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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五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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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五才子"是指張謇、範當世、周家祿、顧錫爵和朱銘盤。他們在學術上以樸學齊名，近代詩人、學者汪國垣先生將他們列入“江左詩家”。他們在青年時代意氣相投，關心國事，躬行變革，研討學問，因此有人稱他們是江淮文人集團的領軍人物。他們才華橫溢，魅力四射，能量很大，在當地頗有影響。其中，張謇才識超羣，被喻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是江蘇五才子的代表人物、“江左才俊”五才子之首。 [1]  [3-4]  [7-10] 
中文名
江蘇五才子
外文名
Five representative literati from Jiangsu
成    員
張謇、範當世、周家祿、顧錫爵和朱銘盤
所處時代
清代晚期至民國初年

目錄

  1. 1 名稱由來
  2. 2 人物簡介
  1. ▪ 張謇
  2. ▪ 範當世
  3. ▪ 周家祿
  1. ▪ 顧錫爵
  2. ▪ 朱銘盤

江蘇五才子名稱由來

清代晚期，周彥升（家祿）、顧延卿（錫爵）、朱曼君（銘盤）、張季直（謇）、範肯堂（當世）等並被稱為“江蘇五才子”。他們才貌相當，難分伯仲，只有年齡少長之別。他們的發展狀況不盡相同，朱、範早亡，張中年後專意於農工商諸業，獨周、顧“以文字老焉”。他們“風雲旅食各冬春”，但情誼深厚，“蛩駏相依”，令“藝林爭羨”。在學術上，他們均以樸學齊名，近代詩人、學者汪國垣先生將他們列入“江左詩家”。
“五才子”是鄉人推崇的五位青年才俊，既不是社會組織，也不是學術團體，猶如一個小小的“朋友圈”。他們才華橫溢，魅力四射，能量很大，在江淮地區頗有影響。
張謇與他們過從甚密，對他們的特點了如指掌，稱周家祿“倜儻有節”，朱銘盤“瑰奇逸宕”，顧錫爵“朗朗高趣”，範當世“明白公理”。他對自己未作評價，但他是“五才子”的核心人物，周家祿作詩稱：“建安才子賦新詩，淮海文章仗主持。”這自然讓人想起建安七子當年的風采：“縱轡以騁節，望路而急驅”“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建安“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張謇才識超羣，周家祿喻之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是江蘇五才子（江淮五才子）的代表人物。
1917年9月，顧錫爵病逝，張謇作《挽顧延卿（錫爵）》：昔年鄉里推同輩，周顧朱張範五人。旗鼓顏行差少長，風雲旅食各冬春。君甘頹放成聱叟，世與遺忘作倖民。曙後一星餘我在，愴懷葭埭絕車輪。詩中的“周顧朱張範五人”，就是當時的“江蘇五才子”。 [1] 

