殼丘頭遺址

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學者根據石錛的類型，推測中國是太平洋地區“有段石錛”的發源地，並進而認為南島語族的祖先應該在東南亞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 ^[5] 

殼丘頭遺址於1964年調查時發現，當時東面台地已被X163切斷，而早在1958年，當地村民在遺址區挖取貝殼燒殼灰，使得遺址被嚴重破壞。

1985年秋至1986年春，福建博物館考古隊（現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首次對遺址進行了科學的考古發掘，由林公務先生主持，發掘面積772平方米，揭露貝殼坑、墓葬、柱洞等遺蹟和一批豐富的陶、石、骨器等實物資料。林公務先生對這批資料研究後認為“同福建境內的曇石山文化相比較，或者臨近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相比較，有鮮明的特徵”，將其命名為“殼丘頭類型文化”，推測該文化的年代在距今6000～5500年。

2004年，福建博物院與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夏威夷畢士普博物館合作進行“關於東南史前航海術和南島語族”的課題研究，對殼丘頭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掘面積12平方米。本次發掘採集了有地層依據的測年樣本，開展了多學科的研究。測年結果將殼丘頭文化的年代確定為距今6500～5500年，是迄今福建沿海地區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2015～2016年，為配合殼丘頭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由福建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東南考古研究基地和平潭綜合實驗區社會事業局聯合組隊，對平潭綜合實驗開展史前遺址勘探與調查，不僅瞭解殼丘頭遺址核心區及其分佈範圍，還增加史前考古遺址數量，為後期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文物保護及規劃以及開發利用提供了翔實的基礎資料。 ^[2] 

殼丘頭文化的特徵主要表現在：首先，石器以平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錛為代表，有少量的穿孔石器。石錛刃部寬平、弧頂或平頂，有的經過打製成形，粗磨與精磨皆有。此外，河流裏撿拾的圓形礫石作為石球、凹石也是一類重要的工具。其次，發現大量的骨器。利用動物的長骨砸擊成骨片後磨製前端形成骨匕或骨錐。最後，陶器以夾砂陶為主，佔陶器總量的九成，泥質陶較少，此外還有少量的施紅衣陶。陶器表面呈色不一，總體上以灰、黑、灰黃、紅、褐色陶為主，其中灰陶所佔比重較大。胎一般呈灰黑色或灰色，呈片狀節理，器表典型紋飾是壓印貝齒紋、戳點紋、刻劃平行條紋、鏤孔等，也有組合紋飾，口沿唇面壓印短斜線或花口則多見。陶器為手製，內壁有凹窩，表面有濕手抹光的痕跡，口沿經過慢輪修整，流行圜底器、圈足器、零星的平底器。釜、罐、豆、盤是典型器形，特別是釜，口徑大、敞口或侈口、口沿外側刻劃平行條紋、內側沿面內凹、唇面呈波浪形，頸部經過明顯的按壓加固，肩腹部壓印貝齒紋。 ^[2] 

1985年9月進行發掘，發掘面積772平方米，共發現灰坑21個，小孩墓葬1座，貝殼洞100個，出土石、骨、玉、陶等質地器物200餘件。貝殼洞平面均呈圓形或橢圓形，口徑0.15至0.2米，深0.2至0.75米，因洞內填滿貝殼，故稱貝殼洞；貝殼洞分佈無一定規律。有人認為，這種現象是經過多次搭建的“幹欄”式建築的柱洞。

1985年福建省考古隊進行考古發掘，共清理出21個貝殼堆積坑和1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玉器、貝器、陶器等遺物200多件，以及數以千計的陶片標本。其中石器打磨兼有。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少量泥質陶。成型工藝以手製為主，兼有局部的輪制技術。陶器表面的裝飾，具有加固陶和增添美觀的效果，多出現在夾砂陶器上，泥質陶則多為素面。裝飾方法，分為拍印、壓印、刻劃、戳點幾種。燒成的陶器，依用途劃分，有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兩類。生活用具數量較多，品種有釜、支腳、罐、甕、壺、豆、盆、盤、碗；生產工具數量較少，品種為紡輪。

殼丘頭遺址為貝殼堆積，出土有打製石器、磨光石斧、石骨鏃、骨匕和陶紡輪、陶支腳和大量獸骨。陶片以夾砂灰黃陶為主，器皿有釜、罐、豆、盤、碗等。

打製石器和磨光石器並存，磨光石器僅為粗磨或刃部磨光，通身磨光的極少；石器以梯形小石錛為主，並有較多的卵石製成的石球；陶器絕大多數為夾砂陶，胎壁多厚薄不勻，質地鬆脆，火候較低，呈色不均；器類較簡單，有釜、罐、盤、碗、壺、豆等幾種，流行圜底和圈足器以及柱狀“支腳”，器表飾麻點紋和壓印的貝齒紋、戳點紋與刻劃紋最具特色。

