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語言學

首先將語言學與民族學結合起來研究的是19世紀歐洲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使 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同時又顯示出它與其它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廣泛的接緣性，併成為一門影響其它學科的領先學科。早在18世紀下半葉，德國經典語文學家沃爾夫和布克就將語言定義為“民族的傳記”。

19世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認為語言是瞭解民族起源及其遠古歷史和親緣關係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歷史”，認為語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證明民族的歷史，民族歷史文化的碑銘。拉斯克、格林對於語言歷史主義的理解導致了19世紀下半葉以庫恩為代表的語言古生物學的產生。庫恩利用語言的歷史比較重建原始印歐人的神話和宗教；皮克特則從印歐語的證據中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徵；希爾特甚至通過原始印歐語中的同源詞推斷印歐人的原始故鄉及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活。以斯坦赫爾為代表的語言民族心理學派主張語言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徵，表現出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識、世界觀和邏輯思維。接着以施萊赫爾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義學派將達爾文對於物種起源的進化論應用於語言的發生學研究，創立了語言譜系分類理論，從而為世界民族的分類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整個19世紀，佔統治地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一直把語言當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盡的文獻資料。 自覺吸收並充分運用語言學理論、觀點、方法、材料進行民族研究，是現代民族學的重要特徵。摩爾根 在其劃時代的民族學鉅著《古代社會》中就運用了大量語言學資源。美國民族學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學生薩丕爾及同時代的馬林諾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類學家，又是極有造詣的語言學家。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將語言學家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和分析方法應用於民族學研究，從而創立了本世紀中期風靡西歐的民族學結構主義學派。繼之而起的認識人類學仍以雅可布遜的理論為基礎，着重於對不同民族語言中色彩詞之研究，使結構主義學派向更科學的方向邁進了一步。而人類學中的文化符號學理論，更是以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論和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為模式，把一切文化現象作為符號藍本來理解，使符號論從語言學理論擴大為適用於一切文化領域的共同理論。至於象徵人類學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語言學中象徵和隱喻語義分析理論之結果。

我國從本世紀初引進現代民族學開始，就吸收了國外結合語言研究民族的優良傳統。程樹德的《説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羅常培的《語言和文化》，都論述了語言與民族文化、歷史、心理、宗教信仰和婚姻制度的關係，以豐富生動的民族語言材料説明了從語言研究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體途徑，在語言學和民族學之間架起了橋樑。

80年代以來，楊堃、馬學良、嚴學宭、戴慶廈、張公瑾等民族學家、語言學家更明確地提出要建立起為民族研究服務的民族語言學，並在理論和方法上進行了重要的探討。

列維·斯特勞斯説過：“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們無疑要暫時停下來一下，不時地相 互交流他們的某些發現。”現在，無疑是該“相互交流”的時候了。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語言學不是一門憑空臆想出來的學科，它經歷了兩個世紀的孕育和形成過程 ，具有悠久的學術淵源、厚實的學術背影、客觀的理論基礎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是人類語言學的延伸和發展 ，是語言學與民族學有機結合而產生的語言學分支學科。

正如人類語言學也稱為語言人類學一樣，民族語言學有時也稱為語言民族學。但有的學者將民族語言學與語言民族學分為兩門不同性質的學科，認為前者是研究民族語言內部結構和演變規律的語言學分支學科，後者是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特徵和過程的民族學分支學科 ，這是我們所不能苟同的。我們認為，任何純語言的研究都以具體的民族語言為對象，沒有必要從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語言學”。又正如文化語言學不屬於文化學的分支、社會語言學不屬於社會學的分支一樣，我們 所説的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語言學”也自然不屬於民族學的分支：它始終以語言研究為主體而以民族 研究為客體，只是對傳統內部語言學研究範圍的突破，並不能因此而改變它的語言學屬性。

自從索緒爾區分“內部語言學”與“外部語言學”後，語言學就“把一切跟 語言的組織、語言的系統無關的東西，簡言之，一切我們用‘外部語言學’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排除出去的 。”這樣，20世紀的語言學就逐漸背離了19世紀曆史比較語言學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研究語言的傳 統，而成為單純研究語言內部結構的原子分析學科。民族語言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的迴歸，屬於研究“ 語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觸點”，研究“語言史和種族史或文化史之間可能存在的一切關係”而被索緒爾排擠出 來的“外部語言學”。