江蘇五才子人物簡介

江蘇五才子張謇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翁，江蘇通州人，生於僑居地海門廳。中國近代愛國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社會事業活動家。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説：“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我們不要忘記四個人……，輕紡工業不要忘記張謇。”
1853年（清咸豐三年），張謇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父祖以上數代都以農商為生。這種家庭出身，使張謇從小就生活在社會下層，對民眾的疾苦有深切的瞭解，從而養成了他的民本意識。為了改變家庭命運，他在幼時就被父親送入私塾學習，希望由此走出一條由讀書進入仕途的道路。12歲時，塾師出上聯“人騎白馬門前去”，他當即對以“我踏金鰲海上來”。因對仗工整，語氣不凡，一時傳為佳話，被認為是中狀元的先兆。
張謇15歲開始進入科舉試場，從此在科舉道路上歷盡坎坷，勤奮拼搏。21歲時，因家境中落，張謇應江寧發審局孫雲錦之邀，開始了遊幕生涯，從而結識了許多有聲望的師友，增長了學識。23歲時，他加入淮軍吳長慶幕府，任機要文書，隨軍赴朝鮮平息亂事，初顯其政治、軍事才華。而其才識受到當朝尚書翁同龢的賞識，後更與之建立起師生關係。
1894年（光緒二十年），清政府為慈禧慶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遵從父命，赴京趕考，殿試登一甲第一名，高中狀元，遂被授於翰林院修撰之職，步入官場。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張謇與恩師翁同龢堅決主戰，他還上書彈劾大權在握的李鴻章“戰不備、敗和局”，主和誤國，表現出大無畏的愛國精神。
1895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舉激起張謇極大的憤慨和憂慮，在落後捱打的現實面前，他認為只有發展民族工業才能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且士大夫有不容推卸的責任。於是，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他在家鄉通州籌辦起大生紗廠，開始了“實業救國”的實踐。張謇充分認識到“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在發展實業取得一定積累的基礎上，他又大力開辦教育事業，開始形成他“父教育、母實業”的強國富民思想。他以南通為基地，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展開系統的設想與實踐，並希望由此而推廣到江蘇乃至全國。
1903年，張謇應邀參觀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並對日本工農業與教育進行了70多天的實地考察，親身體會到明治維新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回國後，他積極地投入立憲運動，併成為立憲派的領袖人物。
1911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張謇順應歷史潮流，毅然轉向擁護共和。1912年1月1日，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張謇被任命為實業部總長。
1913年，張謇為實現他思謀已久的強國安民的方針政策以及他夢寐以求的“棉鐵主義”，就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水利局總裁。兩年間，張謇主持全國農林、工商政務，編訂頒佈有關工商礦業、農林水利、漁牧業、度量衡、銀行證券、引用外資等20餘個法規條例，對我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15年，袁世凱稱帝陰謀暴露，張謇勸説無效，憤而辭職。從此，他傾注全部精力對家鄉南通進行全面的建設。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原本閉塞落後的南通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躍成為當時中國的模範城市。而這一切，都是在沒有政府經濟資助的狀況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的。張謇對南通的全面經營，是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來建設一“新世界之雛形”，並由此向全國推廣，從而使國家走上富強之路。他在實踐中表現出的愛國之忱，則更是留給後人的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
1916年，張謇被推舉為中國銀行股東聯合會會長；1918年，“主張國際税法平等會”在滬成立，張謇被推舉為會長；1920年，張謇被推舉為中國礦學會及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1922年，張謇被推舉為交通銀行總理。
1926年8月24日，張謇因病逝世，葬於南通市南郊。墓上不銘不志，此前，他曾為墓門自擬聯語：“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
張謇的一生是勤勞的一生，他有着宏大的抱負和堅強的性格，終生抱定“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愛國熱忱。實業是張謇一生事業的主體，以大生紗廠為中心，先後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大達輪船公司、復新麪粉公司，資生鐵冶公司、淮海實業銀行等數十家企業，並投資江蘇省鐵路公司、鎮江大照電燈廠等企業，為中國近代實業貢獻了畢生精力。在發展教育與公益事業方面，他先後創辦了通州師範學校、初等小學、中學、農業學校、紡織學校、博物苑、女紅傳習所、醫院、圖書館等。他的教育思想與辦學實踐，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張謇尊重科學，愛護人才，扶植新建學術社團，提倡科學應該為社會經濟服務的正確方針，與許多科學家建立友誼。把戲劇改革與社會改良聯繫起來，也是張謇的高見卓識。他創建了伶工學社及更俗劇場，與梅蘭芳、歐陽予倩等的交往更是實業家與藝術家聯手的一段佳話。
張謇一生為民着想，為民操勞，實是中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主要實踐者。他的思想及實踐於現今仍有着現實意義和作用。
胡適先生説：“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2]  [6] 