從殼丘頭文化所呈現的資料來看，殼丘頭的原始居民過着定居的採集漁獵生活。生產工具中石錛較小，小者長度僅有3.5釐米，這類工具很難作為單體工具使用，應該是作為裝柄的複合工具，用來採集或攫取食物；出土的大量陸生動物骨骼與骨鏃、石球表明，狩獵在殼丘頭原始居民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至於有無畜養狩獵回來的動物目前仍不得而知。與陸生動物相比，大量的海生貝類、魚類骨骼的出土又説明，捕撈是當時一項更重要的食物來源。故有學者將其概括為海洋性適應型經濟。在獲取貝殼後，利用骨錐、骨匕和凹石，通過撬取或砸擊的方式獲取貝殼中的肉質。食物獲取後用支座支起碩大的陶釜烹煮；骨針及紡輪的出土，可以推測當時的居民已經能紡線用以縫製衣物。陶器外表的紋飾雖然簡單但也不乏精美之例，體現了殼丘頭先民們原始的審美觀念；墓葬及各種“祖”型支座，透露着早期的喪葬習俗與祖先崇拜信仰。根據環境考古方面的研究，當時的環境優越、氣候温暖、資源豐富，為殼丘頭先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資源。不論如何，正是在優越的自然環境下，殼丘頭遺址成為海岸邊一處小型的聚落，殼丘頭的居民可以在海岸聚族而居，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史前文化。 　　

殼丘頭遺址及殼丘頭文化的發現完善了閩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為研究福建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史前土著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然而，殼丘頭文化並非孤立存在的，相似的史前遺址曾見於福建本省發現的平潭祠堂後遺址、南厝場遺址、閩侯溪頭遺址下文化層、金門的富國墩、金龜山遺址等，另外，南至廣東、東到台灣，皆存在與殼丘頭文化特徵相似的文化類型或遺址，説明此類遺存在於中國東南，甚至可以將眼光投向更遠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島，那裏都有廣泛的分佈，是東南土著的文化，是其後形成的百越族羣的祖先型文化。這類文化遺存從大陸到海島皆有分佈，為研究承載此類文化的族羣的遷徙與交流互動提供了考古學上的證據。

殼丘頭文化的發現成了台灣海峽兩岸學者共同關注的課題，這也是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的關鍵問題，備受國際學界的關注。殼丘頭文化與台灣的大坌坑文化之間有較多的共性，業已證實閩台之間的史前文化早在7000 年前便有交流互動。

在“南島語族”起源的研究課上，20世紀以來，考古學家、語學學家、民族學家以各自的方法相互結合，認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在亞洲大陸的東端甚至是中國的東南沿海，特別一提的是林惠祥與凌純聲兩位老先生結合民族學、體質人類學和考古遺存，首次指出了中國東南的百越族羣是馬來人的起源，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將中國東南與南島語族納入了統一的土著文化共同體。之後張光直先生認為台灣最早的大坌坑文化“如果代表台灣本島內南島語族的祖先，那麼台灣應該至少是原南島語族的老家的一部分”，在大坌坑文化有沒有延伸到大陸的思考下，張先生關注到金門富國墩文化，並認為富國墩文化是一個文化的兩個地方類型，且將殼丘頭文化也納入了富國墩文化的內涵中，得出“如果富國墩文化是大坌坑文化在台灣海峽西岸上的表現，那麼考古學的研究已經初步的把南島語族的起源推上了福建和廣東的海岸”，而福建的學者卻與張先生持相反的觀點。總而言之，福建成了研究“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這一國際性課題的前沿陣地。當然，也不能忽視中國東南的其他地區，畢竟中國東南是一個整體，土著文化在此地區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發展，我們不應該割裂的看某個地區是否是成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更應該從“原百越– 南島”一體化進程的視角審視這一龐大的課題，而殼丘頭文化作為百越的祖先文化即原百越文化，對其和同類型文化的深入研究，將對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起到關鍵作用。 ^[2] 

以殼丘頭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在福建沿海一帶，如平潭縣的南厝場遺址、西營遺址、湖浦墘遺址、祠堂後遺址，閩侯縣的溪頭遺址下層和曇石山遺址下層底部、詔安縣的臘洲山遺址，以及金門縣的富國墩遺址和金龜山遺址等，都有相似陶片發現。根據地層學研究成果，殼丘頭遺址是早於曇石山文化的另一類型文化遺存，距今約7450～5890年，故學術界有人把這一類型的文化遺存命名為“殼丘頭文化”。

1988年，殼丘頭遺址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2] 

1991年，殼丘頭遺址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 

2019年，殼丘頭遺址被公佈為第八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和福建省第一批省級考古遺址公園。 ^[1-2] 

殼丘頭遺址位於福建省平潭縣，東南面是平原鎮往白青鄉的公路（X163），北面距海約5千米，東南距平潭縣城15千米。 ^[2]