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芝荃

毛芝荃（1902-1982）字羽鵬，1902年10月20日（清光緒廿八年九月十九）生於奉天省（今遼寧省）法庫縣蛇山溝村，早年入東北陸軍講武堂，畢業後在東北軍歷任排長、連長、營長。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10月任第53軍（軍長周福成）第116師（師長趙紹宗）第348團團長，參加遠征軍對日反攻作戰，後升任第53軍第116師（師長劉潤川）少將副師長。

1945年5月25日因滇西抗戰有功，獲頒國民黨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勳章。騰衝是日軍在滇西最大流血區，城內各兵種和軍屬機構及其他支援官兵約7000人全部陣亡。我軍圍攻騰衝戰役傷亡過萬。美軍聯絡官員陣亡14人。滇西戰後，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因功奉頒青天白日勳章。所部軍長闕漢騫少將，周福成中將，師長熊綬春少將，劉潤川少將，毛芝荃少將等多人，亦同時接受此一最高榮譽，第五十四軍並奉頒榮譽旗。

1947年七月上旬，53軍由華北調往東北，七月中旬第—一六師在鐵嶺縣北威遠堡門遭到解放軍的全殲，師長劉潤川、副師長張紹賢均被俘。後又以第一縱隊為基礎恢復了第—一六師，以軍參謀長劉德裕為師長，並以第二縱隊作為整訓，補充部隊，番號為東北守備第二總隊，以毛芝荃為少將總隊長。

1948年年11月1日在瀋陽投誠。1950年赴香港定居，任東北旅港同鄉會會長兼同鄉會有限公司董事長。1982年2月7日，因尿毒症在香港九龍伊麗莎白醫院去世，遺體被葬於天主教堂柴灣墓場。

到了遼瀋戰役末期，駐守瀋陽的國民黨軍開始打算放下武器，部分軍官則紛紛要求“火線起義”，但大部分軍官一直在觀望 ^[1]  。

1948年11月1日上午九時左右，毛芝荃派來一輛吉普車，要接二縱五師十四團的解放軍代表去接洽談判。十四團政治處主任王佐邦帶着三名股長以及幾名戰士到達五馬路的一幢樓上。出面談判的是守備總隊總隊長毛芝荃、副總隊長佟道和參謀長胡大謨。三個人提出的中心條件是承認他們“火線起義”。王佐邦主任説，我們既沒有接到上級關於你們起義的通報，雙方更沒有事先達成某種協議，因此現在我們無權承認你們“火線起義”，守備總隊只能立即交出防禦地圖，所屬部隊全部撤出防區，到指定地點集中。於是，就是否“火線起義”的問題，雙方劇烈地爭論起來。

爭吵的時候，守備總隊司令部裏的電話鈴聲不斷，大多是報告部隊被打散或者投降的消息，弄得氣氛愈加緊張。最後，副總隊長佟道和參謀長胡大謨同意先達成停火協議，但是總隊長毛芝荃就是不同意，堅持必須給他一個“火線起義”的承諾。

正在這時，突然有個國民黨軍軍官大喊大叫地衝上樓，端着衝鋒槍就朝天花板掃射：“我們早就起義了，他們還打我們，談判個屁。”頓時，王佐邦主任身邊的戰士也端起槍對準了毛芝荃。雙方僵持的時候，王主任説：“剛才那一梭子是朝我放的，這説明你們既不想起義，也不想投誠，而是想打，那就請便吧。”説完，就要走人，被副總隊長佟道和參謀長胡大謨拉住，他們還是要求繼續談判。

再次談到“火線起義”的時候，毛總隊長拿出兩個證據，説他早就下令部隊不抵抗，同時還與高級將領們商量過起義的事。但王佐邦主任説，從沒有看到過守備總隊起義的跡象，無論如何不能認定為“火線起義”。

毛芝荃和佟道説解放軍有位“周政委”，已經答應他們“起義”了。毛隊長提出派代表去東北“剿總”司令部找人查證——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因為去那裏要路過還在抵抗的二0七師的防區，而且王主任還要化裝成國民黨軍軍官。不談了，去五十三軍軍部找這個“周政委”，根本沒有此人。

下午又談，一方堅持要求“起義”，一方堅決不同意，言來語去迸出火星子。“起義”，還是“投誠”，關係前途和命運，當然非同小可，是個“原則問題”。

好容易到達東北“剿總”司令部，得知那裏已經宣佈投誠，司令部裏混亂不堪，解放軍官兵和國民黨軍官兵出出進進，根本找不到可供查證的人。只好又回來繼續爭吵。下午，樓外突然槍聲大作，毛總隊長的警衞部隊被解決了，毛芝荃這才讓步，交出了防禦部署圖，下令部隊去指定地點集中。當毛總隊長本人被要求留在原處聽候處理時，他又憤怒了，説先是起義，後是投誠，現在怎麼又成了俘虜？

可是，當十四團部隊逼近總隊司令部，迫使警衞排放下武器後，也就沒甚麼“原則”可爭執的了。

兩天後，王佐邦主任帶着慰問品看望了他——國民黨軍東北第二守備總隊最後被定性為“火線投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