江蘇五才子範當世

範當世(1854～1905)，原名鑄，字銅士，更名當世，字無錯，號肯堂。因排行居一，世稱範伯子，江蘇通州人。他是清末傑出的文學家，同光體詩人。也是南通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
範當世幼即聰穎警悟，先後從通州城內有名望的塾師王兆榛、顧金標學習八股時文。15歲得州試第二名，17歲院試為廩貢生員，但此後9次應江寧科試不第。25歲後負笈出遊，從張裕釗學古文，又與吳汝綸、陳三立等結交。38歲上應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請，至天津任李家庭教師4年之久。甲午戰爭後辭館南歸。
範當世善詩，意境恢宏熾烈，風格曠蕩遒健，在同光體詩人中獨樹一幟。其散文亦佳，是桐城派在江蘇的主要代表。傳世有《範伯子詩文集》。範當世弟鍾、鎧皆負文名，世稱通州三範。
範當世對南通近代教育頗多貢獻。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與張謇、張師江、孫寶書諸人呈請兩江總督設立高等小學，並抱病與張師江主持籌建工作。同時積極醖釀利用鹽義倉創辦公立中學校（今南通中學前身）。範當世視發展教育為強國之本，在《通州小學堂（今南通市實驗小學前身）宗旨》中，他寫道：“爭強莫如以兵，強兵莫如以富，何為而必出於學？日：此其先務也。兵且有兵學焉，富且有農工商之各學焉，自今無一事可以不學”。“立國必資乎人才，而培才當始於子弟；立教必遍乎全國，而變國莫先於秀民也。”可惜天不假年，兩校規模初成，範當世棄世。範當世原配夫人吳氏早逝，繼配姚藴素，桐城派古文宗師姚鼐侄曾孫女，工詩，著有《滄海歸來集》，任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十數年，人多尊稱為範姚夫人。 [5] 

江蘇五才子周家祿

周家祿（1846——1910），字彥升，一字蕙修，晚年自號奧簃老人，江蘇省海門直隸廳人，世居通州川港鎮。周家祿與張謇、顧錫爵、朱銘盤、範當世並稱為江蘇五才子。顧錫爵説周家祿“生平見知者多以文事”，而周家祿自己“亦毅然以文事自任而不疑”。張謇説“（周）彥升博達，善屬文”，“刻意好文，又好為考據讎校之學”。周家祿用畢生精力將橫溢的才華形諸筆端，特別在考據讎校之學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30種共102卷著作傳世，被公認為詩人、文學家和史學家。
張謇一生與周家祿交往密切，視周家祿為“文字學問之友”。周家祿逝世後，張謇感嘆“又失一老友”，撰輓聯説，“君負文譽，校《晉書》尤勤，故屬聯引晉人況之”，在輓聯中將周家祿比作《晉書·文苑傳》中的曹毗和袁宏，袁曾為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曹則因仕途不得意而致力文學，從而表達了對這位老友高度的評價和無限痛惜之情。
其先人於元末自湖南常寧遷崇明，清初由崇明遷通州之西川港沙，應當屬於長江北岸復漲新沙的最初移民。光緒三十三年（1768）海門建廳後，周氏佔籍海門。據周家祿自己説，其可考先祖直到他本人“十四世皆種田食力，間讀書應科舉”，家境很壞，從師時甚至“貧不能具脩脯”。
周家祿從小勤奮好學，“自為兒時不好嬉戲，詣戚友必挾書自隨”，很早便顯出才華。最早賞識周家祿的是曾任大理寺卿和福建、江蘇學政的國學大師李聯琇。“咸豐十年（1860），李聯琇因病告假歸江西故鄉，行至常熟時，正逢太平天國進軍蘇杭，無法前進。（海門）茅炳文知道後，立即派子鐵卿（即茅錚——筆者注）趕往常熟，把李聯琇全家迎到海門，安置在本宅附近住下”。茅炳文的“本宅”即在周家祿所住的川港。“（李聯琇）先生無事，嘗散步鄉間，入一村塾，見塾案有學生所作之《牽牛花賦》，先生大稱異之。識其人，叩其他所業。其人則周家祿也，年裁十六七。（實為14歲——筆者注）……周、茅故有連，茅以先生器重家祿，則引與其諸弟讀。家祿因大得茅氏藏書讀之，業頓進”，“李聯琇在海門住了四年，曾任師山書院院長兩年”，周家祿受其親灸自然是情理中事，不久便“以文采聲名踔越州鄉”。李聯琇在周家祿的一生中是個很關鍵的人物，所以周家祿“終其身，感李先生知遇不絕”。同治三年（1864），18歲的周家祿考補為廳學生(秀才)，三年後補為廩膳生，又三年經科調考獲優行貢太學，次年25歲時經朝考授予教職。然而，命運之神從此不再眷顧這位少年才子。此後周家祿一而再，再而三地參加鄉試，都是名落孫山。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51歲的周家祿仍然堅持參加了鄉試，而且仍然不第。病弱的周家祿有一次參加鄉試，竟至於因病未能終卷。而他25歲時得到的空頭教職，也直到九年以後即光緒五年（1879）才終於被選授江浦縣訓導，卻又因父喪丁憂，不能赴任。後來到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陸寶忠以經濟特科疏薦周家祿，晚年的周家祿看淡了功名，辭不就試。 [3] 

