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

一是開放包容，敢為人先。

江南的地域範圍在歷史上主要是指以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帶為核心的“八府一州”。這裏水網密佈，環湖通江達海，交通便利。江南自古造船技術先進，隨着京杭運河的南北縱貫和漕運的充分發展，以及明代航海事業的大發展，大大開拓了江南人的視野和心胸。同時，江南文化也是兼收幷蓄的，從泰伯奔吳到永嘉南渡，從運河漕運到趙宋南遷，飽經戰亂的中華文明多次在江南深度融合、休養生息，孕育了江南人包容吸納的精神特質。近代以來，江南人在“開眼看世界”的過程中，廣泛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技術，開啓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改革開放後，上海以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以海納百川的宏闊胸襟，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直接帶動了從江南腹地到長江三角洲，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

敢為人先的革新精神是江南文化的鮮明特徵。江南人的敢為人先，是善於謀劃在先，敢於革故鼎新。不僅苛求與眾不同的創新思想，更是獨具過人的膽識與魄力。江南人的敢為人先，是始終堅忍剛毅，志在引領潮流。不僅注重落地生根的實際行動，更是竭力打造可以領跑的優勢與特色。從浦東的開發開放到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蘇南模式的成功，從“創業創新創優、爭先領先率先”的“江蘇精神”到“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的浙江精神，都是江南人敢為人先的典型例證。

二是崇文重教，精益求精。

江南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濃郁風氣，崇尚“詩禮傳家”“耕讀傳家”。早在公元317年，晉元帝在建康設立太學，唐肅宗在常州府設立江南最早的府學，北宋范仲淹在蘇州府創辦郡學。宋代以後，江南地域書院紛起，文風日盛。自從科舉制度創立以來，江南誕生的科舉狀元幾乎半分天下。近代江南地區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也推動了教育的繁榮。江南人不僅自發興辦各類新式學校，一些家境殷實的家族更是熱衷於將子女送出國留學，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留學生。留學歸來的江南人很多都成為新中國的科技文化先驅。時至今日，江南地區依舊是全國科教高地和人才高地。

江南人的精益求精，是超越平庸的極致追求，不僅對守正出新執念於心，更是以無問西東砥礪於行。從古代江南高超的鑄劍、造船等精工技藝，到遠銷海外的絲綢、刺繡，從近現代以精緻著稱的“上海製造”，到當今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蛟龍號深海探測船、上海振華龍門吊等大國重器不斷湧現，無不體現江南人對於技術的執着追求。江南文化孕育了源源不斷的高層次人才和創新技術，這是江南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的動因所在。

三是尚德務實，義利並舉。

江南文化自古便有尚德務實的優良傳統。吳王闔閭將“厚愛其民”作為執政之道，唐代名相陸贄也強調立國要“以民為本”，“均節賦税恤百姓”。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顧憲成的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無不體現了江南人以民為本的家國情懷。在近代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一批有責任感的江南人苦苦思索，鋭意進取。如以薛福成為代表的政商人士積極投身洋務運動，以張謇、無錫榮氏家族為代表的實業家致力於 “實業救國”“教育救國”。

江南文化在義與利的關係上更強調義利兼顧、先義後利。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范蠡在“三致千金”後，“分散與貧交疏昆弟”，為後世商人樹立了義利兼顧、富而行義的榜樣。江南近代工商業者，如徽商、蘇商、湖州商幫、寧波商幫等，具有的許多優秀精神品質，與范蠡的思想都有着淵源關係。比如，榮德生、榮宗敬兄弟及其後人，他們造橋鋪路、捐款賑災、興辦新學等。從前的私立江南大學即為榮家所建。2007年和2017年，榮德生之孫榮智健又先後兩次向江南大學捐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