這是兩門不同性質而又密切相關的學科。民族學一方面需要以語言為工具進 行田野調查，一方面需將語言作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態來研究。由於語言學總居於社會人文科學的前列，因 而民族學更多的是從語言學領域去獲取民族研究的資料、理論、觀點、方法。民族語言學則充分發揮本學科 的研究特長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過語言去發掘、構擬民族歷史特別是史前史，印證、補充有史以來的 民族文化形態，解釋、解決現實社會生活中與語言有關的民族現象和民族問題。

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類。文化人類學又可分為考古人 類學、民族學和人類語言學三類。人類語言學又再分為描寫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三類。在實際 運用上，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最接近，有 直接的淵源關係。但人類語言立足於人類學，用人類學原則研究語言的本質和結構，注重語言的描寫，如博 厄斯注重語言本身的交際功能，馬林諾夫斯基注重語言的使用場合，列維·斯特勞斯注重語言的結構。民族 語言學則注重語言的民族屬性和社會文化屬性，而且還將涉及民族語言教育、語言與民族政治生活等現代社會中的語言問題，這是與人類語言學的顯著不同。

人類語言學本來包括社會語言學一科。但現行“社會語言學”主要從社 會現實環境角度考察語言，注重個人或階層、集團的言語活動，研究語言變異和言語交際的各個方面，如語 碼轉換、話語類型、行業用語、雙語現象、語言規劃等等，這已與早期的人類語言學明顯不同。民族語言學 在研究民族集團的現實社會語言現象如雙語現象、語言地域變異、語言規劃等方面與社會語言學部分重合。 但民族語言學是以民族語言為研究單位而不是以社會語言為研究單位。民族語言學更注重語言的文獻資料作 用和文化運載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語言與用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於民族語言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帶有社會科學一個共同的範圍特徵，即在其研究對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學科，與鄰近學科廣泛接緣，密切相通。但民族語言學作為一個整體學科體系，是其他任何 學科所不能包容的。

民族語言學應包括如下研究對象和內容。

古今中外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政治家們對“民族”下過各種定 義，但幾乎沒有人否定共同語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徵。在民族的各種特徵中，語言具有穩定對應性、完整外露 性和綜合表徵性，是民族內聚外分最直接、客觀的標誌。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體就是語言共同體。民族 語言學必須從理論上全面、辯證地理解語言在民族共同體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僅因為某些語言與民族不對等 的偶然、例外現象，就否認語言作為民族主要特徵的普遍性原則，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學概念。

民族語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多民族國家，語言權利的平等與 否是具直接影響國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靜的語言衝突，以語言為導線引起的民族衝突不時 發生。民族語言學有責任關注、揭示民族語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研究各國特別是多民 族國家的語言政策、規劃及語文建設、語文生活，納入政治語言學的部分內容。

語言具有相對穩定性。社會發展了，過去的歷史文化仍能沉積在現時的語言中， 因此語言就成為探索民族歷史特別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資源。每個詞都有它的歷史，同時代表着相應的民族 史。正如語言學家S·H·Sagce所説：“詞好比化石。詞語中體現了首先創造和使用詞語的那個社會的思想和 意識。……一塊骨頭化石能告訴我們一個滅絕了的世界的歷史，同樣，詞語的遺蹟也能向我們揭示古代社會 的鬥爭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觀念和知識。”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是文化的載體和容器。民族語言學研究 語言與文化。主要着眼於語言、民族、文化三者間的相互關係；語言和文化的相對價值與絕對價值；語言和 文化的單線進化與多線進化；語言和文化的播化擴散；語言和文化的分化與聚合；語言和文化的普同與差異 ；語言模式與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説”等問題的分析和論證，以加深對語言、文化、 民族之間關係的瞭解。在研究這一系列問題時，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以及人類文化語言學有特別密切的 聯繫。

語言深深植根於民族的肌體中，在長期的文化傳承中積極參與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動，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重要條件。民族的社會文化、歷史傳統、生活方式、生存環境、宗教信仰的 特點，以及本民族的愛好、興趣、氣質、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語言是洞察人類心智的 窗口，通過語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狀態、認知方式和思維軌跡。例如通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語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語，以及各民族對事物的隱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因為語言與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有血肉相連的關係，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員都有一種 超越階層、階級和國家而忠於自己民族語言的始終不渝的深厚感情，這就是語言忠誠。異族的壓迫、欺凌最

能激發民族意識，體現出語言忠誠；當一民族遭受異族統治時，對民族語言的忠誠與否，常成為判別有無民 族氣節和民族感情的標準；對處於不利環境中的移民集團來説，語言忠誠成為加強內部團結、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來同化的旗幟；在現代社會，語言忠誠是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武器。民族語言學應大量揭示語言忠 誠的事實，提醒社會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情感，幫助分析、研究、解決現代社會日益尖鋭的語言衝突和民族 矛盾。