江蘇五才子顧錫爵

顧錫爵（1848—1917），字延卿，江蘇省通州直隸州如皋縣葭埭人，清末文史學者，情趣高雅，鄉諡“尚潔先生”，外交家，與範當世、張謇、周家祿、朱曼君並稱為“江蘇五才子”。顧家為白蒲望族，書香門第，出過三位進士。顧延卿的父親顧汝玉為咸豐年間舉人，弟弟顧錫祥字仁卿，光緒年間拔貢，深受張之洞器重，聘為幕僚。
顧延卿幼時聰明絕倫。等到年紀大了，他極其關注百姓疾苦。太平軍被滅後，白蒲仍然設置關卡，收取税收，當地商人苦不堪言。顧氏前後上書曾國荃數千言。太平天國滅於1864年。曾國荃攻破天京有功，封“太子少保銜”，後歷任山西巡撫、湖北巡撫、陝甘總督、兩廣總督。1884年，他又任兩江總督（如皋白蒲屬其管轄）等職。同年，顧氏從兩廣總督幕府任上回鄉，向自己的老上級曾國荃上書。曾國荃接到來鴻後，即刻處理，設置在白蒲20年的違法關卡被撤去。因此江淮大地上的英傑才俊都願意結交顧延卿。顧與張謇心心相印，不滿慈禧、李鴻章等守舊派的作為，於是辭官回鄉，創辦實業，造福鄉梓。
顧延卿精通《周易》，後又隨興華劉融齋學習。劉融齋道光年間進士，晚清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他對顧延卿的詩作讚譽有加。顧延卿夢見有老師傳授佛經，於是潛心研究《大乘起信論》等等大乘佛學中的經典著作。
顧延卿的德才得到了不少名臣的認可。一位是淮軍名將、晚清重臣張樹聲。他主事廣東，力邀顧延卿參與編修地方《史志》。在粵期間，兩人商討公事，並與朱九江、陳蘭甫、陳六週諸君探究學問。修志未曾結束，顧延卿作為幕僚，追隨張樹聲一起北上。張樹聲鼓勵他參加科考。另一位是晚清著名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薛氏出任欽差駐英法意比四國大臣，聘請顧延卿為首席秘書。1890年1月，他們乘坐法輪“伊拉瓦第號”出發。由於思念母親，顧延卿提出辭呈，於1893年乘坐“堪爾圖寧號”回國。薛福成後來向朝廷保薦他為知州，顧延卿沒有去任職，而是選擇留在家中，待到時機成熟，創辦了鄉中小學。 [8] 

江蘇五才子朱銘盤

朱銘盤（1852—1893），字俶僩，原字日新，號曼君，江蘇省通州直隸州泰興縣城人。清光緒八年舉人。
朱銘盤幼年聰慧，好學不厭，博覽羣書，過目成誦。年青時與通州張謇、範當世，如皋顧延卿，海門周彥升並稱“江蘇五才子”。
朱銘盤一生與幕府相終始，先後應聘於揚州兩淮鹽運使方浚頤、慶軍統領提督吳長慶、江蘇省學政黃體芳、旅順提督張光前。在吳長慶軍中時，袁世凱投靠吳長慶作食客。吳長慶感覺他學識淺膚，囑咐張謇、朱銘盤對袁授以時文，袁世凱亦以師禮對待張、朱二人。
朱銘盤識人有先見之明。《桂之華軒文集》中收錄有光緒十年致袁世凱函手稿，在這份長達萬言的信中，朱銘盤對其時尚未發跡的袁世凱的為人作出了精確的判斷。朱銘盤看透了袁世凱的本質與野心，寫信給袁，指出袁世凱的種種張皇跋扈共十三項，“直斥其非”，與之絕交。此後，朱銘盤一生再也未與袁世凱有任何交往，顯示了不畏強暴的錚錚鐵骨。
朱銘盤工詩古文辭，其於散文、史學、詩歌、書法都頗有造詣。著有《桂之華軒文集》九卷、《四裔朝獻長編》等。於詩文外，朱銘盤好書法，善篆隸，行書清雅俊逸，尤擅魏楷，融魏碑與漢隸於一爐。 [7]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