染的後果事先無法預料；第四是不可逆性，指的是某些環境污染的後果一旦發生就很難消除。所以，目前的污染許可證拍賣制度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還侷限於着重解決短期的、較小範圍內發生的、其後果容易預料和容易修正的環境污染問題。

二、它尚不能解決環境資源利用中的公平分配問題。由於基本上是讓市場的價格機制起作用，污染許可證拍賣制度常常會把污染權過多地分配給比較富裕的企業、行業、地區和國家，這就造成了環境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例如，最近美國一些人提出的用污染許可證拍賣方法來分配全球環境資源的方案遭到了眾多的反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僅不能解決反而還會加劇業已存在的全球環境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 ^[2] 

一、操作上比較簡單易行和靈活方便。在污染許可證拍賣方法中，政府有關部門所需要做的僅僅只是根據既定的最優污染水平確定和拍賣一定數量的污染許可證，並對污染許可證的數量進行適時的調整。

二、應用上適用性強，尤其適用於解決其他類似的一些具有外部性特點的問題，如資源耗竭、生態失衡等等。比如，為解決某個地區對樹木的亂砍濫伐現象，也可以建立一個“樹木砍伐許可證拍賣局”，根據該地區的最優樹木數量確定最優的砍伐數量，並從而確定樹木砍伐許可證的數量，然後再通過拍賣來確定樹木砍伐許可證的價格，以此來達到合理利用和保護森林的目的。 ^[1] 

建立污染許可證制度的基本設想是在需要治理污染的地區設立一個“污染許可證拍賣局”，並賦予該局如下幾項主要任務： ^{[3]  [1]} 

一、首先是根據這一地區的最優污染水平來確定污染許可證的數量。

二、其次是在公開市場上向污染者拍賣這些污染許可證，並規定，只有購得許可證的人或企業才有權進行所容許的一定數量的污染排放。

三、最後是如果原先確定的最優污染水平本身發生了變化，則通過增加或減少污染許可證的辦法來加以控制。值得注意的是最優污染水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國民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主觀願望的變化，最優的污染水平本身也會發生變化。這就要求污染許可證拍賣局實際發行的污染許可證的數量也要跟着變化。 ^[1] 

由此可見，所謂污染許可證拍賣局，實際上就是一個污染控制中心。其主要作用就是“創造”出一個允許污染許可證自由買賣的市場，並利用這個市場來調節和控制環境污染的程度，使其保持在對社會來説為最優的水平上。 ^[3] 

一、早在1968年，加拿大經濟學家戴爾斯（J.H.Dales）就提出了運用拍賣污染許可證的方法來解決環境污染的設想；

二、1977年，美國的安德森（F.R.Anderson）等人又詳細討論了在實施污染許可證拍賣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具體問題。從此之後，拍賣污染許可證的理論和實踐得到了多方面的發展。 ^[1] 

三、美國的實踐活動在很多地方對污染許可證的理論起到了論證和啓發作用。80年代，美國就開始用拍賣污染許可證的方法來減少汽油中的含鉛量，類似的方法還被運用幫助解決其他環境污染問題。

四、90年代後，污染許可證制度蓬勃發展。1998年，美國的一些人甚至提出要在世界範圍內嘗試利用該方法來分配全球的環境資源。 ^[1]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一些地方也開始嘗試應用污染許可證制度來解決污染問題。下面是一個上海的例子。位於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區的上海吉田拉鍊有限公司，因擴大生產規模，其污水污染物排放量超過排污許可證允許的指標。而上海中藥三廠由於實施了污水治理設施改造，污水污染物排放量大大減少，致使該廠排污指標有剩餘。於是，這兩家廠在環保部門的見證審批下，簽訂了排污指標有償轉讓協議：由吉田拉鍊公司出資60萬元轉讓費，從中藥三廠獲得每天680噸污水和每天40公斤COD（化學需氧量）的排放指標。兩廠的排污指標有償轉讓後，吉田廠為實現擴大再生產贏得了時間，而上海中藥三廠長期致力於環境投入在經濟效益上取得了一定的回報。 ^{[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