少數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學習主體民族語言的義務。雙語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國家普遍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民族語言學對於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數民族的雙語 教育問題，分析母語教育的民族文化性、複雜性、重要性，研究雙語教育的特徵、規律、步驟和管理方法， 介紹國外雙語教育的政策、措施、動態、經驗，為制定我國的雙語教育方針提供理論諮詢和現實服務。

文學是對語言的藝術加工，並通過語言形式表現出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 是文學的基礎。語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語言結構可以制約文學的體載 和表現方式，不同語言中的典故、成語、俗語、警句等使文學作品表現出不同的情趣、韻味和風格特色。民 族語言學應通過對比揭示不同民族與其文學（特別是最能體現語言本色的民族民間文學）之間相互協調、制 約的關係和共同發展的規律。

民族的語言分佈與其地理分佈、民族分化與語言分化、民族遷徙與底層地名、異 民族的地緣關係對語言的影響都有密切關係。民族語言學必須與地名學、語言地理類型學和區域語言學結合 起來，研究語言的發展和民族的發展，研究語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過程，研究語言、方言的劃分與民族的 地理劃分等問題。利用語言中的地名透視民族的歷史文化景觀、移民史、經濟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歷史分 布和文化層次等。

不同民族間的互相交流接觸，必定在彼此的語言中留下痕跡，甚至對語言產生 重大影響。從正面的影響來看，語言中的藉詞是民族文化接觸和交流的證據。正如語言學家帕默爾所説：“ 如同考古學家根據陶器、裝飾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佈情況作出推論一樣，對於語言借貸情況的分析也會給文 化接觸以及民族關係的研究提供線索。”從負面的影響看，異民族因頻繁、長期的密切接觸而形成的洋涇浜 語、克里奧爾語等混合語言，也是語言學研究的既定內容。

這是站在文化生態學的角度進一步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的關係，研究民族的語 言和文化對於人類文化的淨化、調節、補償、代謝功能。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各族文化構成一個複雜的生 態系統，每一具體的民族文化都在這一經緯相間的生態網絡中佔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線股，人類 文化都將出現無法彌補的破綻。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拯救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瀕危語種，就成為延續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類文化生態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語言學有責任喚起社會的良知，像保護自然物種一樣保護少 數民族的語言文化。近年來民族語言的保護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但語言多樣性保護形勢依然嚴峻；需要進一步提高對民族語言重要性的認識。正如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教授所言：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正面臨着強勢語言、全球化、互聯網等的衝擊，其社會使用功能正處於逐漸弱化或消失的危險境地；因此有關機構和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搶救瀕危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 ^[1] 

非言語交際包括使用體態語、實物語言（如烽火、狼煙、火把、樹枝等 ）、鼓角、哨語以及結繩、契刻、圖畫等類似於語言的信號進行交際。民族語言學和人類學除研究人類語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發展外，還十分注重對非言語形式的研究。象徵人類學就把體態語作為一種重要的象徵手段 。我國人類學家林惠祥先生將上述非言語形式“總括於最廣義的‘語言’之下。”研究這些語言的輔助形式 ，可加深對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瞭解。

方法論對每門現代科學的理論和實踐都有重大意義。系統的研究方法是學科成熟的標誌之一。根據性質 、功能和應用範圍的不同，科學方法可分三個層面：認識方法、哲學方法和學科方法。認識方法即理論思維 方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法和辯證唯物法是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最為普遍規律的方法。哲學方法包括 歸納法、演繹法、類比法等，是邏輯思維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學研究中都適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語言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學科方法指適用於某一類型學科的具體方法，主要有數學方法、物理學方法 、生物學方法和語文學方法（又叫人文歷史學方法）。我們需要闡述的是適用於民族語言學的語文學方法。 除田野調查法、音位記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調查方法外，本學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種。 歷

我們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運用的“遺留”(Survival)這一術語作為運用歷史 比較語言學原理縱向考證民族歷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總稱。泰勒用“遺留”表示“儀式、習俗、觀點等從 一個初級文化階段轉移到另一較晚的階段，它們是初級文化階段的生動的見證或活的文獻。”他沒有提到語 言。19世紀歐洲的語言古生物學首創了從語言考證民族歷史的方法—一又稱語言古生物學方法。這一方法 又包括詞源學分析法、語言底層考證法、古文字考據法等。這是考證民族歷史最重要的語言學方法。

通過語言的共時或橫向對比發現不同民族現象的功能和特點，揭示其共性或差異 性。又包括語言禁忌分析法、多義詞共時意義歷時法、合成詞詞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較藏語中對“魚”的忌 諱和漢語中對“魚”的崇拜，可發現藏族的宗教信仰與漢族傳統文化心理的差異；從泰語中“巫、醫”同詞 現象，可知泰族曾有過巫醫合一的歷史；由雲南僳僳語把北方叫“水頭”，把南方叫“水尾”，可知當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納西語中大樹叫“樹母”，小樹叫“樹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的證據。這一方 法主要起補充、印證或提供線索之用。

不同民族語言中某類詞彙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環境決定的。通過 對詞彙分佈密度的考察，可發現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環境。摩爾根最先使用這一方法研究人類野蠻階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貢獻。例如他從荷馬詩篇中高密度的有關麥、田、房屋、船隻……的詞彙，推斷野蠻時代晚期 人類就具有了有關穀物和田野農業、建房築城、還可能使用釘子造船……的知識和經驗。再如從我國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語言中高密度的魚、漁獵工具和山、水、獸神的詞彙，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環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狀態。

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間的接觸交流。羅常培《語言與文化》第四章《從借字看 文化的接觸》指出了運用這一方法的具體途徑。

民族分類的主要方法。施萊赫爾創立的語言譜系分類法，對民族的親緣分類產生 了重大影響。我國民族學家凌純聲在40年代最先運用這一方法將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劃分為百越、氐羌、苗 瑤三大族系，分別相當於漢藏語系中的壯侗、藏緬、苗瑤三大語族，從而奠定了我國民族分類的基礎。至今 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類中最有影響和應用價值的方法。

這一方法包括應用親屬稱謂和父子連名兩類語言資料追蹤古代家族制度和淵源。摩爾 根首創用親屬稱謂研究人類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發展變化。羅常培最先發現我國藏緬語族中的父子連名現 象，並據此解決了幾個民族史上懸而未決的民族如擺夷、南詔的歸屬問題。研究者近來還發現有母子、舅甥 連名現象，並且不侷限於藏緬語族。這一方法儘管有某種缺陷，但仍是民族學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結構分析法。列維·斯特勞斯將語言學中音位分析的方法應用到親屬制度以及神話的研究上，開創 了民族學結構學派。結構分析法運用精密的數學公式和數理邏輯，把社會作為一個無意識的、封閉式的結構 進行分析，是一種演繹的方法。有的學者認為它是唯心主義的，將會自然消亡或不再發展。也有的學者認為 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終有未盡價值。

又稱語言年代學方法。是根據核心詞彙在發展中遺留下來的百分比計算語言發展年代 和親屬關係的方法，為美國人類學家、語言學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據碳14年代測定法模型創立的。 這一方法建立在語言中核心詞彙按恆定比率（第1000年後平均保留約81%）發展變化的假設上，可用 以根據親屬語言（後人發展應用於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詞的百分比來推算它們從原始母語中分化出來的年代 及親緣關係的遠近，因而也可用以測定同源民族分離的年代和關係的親疏。

語言中的詞彙性的隱喻是根據相似原則以已知名未知的意義變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據自身認知水平和心理狀態對所指對象客觀評價的結果。民族心理學和象徵人類學的部分內容就建立在對隱 喻的解碼上。例如英語COCK本指公雞，又隱喻人的陰莖；台灣高山族阿眉斯語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 圈套”。又如畜牧文化類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睾丸”隱喻圓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徵的南方少數 民族，往往用“果”隱喻圓形的物體如紐扣、辣椒、眼珠、炸彈等。通過隱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徵和 心理。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門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一民族語言學，不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語言學，可以強化我們的學科意識，促進語言學與民族學之間的聯繫，有利於擴展語言研究的廣度，推 進民族研究的深度，繁榮我們的學術研究。語言學界應與民族學界密切合作，為建立這一學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威廉·湯母遜：《十九世紀以前的語言學史》。 摩爾根：《古代社會》。 綾部恆雄：《文化人類學十五種理論》。 列維·斯特勞斯：《語言學和人類學中的結構分析》。 馬學良、戴慶廈：《論“語言民族學”》。 張公瑾：《語言民族學》（施正一主編《廣義民族學》第三編）。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爾：《語言學概論》。

林惠祥：《文化人類學》。 童恩正：《文化人類學》。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 （責任編輯 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